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那時的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他們“流浪”在全世界，正是靠手藝和勤勞，才能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下去，包括上海。
口述╱全富榮
撰稿╱錢亦蕉（記者）
二戰期間，日本當局命令所有1937年後抵滬的猶太難民遷入“無國籍難民隔離區”。隔離區位於虹口，包含有15個街區。虹口隔離區不同於歐洲國家的“隔都”──猶太難民是與中國人混居在一起的，然而6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隔離區早已物是人非，猶太人居住過的建築依稀還在，而那裏的人卻走的走、死的死。據說現在仍居住在這裏的曆史見証者、猶太人的虹口老鄰居，大概不超過30位，他們都已年過八旬。記者找到其中的一對夫婦──84歲的全富榮和82歲的張招娣，他們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讓人們對當時的隔離區和猶太人的生活有一份最真實最貼近的感性認識。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當時猶太區的建築風韻猶存
六家猶太房客
我們家是1942年搬到這裏的（現址霍山路94號），那個時候這兒猶太人還不多，後來1943年2月日本當局下令1937年後抵滬的猶太難民必須遷入所謂的“隔離區”，搬來的猶太人就多起來了。
這個房子是英商造的，我們當時買下了這一幢，還借了隔壁一幢。我們住在隔壁，這裏一幢就租給別人住，一共有六家猶太人租借在我們家。隔壁兩家住的是兩對猶太夫妻，這邊住了一個中年婦女，旁邊一家是個姑娘和一個老太太……他們似乎都沒有小孩，或者有可能孩子沒有一起逃到上海。隔壁有個猶太男人長得胖，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fat man”。他們一般一早就出門上班了，早出晚歸，平時見了我們也就點點頭算打招呼。他們吃得很簡單，就是麵包、土豆什麽，再弄個湯。用的是法蘭盤，還有高腳玻璃杯，都是自己帶過來的。跟我們中國人起油鍋呀炒菜呀不大一樣。穿著也很平常，就是他們的西式服裝。
我記得，1945年，日本人戰敗，猶太人基本上還留在這裏。1949年解放前後，租我們房子的猶太人才陸續搬走，離開上海。走的時候，還送了幾樣東西給我們，有一隻木桶還用到現在。
我們現在房間裏用的這套家具也是出自猶太人的手藝，用了60多年了。當時我家對麵有一家猶太人開的木器店，我父親花了1000美元定製了這套家具（那時1000美元絕對是大價錢），包括一個五鬥櫥、一個大櫥、一張床、桌子和四把椅子，還送了兩把沙發椅，櫥上刻的花到現在看來都非常精致，猶太人特有的風格。木頭很堅固，除了床，其他東西都一直用到現在。
解放後，隔壁那幢房子，我們交給了政府。現在這一幢，後來也住進了很多人家。大概五六十年代，我們曾接到過猶太人寄來的信，當時因為對海外關係控製得比較嚴，所以我們很緊張，根本沒有拆，就把信扔了。或許就這樣錯失了與那些猶太鄰居重逢的機會，以後再也沒有聯絡了。這兩年，確實也有一些猶太人重訪虹口舊居，但是從年紀上看，他們那時應該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原先住著的成年猶太人，現在應該都已八九十歲，甚至更老，活著的也沒幾個，更不可能來上海了。
猶太人最勤勞
從我接觸到的所有的猶太人（包括鄰居和朋友）來看，猶太人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們工作非常勤勞、刻苦。
我們家是做服裝生意的，當時開了家女子成衣店，有時需要一些小零小碎的東西，就由猶太人提供。比如紐扣，中國人是沒有的，傳統紐扣都是布製的。猶太人想出了辦法，用木頭銼成圓形的紐扣，再用油漆一層層漆，看上去非常亮。一粒紐扣看著小，其實要許多工序。我們要什麽顏色，他就漆成什麽顏色，我們說好什麽時候要，他到時一定會交貨，非常講信用。
過去，遷到這兒的猶太人，有的沒有工作的，就在胸口掛塊牌子，背後再掛塊牌子，上麵寫著“木匠”啊、“漆匠”啊、“泥水匠”等等，找工作。我們有一次就找了這麽個猶太人來粉刷房間。一個50多歲的男人，真的很勤勞，從早幹到晚，基本不休息，隻有中午的時候稍微休息一會兒。不像我們中國的裝修工人，做一會要抽根煙、聊會天什麽的，他沒有的，悶著頭幹活，手腳特別快。
猶太人的勤儉是我的親眼所見。那個時候，我有幾個猶太朋友，住在舟山路五十幾號、六十幾號，其中有一個是做珠寶生意的，我常常到他那兒坐坐。他一個人做，就這麽小的一個房間，吃飯、休息、工作，都在這個屋子裏麵。我有時早晨到他那兒，他已經老早就開始幹活了。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一個人隨便做什麽工作，第一就是要勤勞，第二是要信譽好，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規矩來。”
還有個猶太朋友曾對我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手藝，那麽他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可以依靠手藝生存下去，才不會吃苦。”我想，那時的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他們“流浪”在全世界，飄到東飄到西，正是靠手藝和勤勞，才能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下去，包括上海。
做生意很精明
我記得舟山路83號二樓，住著一個德籍猶太人，長得高高大大，太太也很漂亮，還帶著兩個孩子，男孩10歲左右，女孩六七歲的樣子。他經常發洩對德國人的不滿，說他們野蠻，控訴他們的暴行。
猶太人做生意，用上海話說就是“門檻精”。曾經有位猶太人跟我說：“要開店，不管生意大小，一定要開在‘鬧猛’的地方，有市麵的地方。店麵小一點倒沒關係。”因為隻要市麵好的地方，即使店小，賺了錢以後，一樣可以再擴張。但是如果是沒有市麵的地方，店開得再大，也賺不了錢，反而會虧得大。現在我們想想，他說得確實沒錯。”
人們都說猶太人是天生的商人，做生意精明，確實如此。以前上海有句笑話，說一個人“門檻精”，就說這人是“猶太人麽”。猶太人做生意有手段、有計劃、有經驗。
我住的霍山路、舟山路一帶，也有一些猶太人開的小店，百貨店、服裝店比較多，還有五金店、咖啡店等等。猶太人開的店即使再小，裏麵的裝修卻很幹淨。他們的營業時間都是統一的，中午一定要休息一個小時，這是他們的規矩。生活條件好的猶太人，家裏有電話，有冰箱。更多的猶太人生活困難，擺地攤，幫人做擦鞋、剃頭、縫紉等等服務的都有。
當年虹口是公共租界，華洋雜居。這一帶，除了中國人和猶太人，住著的白俄、日本人，也不少。當時我們家也是開店做生意的，我的感覺是，日本人做生意沒猶太人精明，但他們的禮貌，比我們、比猶太人、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要好。客人進來非常殷勤地迎接，顧客離開也一定要送到門口。日本軍國主義當然殘酷野蠻，但是從日本普通老百姓來看，確實講禮貌。
猶太生活圈
當時猶太人主要集中在提籃橋地區，霍山路、舟山路是中心，朝東到楊浦區的荊州路附近，朝南到楊樹浦路，朝北到唐山路附近，朝西到高陽路，大概就是這麽一個區域。裏麵有不少難民所，我記得長陽路300號有一個，東餘杭路也有，收留無家可歸的猶太人。有一次，國民黨軍隊投炸彈，目標是這裏的日本海軍司令部，沒想到，炸彈發生偏差，附近難民所裏的猶太人死傷不少。
很多猶太人生活困苦，他們有的依靠變賣家裏帶來的東西以生存，久而久之，還專門形成了一個猶太舊貨市場──公平路以東、唐山路以南、長治路以北、海門路以西這麽一小塊地方，那時都是荒田（原來的房屋“八一三”時被日本人都炸毀了）。猶太人就在那兒擺舊貨攤，賣家裏的“生材”（日用品），比如酒杯、盤子、肥皂、裝飾品……除了家具都賣。附近長治路961弄住的都是猶太人，所以這裏主要是猶太人的買賣，很多中國人去買。
以前舟山路，白天有一排中國人開的小店，但是每天晚上7點以後，就是猶太人的“市麵”了，這裏是他們互相交際的場所，中國人一般不大看見的。晚上舟山路一帶很熱鬧，斜對麵霍山路上還有露天的屋頂花園（百老匯戲院樓上），有音樂演奏，喝喝咖啡，聊聊天。猶太人在這裏生活，有他們自己的圈子，主要還是他們自己猶太人之間的交往比較多。他們會說中文的很少，就算說，也是很簡單的幾個詞。我跟他們交談，主要用的是英語。猶太人在他鄉落腳，很團結，也很尊重當地習俗和老百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與中國人爭吵，很文明。-
我的父親避難上海
Raoul Kneucker博士專訪
“如果我能頒發一項和平獎，我想我會把這一獎項授予上海。因為很久以來，這座城市就當之無愧。”
撰稿╱何思翀 錢亦蕉（記者）
摩西會堂建於1927年，是當年上海較有名的四所猶太會堂之一。借著摩西會堂舉辦貝莎莎馮馮蘇特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周年紀念展之際，我們採訪了因斯布魯克大學及維也納大學的名譽教授Raoul Kneucker博士（原奧地利聯邦教科文部主管國際事務的司長），他向我們回顧了他父親二戰時期在上海避難的故事。
新民周刊：您父親當初為什麽會選擇來上海呢？
Dr. Kneucker：我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他收到中國的一家醫院的邀請準備來中國，到了倫敦之後戰爭就爆發了。當時他正在船上，並且就在船上被投入了監獄。那個時候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個時候，上海就像一座避風港，即使自己麵臨著經濟的窘困，依然張開雙臂，接納來自歐洲尋求避難的每一個人，讓他們在這裏生活下去。
新民周刊：您父親在上海待了多長時間呢？
Dr. Kneucker：他在1938年底來到上海，後來又在北京待了一年半的時間。在他回去之後，父親曾跟我講過很多次，他非常喜歡上海和北京兩座城市。
新民周刊：您那時沒有跟著一起來上海嗎？
Dr. Kneucker：沒有。那個時候我太小了，當我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我們全家都想一起過來，但是你知道，由於種種限製，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後來我去了美國，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盡管如此，我還是對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因為如果沒有上海這座城市，我也許就無法在戰後與我劫後餘生的父親重逢。
新民周刊：您父親有沒有跟您講起過那段往事呢？
Dr. Kneucker：當然，很多次。我記得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故事和習俗，並回顧了自己在中國的往事。你知道在那個時候整個歐洲對中國都不是很了解，我父親是第一個跟我說：“一定要記住，早在2000年前中國就已經開始用墨水寫字了。”這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過這些語言的描述讓我對中國古老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新民周刊：當時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麽？
Dr. Kneucker：我父親跟我說，那時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上海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千萬難民的第二個家園一樣，讓他們免受戰爭的災害。和平的形式多種多樣，要創造和平的方式也多種多樣，為了讓和平充滿世界，我們需要各種不同形式的關於和平的創意和手段，而上海就正是這樣一座和平的城市。我父親將這段經曆寫過幾本書，有900多頁，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書是《The City above the Sea》，就是“上海”的直接英譯，後來又被改為《Refugees in Shanghai》出版。這是本不錯的書，不過很遺憾，它還沒有被譯成中文，也沒有在中國出版。如果能有幸被翻譯成中文並出版，我將非常地高興。
新民周刊：那您是不是因為父親的原因，才會投身世界和平和抵抗反猶的運動中來？
Dr. Kneucker：當然這是父親對我的影響，讓我產生對中國的向往。不過也是因為我希望能夠了解中國的文化和一切。這次通過紀念貝莎莎馮馮蘇特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周年的活動，將我、我的父親，還有世界和平的主題聯係在了一起。這也更印証了我父親希望告訴我，讓我能感受到的當年上海在世界和平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如果我能頒發一項和平獎，我想我會把這一獎項授予上海。因為很久以來，這座城市就當之無愧。
新民周刊：您有沒有找到當時您父親住的地方，接觸過一些過去的鄰居？
Dr. Kneucker：我曾經走訪了五六十位當時避難在上海虹口區的猶太人，但是他們沒有人認識我的父親。盡管那時有3000到5000多奧地利人在上海停留，但上海實在是太大了，連這個虹口區都太大了。那時我的父親在鄰居們眼裏就是一個醫生，能看病開藥。我知道他一開始住在法租界，後來由於日本人的命令就搬來了虹口區，具體的地方我就找不到了。這麽多年的變化太大了。現在MartinWallner（第一位選擇到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工作以免兵役的奧地利人） 將在這裏幫助我完成這個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