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一個多月前，有朋友不斷問我：“你給春晚寫小品啦？”我以“怎麽可能”作答；後過了些日子，一家報紙上載文說春晚語言組用我的一篇小文改成小品，效果頗好，我雖奇怪怎麽春晚無人與我聯係，但亦一笑了之；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再也笑不起來。
在消息見報之後，先是有人自報家門（春晚劇組）不報姓名地問我，是不是寫了如此一篇文章，然後又傳來一份資料讓我看看是不是一樣。這是刊載在2009年11月下半月刊的上海《故事會》，署名“陳誌宏”的一篇抄襲之作，我想兩文讀後結論自有。我的小文首發於2008年8月14日的新浪博客，200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馬未都說·車上篇》第36頁，名為《量力而行》。其後經過三番五次的電話盤問，我都如實稟報，電話另一頭劇組小姐總是將信將疑地說出不算悅耳的話。我年長，她年幼，我不和她計較。可她後來的話比較刺人，她告訴我說：“我們（春晚語言組）本來是根據陳誌宏在《故事會》的文章改編的，可沒想到您也寫了一篇。”我聽這話確實也糊塗了，我怎麽早在他之前“也寫了一篇”？好像有點兒不該的意思。
後來，劇組小姐又打電話告之：“陳先生願意與你共同署名。”我隻好告訴她，我不認識這個陳先生，我不追究他抄襲是我大度，但我不可能“共同署名”。我當時還退了一步，我說“讓他在改編裏署名吧，我也不計較了。”誰知劇組小姐鄭重告訴我說：“你理解錯了，我們改編另有別人。”
後來，劇組小姐電話通知我，並發一郵件《確認書》讓我確認同意改編，然後用快遞給春晚劇組寄回。我在我的權利未弄得十分清楚的前提下，主要是怕被蒙著“共同署名”，沒有及時寄出；劇組小姐就電話急催，毫不知道什麽叫客氣，從這事發生我接了她幾十通電話，有時甚至在半夜，但我總是耐著性子聽她那番道理。我告訴她，《確認書》是個單方麵的憑證，簽字後如寄出，我手頭就沒有任何憑證，此事應該簽合約，雙方各執一份。她先告訴我春晚幾百份都是這樣簽的，沒有其他法律文本。我說那我不簽，她這時隻好說去問問再告訴我。
過了幾天，她又打電話來告訴我說可以簽合約，不簽《確認書》了，馬上發合約範本給我。我收到合約後把空格的地方一一問了她，她告訴我說空格不要填，隻簽名寄出就可以了。這事很奇怪，天下的合約都沒這麽簽的，要命的地方都空著，讓乙方（即我方）簽字，那這合約有什麽意義呢？！我問她一個文人難以啟齒的問題，空格內的“作品許可使用費”金額是多少呢？她告訴我1000到2000元，每個人都一樣，節目播出後就給。
接下來的事有點兒匪夷所思。我告訴她這樣的合約我不太想簽，主要是……，劇組小姐有點兒著急上火，口氣不太友好：“我告訴您吧，這節目上不上還不一定呢，簽不簽隨便。”說完把電話掛了。我愣了半天神才省悟過來，估計所有作者都特想為春晚增光，為自己積累，上不了春晚等於白瞎，所有作者都有求於人，劇組的工作人員盛氣淩人也是有原因的。可這招對我不管用，這個節目上不上春晚，我一點兒都不在乎。
後來，我的電話就沒斷過說客，連我都記不起的發小也打來電話，噓寒問暖，當我如實招供後，他們也覺得解鈴還需係鈴人，又讓劇組小姐找我賠禮道歉。按說我再次接她的電話就是原諒了她不恰當的做法。她和我約了時間，到觀複博物館找我，她在路上電話指示我，讓我自己先打印合約5份，她親自來取。我覺得我終於可以不用自己花快遞費了，她遲到了，我心裏依然以路不好走為她解釋。
當我們終於麵對麵坐在會議室裏，劇組小姐向我致歉，她說：“我不知道您的身份，我要早知道就不會這樣。”我告訴她：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應該尊重每一位作者，不管他是誰。我後來出出進進打印文件，她蹺著二郎腿坐在屋裏一動不動，我心裏依然用她可能上學時缺乏社交禮儀教育為她解釋。可當我跟她說，合約某些條款我不同意，如她不能做主，讓她回去商量時，她突然不悅，告訴我這樣她的飯碗就會丟了；這讓我內疚，進退維穀。我隻好告訴她合約是一個雙方自願簽署的法律文本，一旦生效，不可反悔，所以要慎重雲雲……
再後來發生的事情十分難堪，她開始哭鬧，我在她哭鬧的間隙跟她說：任何合約都不會因哭鬧而簽。她不聽，仍我行我素。後麵的細節及言語限於篇幅，對她也不好，我就不想說了，反正我沒簽合約。
這些天，春晚劇組的人我認識的不認識的，直接的間接的拐彎抹角的都給我打電話，說事關重大，時間緊迫，還是簽了吧，否則大家麻煩一團……春晚總導演金越也來電話向我道歉，隻是電話裏我沒法說清至今未簽的原因。
我想，此時我更應該主張權利，讓尊重作者權利不再是一句空話；讓本次事件作為社會同類事物的一個範例；讓其尊重作者的無形資產成為習慣。我原來的想法是，為了全國人民，我可以不要一分錢讓他們改編。但有了這樣的經曆後，我決定，我要在合約中要求15萬元的作品許可使用費，這筆錢如劇組支付給我，我將悉數捐出。
我至發此文之時尚未同意春晚語言組改編我的小文《量力而行》（即小品《兩毛錢一腳》），盡管他們已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並已彩排通過，但至今未獲原作者通過，這不是我個人和劇組的悲哀，而是我們民族習性的悲哀。
2010.2.8
《馬未都說 車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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