紅牆醫生憶往事 江澤民是否為胡耀邦“急救”（圖）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秘書、警衛、保健大夫們打破沉默，走上前台，講述在紅牆之內的所見所聞。因為近水樓台，他們對於領袖的喜怒哀樂，應該有更真切的感受。《紅牆醫生―我親曆的中南海往事》（王凡、東平著，作家出版社　二○○六年一月出版），正是這樣一本應時而作的回憶錄。

書中介紹的七位紅牆醫生分別是：新中國第一位毛澤東的保健大夫王鶴濱，原中南海保健辦公室主任、北京醫院副院長馬蘇高，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的第一位保健大夫周尚玨，新中國領袖保健工作見證者力伯畏，曾經擔任董必武等保健大夫的王遹，“хх”後第一任中央保健局長王敏清，“хх”期間中南海保健組成員馬曉先。正是他們，最貼近地直觀了中共和國家的領導者們以怎樣的精神和毅力在疾病和衰老加身的情況下忘我工作、冷靜而理智地麵對死亡這些構成高尚人格卻鮮為人知的部分，為人們打開了一扇難得的窗戶。

“特製茅台”見識領袖風範

中共第一第二代領導人，書裏幾乎都涉及到了。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到華國鋒、鄧小平、陳雲、胡耀邦，還有像董必武、李富春、葉劍英、陳毅、劉伯承、李先念，甚至林彪、江青、高崗、饒漱石、康生都有介紹，還有眾多的民主人士。

北京中南海紅牆內的故事，總能引起人們的窺視欲。

作為保健醫生，有機會接觸到領袖的工作和生活，又與政治保持著距離，被保健的對象對他們一般不設防，因而能有幸看到領袖們自然而然的性情流露。

開國大典的前一晚，懷仁堂裏舉行盛大的宴會。領導派給保健醫生王鶴濱一個任務：“不能讓中央領導同誌飲酒過多，無論如何人不能醉倒一個。萬一哪位領袖因參加這個宴會，引起身體不適而第二天真上不了天安門，責任就將由王鶴濱擔待”。預防和解救醉酒，不可能有靈丹妙藥。情急之下，他提出並被認可實施的“良方”竟是“用白開水偷換茅台酒”，這一臨時措施也沒來得及通報幾位中共中央書記。宴會上，麵對變味酒，幾大書記的風格，躍然紙上：

“劉少奇大概是幾位書記中酒量最小的了，他顯然對這樣的‘照顧’，毫無怨言。周恩來是能喝幾杯的，當他喝到‘特製茅台’後，以為什麽關節出了差錯，麵色驟然凝重嚴峻起來……毛澤東喝下‘特製茅台’後，一臉的波瀾不驚……”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保健醫生周尚玨對劉伯承元帥的一個特殊記憶：“他看電視從來不看戰爭的場麵，一旦電視中出現戰爭的場麵，他就趕緊把電視關掉，而且隨後臉上會流露出非常難過的表情。”劉伯承後來告訴他：“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特別是在不是與外國侵略者作戰，而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死傷的雙方，都是中國的老百姓家的年輕後生。因此，每一個大的戰役前一兩個星期裏，我們都是在那裏研究如何作戰，一方麵要研究如何戰勝國民黨；另一方麵還要研究怎樣才能把雙方死亡的人數降到最低限度。你想想，我們犧牲一位戰士，他的一家都要悲傷，那最後是一家哭啊，同時還會給這個家庭的生計帶來怎樣的損失啊。同樣一個國民黨士兵死了，也會殃及整個家庭。他們都是農民的子弟，一場戰爭要損傷多少家庭啊？”

過去，我們隻知道元帥們，對戰爭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對如何取勝應該最為看重，這是軍人的天性和天職。沒想到他們也有極富人情味的一麵，對生命如此尊重，對戰爭如此不忍。

江澤民為胡耀邦“急救”

關於胡耀邦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發病的細節，作為當時中央保健局局長的王敏清在書中做了回憶。引人注意的是，他對一篇名為《胡耀邦最後的瞬間》中的細節，提出質疑。

《最後》一文中的這一細節為：“這時，胡耀邦雙眼緊閉，已經不能說話。大家萬分著急，慌亂中有人問了一句：‘誰帶了保險盒？’恰好江澤民隨身帶了，就給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亞硝酸異戊脂。”

王敏清對此堅決否認。他說，胡耀邦“自以為是胃病，他怎麽可能像‘最後’一文中寫的那樣，聽從趙紫陽等關於‘心髒病’的推測，並吃下江澤民隨身帶的硝酸甘油片，並嗅亞硝酸異戊脂？而且在中央領導人開會的場合，這些領導人會在不待醫生出現、診斷就自己掏藥給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發生的，吃出了問題誰負責？”他“在現場組織搶救，根本就沒人提到曾經給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亞硝酸異戊脂一事”。

我沒看過《最後》一文，也不知作者的消息來源。但是王敏清否定的理由，至少從書中看，並不充分。因為此事發生在他趕到現場組織搶救之前，他來後 “沒人提到曾經給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亞硝酸異戊脂一事”，並不等於就沒有；另外，即使是中央領導人開會，突然有人病倒，現場的領導人不待醫生出現、診斷就自己掏藥給患者吃，不是不可能發生，因為現場最高領導人說可能是心髒病，而胡耀邦的突然發病，以這些領導人的經驗，做出這樣的判斷，立即實施救治，完全有可能；至於說“吃出了問題誰負責”，除專業的醫護人員外，一般人當時不會也來不及考慮這些，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胡耀邦的女兒滿妹所著《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談到“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恰好記錄了這一細節：

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

坐在父親對麵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裏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

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裏，囑咐他吞下。

坐在父親後麵參加匯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邊的統戰部長閻明複小聲說：“這藥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

閻明複著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後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脂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麵前……”

這些細節發生還不到二十年，現場的當事人，大都還健在，要核實其實並不難。

未成專家的遺憾

以當時內地人的眼光看，到中南海無論做什麽工作，都是極其光榮的。紅牆醫生，都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他們對中共和領導人的忠誠，以及職業操守，毋庸置疑。做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對其專業要求雖然也高，但領導人真要有什麽大病，要請全國知名的專家會診。這樣的工作性質，當然也影響到他們最終很難成為某方麵醫學專家，成為他們中很多人的一個”遺憾”。

書中這幾位紅牆醫生的觀察，其實仍然是遠距離的：除保健之外，對其他問題，他們隻能是旁觀者，和領袖交心也難，除非能得到特別”寵幸”。同時，紅牆內的紀律，決定了他們必須盡量回避可能了解重大問題細節的機會。比如，在”宣布了隔離審查的決定後，江青被送到一個預先安排好的隔離地點”，被安排陪伴江青的護士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甚至陪伴江青幾個月，連具體的地點在哪兒都不清楚，而按規定，他們也不能隨便打聽。

當然，即使他們知悉的細節，有些可能目前暫時不便講出。例如，一位享受中央保健待遇的”民主人士”，”把黨和政府委派到他們那裏服務的醫生，特別是護士，看作是伺候他們的下人、低人一等的人”，而且借機大罵共產黨，書中提到時，仍然留下情麵，不肯點出名字。

所有這些，都使讀者失去了進一步了解真相的機會，多少也算個遺憾。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相信書中的這幾位主人公還有滿足公眾需求的那一天，這裏也為人們留存了諸多寶貴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