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始末（組圖）

1974年3月27日 王明逝世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死。王明（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原名陳紹禹。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1930年從蘇聯回國後，打著“反對立三路線”旗號，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了中央領導權，至1934年間，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

　　抗日戰爭初期，又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把抗戰領導權送給國民黨，使革命又遭嚴重損失。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去蘇聯就醫，直到病死。

　　人物故事：1937年王明回國後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始末

　　抗日戰爭爆發後，對如何在有利於蘇聯的前提下貫徹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共領導人斯大林一直有著種種擔憂。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派回中國。這位“欽差大臣”自恃有強硬的國際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放在眼裏，在主持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目空一切，屢屢違反組織原則，擅自發號施令，公然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

　　奉命回國

　　王明是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會後不久，他便受共產國際的召喚，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行前，他成立了臨時中央，指定博古為總負責人。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正是通過博古等人推行貫徹，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由於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國際路線”，很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喜愛，他也因此節節攀升。1935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也就難怪他回國後，“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執行中，斯大林卻在國際主義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盤。當時，蘇聯在西線已與納粹德國成生死對頭，如果日本又從東麵發起攻擊，蘇聯就會兩麵受敵，處境極其危險。正是如此，蘇聯才和國民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希望中國在東麵拖住日本。為此，斯大林把寶全都押到國民黨政府身上，不相信“農民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武裝。而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是斯大林最為憂慮的。為避免這種局麵，斯大林想到了王明，決定派他回國。在斯大林看來，王明是“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隻有他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讓“獨立自主”搞得太離譜。

　　行前，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特意會見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囑說：“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不要刺激國民黨，提出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像法共那樣，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同時，他還提醒王明說：“你回去以後，要謙遜，要尊重黨的領導同誌，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和蘭州飛往延安。途中逗留幾天後，29日到達延安。當時，中共中央雖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告以王明將回國，但具體日期及回來的途徑，均沒有明確安排，再加上延安沒有專門的空中航線，所以當王明的飛機到達延安上空時，人們還以為是日機前來轟炸呢。

　　據當時參與王明迎接儀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員回憶說：“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裏麵載的是什麽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明等要來。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

　　毛澤東致歡迎詞時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在歡迎儀式上，王明在回話中則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誌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麽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誌。”這些話聽起來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當時激動而紛亂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議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麵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專題報告。王明口口聲聲表示，他所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語咄咄逼人。有人回憶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報告中批評了中央洛川會議的正確方針和政策，他認為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再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他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隻有抗日、親日之分；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他反對提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這些意見，顯然與中共中央有著明顯不同，但由於他有“尚方寶劍”，大多與會者隻能表示讚同。毛澤東雖然也作了辯白和解釋，但還是采取了忍讓態度。

　　會議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並在排列上做了手腳。王明自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故一再聲明他決無“奪帥印”之意。據張國燾回憶說：“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隻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即康生）、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毛原則上是讚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征求他的意見。……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裏一言不發，除了表示讚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改選書記的問題。”

　　在會上，王明和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解釋各執一詞，使與會的前線指揮員難得要領，不知如何去貫徹會議精神。彭德懷就有這樣的體會，他越聽越糊塗，感到會議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傳達。按照慣例，毛澤東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這個王明也不得小覷，他帶回的可是“國際精神”。因此，彭德懷在匯報時，隻是講了一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在會上，他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而是采取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這次由王明所攪局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正如彭德懷事後回憶說：“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製，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製，國民黨的反動麵目更加暴露。”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顯而易見，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的認可。

　　分庭抗禮

　　不久，王明就來到了武漢。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由於代表團和長江局成分大致相同，決定合並為一個組織，對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叫中共中央長江局。長江局的委員是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此後，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長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獨斷專行，把長江局淩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與中共中央公開分庭抗禮。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憶說：“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 月的決定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據我判斷，毛在公開場合雖然表示擁護黨的這條新路線，但在這段時間裏，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麵。”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風，但中共中央並沒有為這次會議作決議。王明對此耿耿於懷。回到武漢後，他便自作主張，擅自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一文，片麵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忽視兩黨之間抗戰路線的區別。他還在中共中央已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1938年2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竟附和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囂，指出在軍事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令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大感意外。為防止王明再生枝節，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誌不能再到武漢去。”後來，經會議討論，同意王明去武漢，但明確規定：“王明同誌留一個月再回來。”可王明根本沒有執行這一規定，到武漢後一直待到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認：“不願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願留在延安，說穿了，是延安有個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總得要受之約束，而在武漢就不一樣了，他可以天馬行空，無拘無束。

　　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王明得知這一消息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將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達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也報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這份文件後，感到其中闡述的內容有些不妥，為了補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王明在收到電文後，並沒有立即送達國民黨，而是在會議結束後，才給中共中央複電說：“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已閉幕，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寫的提議書已經送達，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與國民黨。希望你們不要再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黨內黨外都會產生不良的政治影響。”其實，正是王明自己這種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做法，在黨內造成了嚴重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演講。毛澤東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並把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其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盡快刊登，王明卻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中共中央又致電長江局，讓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這般阻攔的理由十分簡單，那就是他反對毛澤東對抗日戰爭三階段的科學分析。他在這年夏天的一首詩中，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態度：“四億弗憑鬥誌衰，空談持久力何來？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隻遁牌。”在晚年的回憶錄中，王明更是表露了當時的心跡：“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誌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麵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麵則借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情況，並遞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同時，任弼時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匯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了了解，從而消除了很多誤解和成見。7月至8月間，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最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籌備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王稼祥給王明去電，讓他來延安聽取並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並討論六屆六中全會的準備情況。可王明卻給中央回電，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委員去武漢或西安，在那裏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他甚至要王稼祥來武漢，向他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細節和傳達文件內容。中共中央明確拒絕了王明的無理要求，再次讓王稼祥致電王明：“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接到這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後，王明隻得打點行裝，立即奔赴延安。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一天，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王稼祥所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尤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信息，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提供了重要保證。毛澤東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強調了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的重要性，批駁了針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觀點，並從理論上闡述統一戰線的獨立性的道理。

　　王明在會上作《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會議後期，王明又臨時要求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這兩篇發言稿，從總體上說，對毛澤東的報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態度。王明說：“全黨必須團結統一，我們黨一定能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周圍。領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但是，對統一戰線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王明仍持保留意見。在會後所作《〈論相持階段〉與〈六中結論〉》一詩中，王明真實地表現出他的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晦暗心態，詩曰：“相持階段隻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

　　不過，王明在會議的公開場合，表示已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且再也沒有興風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信任。毛澤東為此指出：“王明同誌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曆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誌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武漢失守。會議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組織調整，決定撤消長江局，分別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將原長江局下轄的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中共中央對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由此宣告了王明與中央分庭抗禮時期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