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哲回憶延安：16歲北京漂亮少女在康生手裏的命運

師哲是陝西韓城井溢村人，1925年參加胡景翼統率的國民二軍，同年就被派往蘇聯的基輔聯合軍官學校學習。次年在蘇聯加入中國共產黨。師哲入黨後就和情報保衛結下了不解之緣，先在蘇聯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工作，後轉到莫斯科。直到1940年才隨周恩來，任弼時回國。師哲回國後在中共領袖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八年，先後擔任過毛的俄文翻譯，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等職務，期間多次參加中蘇兩黨、兩國間的最高層會談，因而他的回憶錄《在巨人身邊》，《峰與穀》一向受到學界重視，是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頗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在《師哲回憶錄》中他也描述了不少接觸的中共重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等。而中共黨內的那位“人間閻王”康生，師哲與之也打過不少交道。由於在蘇期間長期從事情報保衛工作，因而在師哲返回延安後，先後擔任過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等職務，參與當時的鋤奸保衛工作。當時他的頂頭上司是邊區保安處長周興，而其上領導保安處的則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社會部的部長就是康生，因為工作關係，師哲與康生接觸不少。康生作惡多端，早已為人所共知。而師哲文革中被康生送入秦城，也吃了不少苦頭，因此在其回憶錄中對康生毫不客氣，將其惡行，一一照錄。其回憶錄《峰與穀》中更專門以“我所知道的康生”為題，揭露了康生在延安主持中央社會部工作時令人發指的罪行。

1．活體解剖：據師哲回憶：“1940─1941年間，有一次，我陪同陳鬱同誌參觀延安柳樹店的和平醫院，詳細地了解外科手術設備和工作情況。”參觀中師哲等人被帶到“一間設分寬敞、明亮的大廳”他們看到大廳的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臨時擔任解說員的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隻剩下半邊，唯這具完整，還未作用．．．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準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曆，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他們便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聽到這樣的回答，連從事多年鋤奸保衛工作的師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憶錄中不禁問道：“康生何以一句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即使是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難道可以由康生個人定罪、判人死刑和決定行刑的方式麽？”（215頁）

2.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我們的革命史料常以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來說明所謂反革命的殘暴。但革命者自己又是如何呢？根據蘇聯的肅反理論，如果在100個人中有1個反革命，那為了消滅他，99個革命同誌也應該心甘情願的死去。

我們據說是吸取了教訓：“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但事實如何呢，《師哲回憶錄》中提到的幾件事，可以為上述理論作個注腳。“延安那時有一位知名的同誌蔡子偉，他曾無緣無故被康生關押近十年……1943年我們建議將此案重新審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決定繼續關押，隻是未敢殺害”（215頁）。”

“又如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級，1939年從北平跑到抗日遊擊區，後又到陝甘寧邊區參加革命，其時隻有十六七歲，”就因為這女孩子長相漂亮，舉止文雅，又有個當大漢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當做特務關押起來。當師哲1943年接手這個案子時，可憐的女孩已經在監獄裏度過了近5個春秋。《師哲回憶錄》記錄了審訊中他與女孩的一段對話，問：“你和王克敏什麽關係？”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問：“他怎麽會讓你到延安來？”答：“我來，他不知道。”再問：“為什麽到延安來？”答：“聽同學都說延安好，到延安來為了救亡。”問“為什麽把你關起來？”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讓鋤奸專家們也有些不忍，複查的結果認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來搞間諜活動的，“從她的性格、知識、能力等方麵看，也絕不可能擔負這種任務”（216頁）於是師哲他們建議將其有條件的釋放，但這一建議始終未獲康生的批準，女孩以後的命運如何，回憶錄中沒有交代，想到以後那一場場“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運動，估計也是凶多吉少了。

更離奇的是幾個外國人的案子，“1944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疑犯外國人，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217頁）一旦他們落入康生手中，厄運就來了。先是一直被關押。胡宗南軍攻延安，“又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昧一起處決了，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一口枯井裏。”如此濫殺無辜，“對我軍的聲譽和影響極為不利”。所以以後的幾十年絕口不提，那幾個外國人也就這麽做了異鄉的孤魂野鬼。

盡管康生如此作惡累累，但讓師哲不解的是“康生幹了一輩子壞事，在黨內數十年，一直幹著危害黨的勾當，然而幾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奧秘，不說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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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

　　師哲對康生有著刻骨仇恨。

　　1926年10月，師哲在前蘇聯基輔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支部書記。1927年10月，轉到莫斯科軍事工程學校學習。192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中國排排長，兼任翻譯及文化教員。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師哲被派到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其間親曆了前蘇聯的肅反運動。1940年3月25日，師哲抵達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在延安，師哲名義上是任弼時的秘書，實際上給毛澤東擔任俄文翻譯。共和國建立後，師哲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人多次訪蘇，商討抗美援朝、朝鮮停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等問題。

　　1957年1月，師哲出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因生活小事，被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康生抓住把柄，乘機以泄私憤，無限上綱，堅持將師哲開除黨籍，並下放到陝西扶風。1959年至1962年，師哲在扶風農場“戴罪”勞動。

　　1962年9月，中共陝西省委根據中央組織部急電精神，派人護送師哲回北京交代問題。從此師哲開始了長達13年的囚禁生活。1975年5月，師哲被釋放出獄。雖然結束了鐵窗生活，但他的“案子”並未結束，仍被下放到陝西扶風，在那裏又度過三年。

　　1978年冬，師哲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聲中奉召回京。1979年春回大地的日子裏，師哲在政治上終於獲得了新生，中組部做出了“師哲經13年審查，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在王震的建議下，他不久被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任顧問。1986年師哲因患腦血栓偏癱離休。

　　1998年8月17日，師哲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