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當年神童的秘密 專訪當年三位科大少年班的學生

3名中國科技大學第一批少年班學生作客東方衛視《非常記憶》

1978年，整個中國都在為一群11—15歲的少年激動，他們就是中國科技大學招收的第一批少年班學生。在他們身後，無數家長和孩子都期待著能夠擠進少年班，沾上點天才的靈氣。30年後，由於當年的兩大標誌性人物中，“第一個少年大學生”寧鉑已經出家，“年齡最小的少年大學生”謝彥波則在人際交往中暴露出諸多缺陷，外界對少年班的狂熱急劇降溫，甚至嚴重質疑整個超常教育。少年班的學員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群體？他們為什麽是“神童”？《傷仲永》是否真的是“神童”的宿命？4月27日19：30，中科大少年班78級的3名學生王永、王凱寧、郭元林，以及他們當時的考官史濟懷老師，將在東方衛視《非常記憶》中講述天才的秘密。

應試高手≠天才

由於少年班的成員大多數在初中甚至小學時就在各種知識競賽上獲得令人驚異的出色成績，這也成為他們被發現的一個重要渠道，不少人將應試高手與少年班的早慧孩子等同起來。對此，王永表示不讚同，因為當初年僅15歲、正在讀高一的他參加少年班招生考試，考題“完全就是當時高中畢業的水平，比高考還要難，可現在的高中生去考，肯定不會覺得太難，這不是說大家都變聰明了，而是現在的孩子做題實在做得太多了。那時候沒有人逼我去學這些內容，是我自己想學，覺得學校教的東西還不夠滿足我，就自己主動地去找高年級的題目來做。”王永還透露，他的兒子目前正在讀中學，成績還不錯，可是並不愛做課外題，自己很好奇，問兒子怎麽會這樣，說“你爸爸我當年可是到處找這些題”，結果兒子回答說：“你那是想做沒題做，我們現在是要做多少有多少，就怕你做不完！” 對這樣的現象，王永的結論是，是主動還是被動地去學習高難度的東西，這是區別天才和應試高手的一個重要指標。

天才試卷著重考查接受能力

1978年，第一個少年大學生寧鉑經父親的好友倪霖推薦，成為受到國務院副總理方毅關注的“神童”。一時間，全國各地掀起舉薦“神童”的風潮。不過，真正的“神童”畢竟是不多的，如何從舉薦對象中甄別出少年班的成員呢？當時負責招生考試的史濟懷老師表示，自己的觀點是，由於接受考查的孩子年齡都很小，就讀的年級也各不相同，“考他們已經知道多少沒意義，關鍵要看他們能接受多少”。他舉了個例子：“當時我來上海，這邊教育局已經初步挑選了10個孩子讓我看行不行，我就分別給這些孩子先講解一道證明題的解題方法，然後讓他們再講給我聽聽，看他們在這麽短的時間裏理解了多少，結果這麽一考下來，隻有兩個孩子過了關。”對於目前各種考試推行的標準化試卷，史濟懷有些不以為然：“眼下80%的考題都是選擇題，有可能亂選也碰對了答案。我現在教課，給學生出的題沒有一道是選擇題，因為我必須要看看他們到底聽懂了沒有，不能讓他們碰運氣。”

天才的筆記：“現場直播”加“實況錄像”

愛迪生有句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在一部分人眼裏，天才就該是那種整天玩耍卻能不費吹灰之力解決常人難以解決的問題的“超人”。事實到底是怎樣呢？王永出示的兩本筆記本令人驚歎。他說，在上課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少年班的孩子都在認真地做筆記，“老師說一句我就記一句，至少把要點給記下來，可以說我的筆記是‘現場直播’式的。不僅如此，課後包括放假的時候，我還要把這份筆記再整理一遍，因為當堂記的比較潦草淩亂，我會把它們謄到另一個本子上，一邊謄寫，一邊回憶一下老師講課時的情景，像放‘實況錄像’一樣。這樣，我上課的時候為了盡量記得詳細完整，肯定會全神貫注，而課後再整理，相當於學了兩遍，效果自然很好。”

要敢於懷疑,挑戰

說到學習的方法，王凱寧特別強調“懷疑”。他說，讀一篇文章的時候，要經常想想錯的地方在哪裏，“有的少年班學生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導師出的題目，敢說‘你這個題目一點意義都沒有’ 。大部分人往往一見到諾貝爾獎獲得者，就崇拜得不得了。要敢質疑、敢批評、敢挑戰，這樣才有利於培養創新精神，科學研究才能不斷進步，不然，光是崇拜是寫不出新的論文來的。你要敢去想，憑什麽書上寫的、某些‘家’們說的就一定是對的呢？他們有沒有可能弄錯？然後通過自己的求證去建立自己的知識體係。”王凱寧說，這樣的懷疑，不僅適用於對別人的研究成果，也適用於自己，要懷疑一切，“隻要你願意推翻自己、真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和不足，即使你因為自己的智力超群而有些自負，那也能不斷進步。”

對寧鉑謝彥波無須“傷仲永”

作為“第一個少年大學生”和“年齡最小（11歲）的少年大學生”，寧鉑和謝彥波無疑成了少年班學生中的標誌性人物，可現在他們倆的狀況似乎並沒有繼續少年時的神話——寧鉑三次報考研究生，卻三次“臨陣脫逃”，幾年前他出了家，目前雲遊四海下落不明；謝彥波則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先後與兩位導師相處得很不愉快，最終也沒能拿到學位，目前是中科大的一名普通講師。由此，不少人認為這是重複著方仲永幼時穎悟大了卻“泯然眾人”的“神童宿命”。

郭元林、王永、王凱寧都不讚同這種說法。郭元林說：“寧鉑出家，是他個人的選擇，是很平常很正常的事。佛學也是一個研究領域、研究方向，誰說以後寧鉑不會成為一位高僧呢？現在就判定他失敗為時過早。”王凱寧認為，當初進少年班並不是寧鉑的主動選擇，他是被動被推薦上來的，而皈依佛門是他的主動選擇，“人各有誌，他要追求內心的寧靜，為什麽不可以呢？尊重每個人內心的感受和個體的選擇，我覺得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標誌。社會本來就應該是多元化的，能做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事也是一種成功。”

同為78級少年班的同學，王凱寧、郭元林這麽看待寧鉑的出家，難免有“維護自己人”的嫌疑，但王凱寧說，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對寧鉑現狀的接受程度、理解程度高，並不僅僅因為那段共同的經曆，還因為少年班的人“本來對整個世界各種事物的接受程度、理解程度都比較高，因為智力或者說智慧中，本來就應該包括這樣一種開明、開放的心態”。

少年班是超常教育的有益探索

一方麵因為寧鉑謝彥波的“神話破滅”，一方麵因為“快速培養大批國際頂尖科學家、多拿幾個諾貝爾獎”的全社會期待未能實現，有些人哀歎“少年班辦學失敗”。

王永表示，說成敗，一要看最初的目標，二要看實際的結果。先說結果，盡管從中科大少年班的辦學經曆來看，30年就蓋棺論定不合理，但就在30年間，有91%的少年班成員畢業後獲得了研究生學位，前16屆(1983-1998年)少年班590名畢業生中，64%獲得博士學位，26.9%獲得碩士學位。據不完全統計，他們中約20%選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其中有93人擁有國內教授、副教授職稱和國外終身教職，一些人已成為國際頂尖科學家，還有不少人在科學研究、IT、金融、製造等廣泛領域嶄露頭角，並取得卓著成就。而從辦學的初衷來看，他說：“我覺得辦少年班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因為的確有這麽一群孩子小小年紀已經具備修讀大學課程的能力，你不讓他去上大學，一定要他按部就班，白白耽誤幾年，這不人道嘛！可是孩子們還小，如果沒有專門為他們開設的少年班，讓他和普通大學生一起讀，心理、性格各方麵都有很大差異，難免讓他們悶悶不樂，就會不和諧。有了少年班，這些問題不都解決了嗎？所以我覺得少年班是中國超常教育方麵的有益探索。”

王凱寧則表示，假如整個國家的科學人員都沒有拿諾貝爾獎的話，僅僅寄望於中科大少年班迄今為止的畢業生去拿這個獎，並以此作為判定少年班辦學成敗的標準，是不公平，也是不現實的，“拿諾貝爾獎，這有待於我們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與世界拉近距離，這需要一個過程。而且，這個社會不僅需要從事學術研究的科學家，也需要大批把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對生活直接產生影響的技術人員，你能說他們就不成功嗎？”

超常教育不適於大範圍推廣

1998年，寧鉑曾參加了一期《實話實說》的錄製。說到少年班辦學成敗的話題時，寧鉑不斷舉手要求發言，而且“語速很快，情緒激動”，這被不少人拿來作為他當時已經瀕臨心理崩潰的證據。不過他的三位昔日同窗卻反問道：“為什麽沒有人認真聽聽他說的到底是什麽呢？”

寧鉑當時在節目中說：“並不是‘神童’害了我。這一點的話我作為過去的經曆，不管是怎麽樣，我作為我人生經曆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這點給我的體會很多，使我認識了很多東西。但是我感到很難受的一點就是，有些人呢，在沒有我這種人生體驗的情況下，把我在作為一個特定的人，在特定環境底下的一些經驗無限製地推廣出去，這是出賣了我們的孩子！”王永覺得寧鉑說的很有道理：“大家應該承認教育的差異性、人的差異性。當時媒體報道了寧鉑的許多事跡，非常了不起，我們跟他實際接觸後，發現即使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群體中，他也確實特別聰慧，知識很淵博。可是後來，媒體漸漸轉向渲染寧鉑的父母是如何培養他的，引發不少家長群起效仿，認為對於中等智力的孩子隻要加以合理的培養，也能讓他們成為第二個寧鉑，這根本就不現實！你得承認，天才的數量不會是太多，超常教育也不是一件可以大範圍推廣的事。我覺得寧鉑這麽說，是他關愛青少年的表現。”

王凱寧則透露，自己教育孩子的時候，更關注孩子的幸福，“我從來沒讓他跳級，雖然如果提出來的話，肯定可以辦到，但我擔心那樣會讓他的童年少了很多朋友”。他表示，回憶起少年班的生活，雖然也很幸福，但畢竟還是有點單調，“現在的少年班好多了，增加了不少社會活動。”

附簡介：

王永——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978級學生，現為中國科技大學自動化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凱寧——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978級學生，現為易保網絡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架構師、研發部總經理
郭元林——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978級學生，現為清華紫光集團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