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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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勞逸的《毀滅的種子》一書第一章，就寫了蔣介石在應對各方地方實力派中的心力交瘁（1）。他實寫的是雲南，虛寫的是山西、廣東、廣西、湖南、西北軍、東北軍等。蔣介石旗下的國民黨，好聽的說是各方勢力的聯合體，難聽些說簡直就是一個大雜燴。
在這樣地方勢力林立、派係林立、利益集團林立的態勢下，蔣介石幾乎已經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他收服了一個個的異己為自己的國家和黨所用，又運用弱勢平衡原理（2）成功地擊敗了一次次針對中央政權的覬覦。他在整合國內各方勢力團結一致向前看方麵，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用盡了縱橫之術、帝王之術。隻是可惜，共產黨的持續對抗，日本人的入侵，讓他在“攘外”和“安內”兩條路上揮汗如雨，再也難於拿出足夠多的精力徹底地收服那些暫時被他“招安”的軍閥、政客和投機者們。
因為內部不穩，蔣介石永遠也不敢傾注自己所有的嫡係用於一個戰略方向。按易勞逸的分析，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在選擇對於各地方實力派的策略時的失誤而讓自己最終處於四麵楚歌的地步。他以武力解決了龍雲，又對曾經受到過龍雲庇護的民主人士大打出手，這使得他不但徹底地得罪了雲南人、雲南軍人，以致引來後來一場接一場的雲南軍人起義，而且大大地激怒了各方實力派，不僅李濟深組成的動員委員會時時準備在蔣失勢後接管政權，就連羅隆基等組織的民盟也開始成為他的敵人。三大戰役結束後，正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幫，成功地將其逼下寶座。一九四九年，從湖南到四川，從綏遠到新疆，到處都是地方實力派發出的起義通電。
在對待各大“山頭”的問題上，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基本策略沒有多少不同，無非也是“扔石頭、摻沙子、挖牆角”的九字真言。在細致和陰狠程度上，蔣先生甚至遠勝毛先生一籌，因為毛澤東對待各大山頭更多的是使用“陽謀”。可是，為什麽蔣介石就在山頭麵前折戟而毛澤東則能屢屢得勝呢？要知道，蔣介石可以住手的力量可是遠比毛澤東能夠借重的力量要強大的多啊。
也許，蔣介石屬下的山頭都已經是百年老店、根深蒂固。這就使得那些山頭不僅有潛在的破壞力而且有現實的破壞力。比如東北軍這支幾乎從來沒有證明過能打仗的部隊，玩起窩裏反來卻是毫不含糊，比如西安事變，比如二二事件。比如廣西的李白同盟，從來與蔣介石都是麵和心不和，隨時可能會對他實施致使一擊。
而毛澤東治下的各大山頭，則大多沒有如此強大的破壞力。比如張國燾和項英算是兩個很有實力的軍人山頭吧？可他們壓根就沒來得及對毛澤東構成特別大的威脅就因為自己不爭氣而退出強者序列。毛澤東如同對付蔣介石和日本人一樣，絕對不會選擇在不利的情況下進行決戰。對張國燾在一四方麵軍會師後的強硬態度，毛澤東一走了之，根本就不給你一決勝勝負的機會。
其次，蔣介石總是不得不同時麵對多個山頭的聯盟的威脅。而毛澤東則總是能夠成功地拆散可能聯盟的各方勢力。比如在長征中，他努力避免張聞天與彭德懷的聯手（3）；在抗日戰爭中，他又努力拆散周恩來與王明、博古的合流。
再次，蔣介石總是不得不把自己置於與多方政治軍事勢力交鋒的複雜局麵下，而毛澤東則能夠抓住重點對最要緊的對手實施重重的一擊。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的瘋狂掃蕩逼迫根據地實施精兵政策；日軍的主力南撤，又讓根據地的壓力減少。毛澤東適時把高級幹部調回延安，開始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等山頭的集中清算。延安整風大大地強化了黨內團結，確保了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迅速戰勝國民黨軍隊。
第四，蔣介石總是處在明處和風頭浪尖上，也使得他成為各大山頭的集中攻擊目標。而毛澤東顯然深得黨內鬥爭之三味，他先是在遵義會議上有意識地不清算政治路線而努力抓軍權，又在博古交權後 “讓”給張聞天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作用同時讓其承擔更多的矛盾。王明返國後，毛澤東認可書記處集體領導製度，一直到把各大山頭通過延安整風治服後才正式成為黨的主席。與蔣介石有些相似的是，毛澤東在建國後也屢受各大山頭之擾，致使他一怒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種強硬措施，也因此而讓他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大受影響。
應該還有其他的原因。而“蔣介石為什麽敗給了毛澤東”將是一個可以爭論一萬年的話題。
（網文）
2.以博古在蘇區之誤，按周的思維沒有理由與之結盟。
毛蔣之區別，是曹操與袁紹之區別，一個生來帝王，一個空守一方。術相同，禦術之人不同，上天給了蔣機會他沒有實力駕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