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蔣介石夫婦的家居生活

進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濟任助教一年半後，教授們很欣賞我的工作表現，決定將我越級升講師。不料報上教育部去，公文還沒下來時，我卻接到另一份公文調我回重慶。那是由軍事委員會方麵發來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職，我因在學校做得很好，非常不願意去，便加以回絕。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親寫來的，他堅持要我到重慶軍事委員會任職，父命難違，我在無奈 下隻好回重慶去。

回到重慶我才知道，原來我家在重慶有棟四層樓房，但因妹妹身體不好，父親便在重慶汪山修了一棟別墅，專供妹妹養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臘梅、紅梅各一株)，父親十分喜歡那棟房子，故抗戰爆發、轟炸開始後，我們全家便搬到汪山別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條山溝的山叫黃山，兩山之間有公路可通，當時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看中這座黃山，便將行轅搬至該地，每周均上山辦公。蔣先生搬到黃山後，便針對附近住戶調查戶口，知道我們那兒有棟不錯的房子(即我家別墅)，也知道是誰住在那兒，調查得十分清楚。當時蔣先生身邊幾位高級人員如王惕吾等，都與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調到軍事委員會。不料我竟不答應，他們便直接找我父親，並動之以情，表示我若到軍事委員會上班，因離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顧家人。父親聽了覺得有理，才寫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濟知道我的情形後，還特地讓我留職停薪，待一兩年後若我離開軍事委員會，便可再回同濟工作。從那以後，我便開始在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上班。初進去時，他們給了我一個少校階級，並讓我在醫務所內工作。當時的醫務所吳齡深所長是位留德博士，專攻內科，他覺得自己一人忙不過來，需要一位外科輔助，而我專攻外科，便征調我在那兒工作。醫務所裡除所長外，另有兩名醫生和一位男護士。不過那時蔣先生看病仍以吳所長為主，因為吳所長一直都跟著他，其他人隻需為蔣先生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從室工作是沒有星期天與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均需待命。剛開始工作時我十分不習慣，醫務所的人也都很體諒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調班，隻要留一個人在醫務所，另一個則可溜回家去。大家一個禮拜可以輪假一次，所以我每個禮拜都可以回家。

替蔣先生醫治癤瘡是我與“禦醫”頭銜結緣的開始。1943年，我才進官邸服務未幾，蔣先生肛門附近便開始痛，吳大夫看過以後對蔣先生說：“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來看。”蔣先生答應後，我便前去替他看病。經過診斷，我發現那癤瘡已經化膿，光是擦藥無效，應該把癤瘡割開，將膿放出，於是便直接對蔣先生說：“報告委員長，這可能要開刀喔！”蔣先生問：“要怎麼開啊？”我說“這很簡單，我拿個小刀就可以開了。”蔣先生當時便說：“好啊，你去拿呀！”於是我便帶了開刀器具，消過毒，便去幫蔣先生開刀。開刀時我幫他把癤瘡割開，把裡麵的化膿一放，蔣先生的癤瘡便治好了，是個很簡單的手術。

其實照規矩講，那時我應該小心謹慎地請蔣先生到醫院治療，但因我那時年輕，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便直接替蔣先生進行手術。我替蔣先生治好癤瘡後，正好有人提報吳齡深擔任軍醫署署長，蔣先生問他要找誰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議由我擔任，蔣先生說：“好，找他來我見見。”待我上去見了蔣先生後，他立刻開門見山地說：“你來做我的侍從醫官！”從此後，我便開始了四五十年的“禦醫”生涯！(熊先生自1943年起擔任蔣公醫官，至1975年蔣公去世，共計32年。在此謂四五十年的“禦醫”生涯，尚包含至經國先生去世的1988年為止。)

蔣先生夫婦家居生活

蔣先生與夫人在重慶的臥室，是兩張大床並排在一起，再以一張大蚊帳將兩張床罩住。床的旁邊是一間起居室，裡頭有兩個大櫃子，一個放蔣先生的衣服，另一個則放夫人的。臥室外分成兩間辦公室，蔣先生與夫人各一間，他倆白天各辦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覺時間亦南轅北轍。蔣先生晚間九十點便上床，夫人則不到一兩點不會睡覺；早晨蔣先生約六點多鍾即起床，夫人不到11點鍾不會起床。他倆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時間全然不同，但兩人上下床都輕手輕腳，誰也不吵誰。

我在重慶那段時間與蔣先生接觸不多，但仍知道周圍的情形。當時重慶市麵還很安定，沒聽過什麼搶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轎子、叁輪車與公車，因重慶是山城，所以腳踏車不能走，蔣先生到黃山均乘轎子。蔣先生在黃山的房子坐落於山頂，是座不頂豪華的木屋，四周環境十分安靜。而蔣介石在四川的轎子習慣上都有叁個轎夫，其中兩人抬轎一人換班。故蔣介石要由重慶上黃山，需先搭乘汽輪至長江彼岸的南安，再換搭汽車到黃山官邸，然後乘轎上山頂木屋，約需走八九十階梯子。

由於蔣先生與夫人在重慶時，有許多時候均需用轎，故在官邸裡確實有一頂專用轎子。當他們要上廬山時，也經常坐轎上去。但來台後，除了到復興鄉角板山之外，那頂轎子便很少用了。過去在四川坐兩人抬的轎子是很平常的事，因為四川多山，轎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現。不過蔣先生坐的轎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轎有蓋可遮雨，還有簾可遮擋轎內的人，讓外麵的人看不見，此外均與一般滑竿相同，是種前後兩人抬兩根竹竿，當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簡式轎，與花轎並不相同。抬轎的轎夫也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他們絕對不會滑跤，因為一滑跤便沒麵子了。他們很穩當地上下梯，踩得很穩，我從未見過有哪個轎夫跌跤過。一頂轎共有兩個轎夫，前後各一。有趣的是：他們在抬轎時還會彼此相呼應，若前麵轎夫看見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後麵轎夫聽了即答稱：“踩得穩。”而前麵轎夫若看見路上積水，便先提醒：“前麵亮光光。”後麵轎夫聽了便答道：“後麵水當當。”當前麵轎夫說：“兩邊有(意指兩邊都有人)。”後麵便應：“中間走。”這樣一問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後麵轎夫聽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韻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戰時四川交通可通印、緬，每回隻要有人出去，大夥兒便托他買些OMEGA表回來，在當時這已是極好的表。當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車、轎子或腳力，不過蔣先生自己用了轎後，市麵上的轎子便漸少了，因為蔣先生認為轎子是種很浪費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築馬路，提倡單人拉的黃包車(又稱人力車)。當時汽車很少，走遠路全靠公車，不過那時的公車是燒煤炭的，經常會拋錨。

蔣先生很重視運動，每天要散步叁次(早餐後、午覺後及晚飯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車出去，到黃山風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發生一件趣事：因黃山上有個空軍基地，雖然山上馬路並不寬，但基地裡的卡車卻開得很快，使得路上揚起很多灰塵，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蔣先生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車駕駛開得那樣快，便叫卡車停下來，然而那些卡車司機平常便不管別人，所以根本不理會蔣先生，照樣高速通過。卡車繼續向前行駛，遇到走在蔣先生之前的中將級侍衛組高級人員，這些高級人員一看到卡車這樣橫行霸道，竟不理會蔣先生喊停，便舉雙手意圖攔下那輛卡車，誰知那卡車司機非但不停，還吐了一口痰在高級人員臉上。卡車司機隨後又遇到一些武裝人員，此時他一看情況有些不對，便趕緊下車逃逸，連車子也不要了。

蔣先生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請一位客人一起乘轎前去。有一回他們到廬山野餐，請我一起去，我那時的階級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蔣先生身邊的侍衛官則是中將，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將沒轎子坐，我一個中校反而有轎子坐，於是我隻好下來陪他一起走，不料這一走便走了兩個鐘頭才抵達野餐目的地，因為夫人喜歡到很遠的地方野餐。夫人偶爾還會攜帶出遊用的簡單爐子，做些蛋炒飯來野餐。

重慶時代，蔣先生與夫人幾乎每周都要上黃山，而戴季陶、陳布雷、吳稚暉等先生也常跟著住在山上。蔣先生很喜歡看遠方，既樂山又樂水。他也常在郊外詢問吳稚暉先生等人對國家大事的意見。周末時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時候則多在官邸，沒什麼多大變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順後，有一天蔣先生突然不睡午覺，要車子載他到重慶郊外去。那天他到重慶郊外一片人跡罕至的田野，下車後拿了拐杖在田地當中來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後來我們才知道他那時正在考慮遷都的問題，因為那時日本人已經攻下安順，安順離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議遷都西昌，蔣先生在田野裡考慮過後，便決定死守重慶。

這個難關一過，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難關。爾後日本人即節節敗退，飛機、轟炸也都不來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轟炸十分頻繁。我還記得有一回在黃山，日本人的飛機又來轟炸，當時蔣先生正在黃山居所陽台外吃午餐，飛機已到頭頂，蔣先生卻不肯進防空洞。因為蔣先生的居所就在黃山山邊，炸彈一丟丟得不準，正好落到崖下去，卻炸傷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彈丟的位置離蔣先生居所很近，雖然最後沒有造成蔣先生的任何傷害，但情況真是危險極了。

當時重慶遭到日軍轟炸，許多地方都起了火。過去當地的建築並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燒夷彈，房屋一起火後，往往得燒個大半天才救得了。我們那時在黃山，經常看見重慶城裡一片片火團。當時的物價倒不怎麼漲，不過米卻最值錢。當時我們領的是薪水，還可配給到一點米，我記得一旦將米拿去換錢，還可以換到比薪水多的錢。所以那時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為轟炸的關係反而不值錢。

四川各種重要物資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資如鹽、米、糖、魚、肉等尚不虞匱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較稀少。不過那時大家都很儉樸，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壞，大家也都無所謂，每個人心中仿佛都存著幾許抗戰勝利的希望。所以在當時，共產黨勢力雖然有所增強，但表麵上看來，社會治安、物價、物資、兵源等均不成問題，民心十分穩固。一言以蔽之，當時的社會情形便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抗戰勝利

1945年8月，美軍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日本決定投降，我國對日八年抗戰至此方告結束。勝利來臨後，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不平等條約全部取消，台灣、澎湖均收回，一切勝利使得蔣先生自信增強，很多時候變得不大聽勸。此外，因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員並未經過慎選，全憑他人推薦與蔣先生個人喜好派遣。例如錢大鈞接收上海，陳儀(公俠)接收台灣，便可能是兩個大錯。錢大鈞是個愛錢的人，人們都說他是“錢大勾，勾大錢”；而陳儀又是個軍閥，所以台灣才會發生像“二二八”那樣的大禍。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國民政府頓失民心，使得輿論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大肆攻擊，於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連帶地使法幣也出了問題。

1948年5月，蔣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那時我已是他的專屬侍從醫官，全權負責他的健康問題。當時蔣先生要參加任何會議，都會先詢問我當天的健康情形再做決定，所以有時蔣先生會否準時參加某一會議，底下的人因不敢請示，便先打電話來問我。我那時不但要負責蔣先生個人的健康，連蔣先生身邊的重要人士如戴傳賢、陳布雷、吳稚暉、何應欽等，蔣先生也會要我去看，一方麵是去替他們看診，另一方麵也表示蔣先生的關懷之意。所以我那時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蔣先生的健康，還要替他做親善工作。

那時蔣先生每次搭飛機出去，共有叁架飛機一起飛。第一架是先遣機；第二架是座機美齡號，共可搭載十一人，包括蔣先生、夫人、侍衛長、武官與副官，有時還有吳國楨(峙之)、黃少穀等人；第叁架則是隨從機，搭載侍衛官、侍衛，及行李鋪蓋等。我原本都坐隨從機，後來蔣先生交代我也搭乘座機，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因朝夕相處，我對他的了解也很深。

在那段時間裡，我發現蔣先生確實十分辛苦，幾乎每晚都睡不好。共產黨勢力越來越大，美國人卻愈來愈不幫忙。夫人那時表示要到美國，一方麵讓美國了解我們的情形，另一方麵則是求援。當時徐蚌會戰已敗，情勢十分危急，蔣先生便答應夫人的建議，讓她到美國去。直到出發的前一天晚上，蔣先生才吩咐我隨夫人一起去，我因毫無準備，一下子腦筋也轉不過來，便回答蔣先生道：“報告總統，現在這個時機並不方便隨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這裡就沒人了。”蔣先生那時一愣，還沒來得及想，夫人便說：“達，〔蔣先生與夫人間的昵稱，即英文“達令”(darling)之簡稱〕我看不用這樣，我在美國還有醫生可以照顧我，熊醫官在這兒很重要，還是讓他留在你這邊吧。”於是蔣先生問我：“你的意思呢？”我說：“我要留在這兒。夫人在美國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醫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時，我臨時去也來得及。”於是我便未隨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這幾句話對蔣先生的影響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對我個人的影響卻很大。假使當時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許我自己便會待在美國不回來，就在美國醫院待下去，對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也都不會參與。所以當時我若真去了美國，將來是否還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台灣定居，都還在未定之天。當時一念之間做出那樣的決定，對我一生的影響確實很大。

那段期間我與蔣先生十分接近，也發現他對國家局勢與人事實在擔了許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藥物幫忙才睡得著。後來國家情勢愈來愈亂，我們那時還不太能了解局勢到底壞到什麽程度，隻曉得蔣先生處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隻能好好地照顧他的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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