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談粉碎四人幫：毛主席到底信任誰

作者不詳

　　曾經在新中國的曆史上名噪一時的大寨大隊，總是和陳永貴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這個普通的農民，由一個農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一直擔任到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神話般地成為神州大地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大寨，也被譽為“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嶄新模式”，成為必須學習的樣板。那時，誰要不學大寨，就會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橫加批鬥，“反大寨”的帽子和“反革命”的帽子同等份量。

　　我第一次見到陳永貴是1967年6月上旬，在太原的省政府大院。當時的陳永貴和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樣，即使沒有見過他的人也能夠認出。那時我剛剛平反出獄，雖然才17歲的年紀，但是已經當過一次反革命了，膽子大的很。我們幾個外地的學生跑進已經改名為省革委會的省政府大院，為的就是告狀（流行的語言叫上訪）。我們的學生組織已經被奪了權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取締，但是我們這些學生娃娃不死心，總想死灰複燃，所以一見到陳永貴就像見到了救星似的急忙跑過去說話，雖然他已經是響當當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在我們的心目中還是個普通的老百姓，並沒有把他當成大人物來看待。我們曾經跑到昔陽縣大寨大隊找他，沒見到人就幹了兩天農活，聽說他回到省城這才趕到太原來找他，就盼他能說句公道話。

　　陳永貴把我們三個學生打量了一番，聽說我們從候馬來，臉上露出了怒容：“那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老巢，你們造反了嗎？”

　　我急忙說：“我被打成反革命，關了一個月零五天，怎麽造反呢？”

　　陳永貴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他沉下臉來問到：“你們是老保嗎？”見我沒有回答，又問：“你們是支持誰的一派呢？”

　　我感到奇怪，但是又不敢不回答，就說：“我們是支持毛主席的組織。”

　　陳永貴連連搖手：“不能說支持，應該是保衛。我們都是保衛毛主席的組織。”他覺得還沒有說到點子上，就再次明白的解釋：“現在誰也不敢說他不保衛毛主席，光這還不行，還要在山西支持劉格平同誌，這才是革命組織。否則就是反動老保。如果你們沒有這樣的政治觀點，那被取締就是活該。對一切反革命的保皇派就是要堅決地打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劉格平同誌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揭發了61個叛徒集團，始終是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好幹部。這些，你們都知道嗎？站在哪一邊可是一個大原則問題，也是方向和路線的問題。”

　　我嚇了一跳。從此，牢牢地記住了陳永貴，包括他的聲音容貌。當初，他隻是一個勞模的時候，見了省裏的領導人同樣是畢恭畢敬；一個政治風暴使他從基層翻騰到山西省的最高層，他的神氣和架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過了一個月左右，我和北京的紅衛兵在首都京西賓館又見到了他。那時，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和關鋒親自主持會議，在解決山西的問題。我在省城告狀難以獲勝，也爬火車來到被稱為中央心髒的這塊機要重地，恰好又在門口碰到陳永貴。

　　“你也是代表嗎？”陳永貴好象認出了我，竟然主動的伸出手來。

　　因為我是在北京紅衛兵的掩護下“混”進來的，但不是代表任何組織的與會人員，自然有點心虛，就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來了個答非所問：“永貴同誌，你好！”就這樣蒙混過去了。他卻主動地把我拉進東樓的一間房裏，挺神秘地問到：“你不是被關起來過嗎？肯定是受張日清迫害的革命小將了。這個家夥可壞了，和革委會的劉貫一、劉誌蘭、程守中等人相勾結大反劉格平同誌，也是我的死對頭。你可以站到我們這一邊寫揭發材料，我替你轉給中央文革小組，轉給康老。”

　　我知道，張日清是山西省軍區政委，劉貫一是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劉誌蘭和程守中都是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其中劉誌蘭是革命先烈左權將軍的前妻。這些人我連一個都不認識，他們是否陳永貴的死對頭和我又有什麽關係呢？於是，我告訴他：“我是由於反對曲沃縣武裝部的個別領導人打擊革命幹部和進行奪權而打成反革命的，與張日清等人沒有任何的關係。我講完這話，陳永貴就沒有剛才那麽熱情了。以後，我幾次求見，都被拒之門外了。這時，我才深深的感覺到派性鬥爭的可怕，它不但能夠扭曲一個人的麵孔，而且可以扭曲一個人的靈魂。派性利益，會把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當作仇敵，也會把本來品質惡劣的人當作朋友。

　　那次解決山西問題的大型會議，康生和關鋒把個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等人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他們打擊劉格平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所謂指示：“六十九軍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告訴六十九軍的同誌說一下，要他們站在劉格平同誌的一邊，堅決的支持劉格平同誌。”

　　說是給六十九軍的指示，其實是全山西的人民都要聽。於是，整個山西以此站隊，重新劃分了山西的兩大派。後來，兩大派不斷地進行武鬥，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強占了火車。

　　我對這個運動徹底絕望了。第二年，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於是長達幾年沒有見到陳永貴。

　　我從部隊複員後，聽說陳永貴又和在山西支左的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鬧的天昏地暗。謝振華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後，陳永貴不住地向中央告狀。同時山西的一些人也在向中央告陳永貴。我曾經在一個省領導的家裏看到過一封告狀信，說他在昔陽縣大搞法西斯專政，把和他觀點不同的組織和個人、甚至領導人整得死去活來，有多少多少人被整死打殘，等等。江青對陳永貴說：“謝振華和你雖然都在廬山會議上主張設國家主席，但是他和你是有區別的。謝振華是軍人，他和原來的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的關係不同尋常，但是他偏偏不揭發鄭維山和李雪峰的關係，至今不見他一個象樣的東西，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看來他隻是在一些表麵問題上作文章，不搞實質性的問題。我就是要整整這個難剃的頭。”果然沒有多久，她抓住突破口了，那就是山西1973年底參加華北片文藝調演的一出叫《三上桃峰》的戲，本來這個戲和劉少奇毫無關係，她和一班子的文人硬要把戲說成是“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以此把謝振華整了下去。從此，把山西的問題搞的更加複雜化了……

　　這，倒是給陳永貴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但是，有頭腦的政治觀察家卻斷言：江青再次失去了軍隊對她的支持。我看過《三上桃峰》的戲曲，也熟悉謝振華的為人，以他當時的資曆和政治環境，他是絕對不會站出來為劉少奇翻案的。江青手下的那批政客和無聊分子，硬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指鹿為馬，到頭來既害別人，也害了自己。幾年後，謝振華就是以受江青等人的迫害為由，東山再起，給了陳永貴這班人以毀滅性的打擊。如果江青等人稍有政治頭腦，對文化界不要那麽求全責備、刻薄封鎖，對一切持不同觀點的人給予寬容和民主，也許他們將會是另外一種結局。這一點，後來陳永貴似乎有點醒悟。他在重病中曾經這樣說：“中國這麽搞來搞去沒有多大的意思，今後我是再也不會幹那些蠢事了。”

　　一個軍隊幹部對我說：“中央就不該讓這樣一個農民擔任如此高的領導職務，他有什麽水平呢？他說謝振華是陳伯達和林彪線上的人。他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不也是聽從林彪、陳伯達的指揮，叫嚷要設國家主席，要把反對設國家主席的壞蛋揪出來鬥到鬥臭嗎？他也算上了林彪賊船的人呀。這個人在曆史上也有問題，是日寇捧捧隊的成員，參加過日本振興大東亞救國同盟會，簡稱興亞會，是這個組織在山西的三人小組組長。所以，謝振華在跟他吵架的時候，說過：[你說我是什麽人，我是老紅軍，你是！] 陳永貴聽了這話氣的要死。”

　　後來，我在1989年5月再次見到了陳永貴。我說起當年和他見麵的幾次遭遇，他搖搖頭說實在想不起來了。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絕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聯係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場了，人總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麽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是能夠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想一個老粗容易嗎？”

　　說到這裏時，他的眼睛裏流露出明顯的得意的神色。顯然，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任何的顧忌了，說話也就隨便起來了。

　　我問到：“山西有人說你曾經參加過日寇的棒棒隊和[興亞會]，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曆史上你的結論中央是怎麽定的？”

　　陳永貴說：“我年輕時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哪裏懂得什麽[興亞會]不[興亞會]呀！至於日本人進了山西後，我為了保護我們的村莊不受糟蹋，主動地和日本人周旋，勸他們不要殺害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陽泉的特務組織要求我和另外一些人參加了他們的組織，讓我們給他們提供情報，我就假裝答應下來。那時我一不是共產黨，二不是八路軍，不存在什麽叛徒不叛徒的問題。但是我從來沒有主動給敵人提供過任何有價值的情報，完全是為了應付敵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白皮紅心的蘿卜]。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謝振華查到了這種曆史檔案，幾次和我談話，要我交待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我感到很冤枉，哭著求他別把這事情暴露出去。我說：[我可以把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全部表現給黨中央匯報清楚，你們也可能調查，看看我在抗戰時究竟幹過什麽壞事。] 他想抓住我的這些汙點來操縱我，我當然不幹！我就主動地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了這件事情。後來查清了，[興亞會]並不是什麽大的特務組織，隻不過是日本人企圖統治中國而在中國搞的小團體而已。中央的這個結論才給我解除了思想上的壓力。當時周總理親自對我說：[你不要背包袱，黨中央和毛主席是相信你的，你在建國後的表現已經證明了你完全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你就大膽地幹吧！] 我回來以後，就再也不怕什麽人的汙蔑和威脅了。就是這麽個情況。”

　　我對他所說的情況，已經作了調查。雖然不像他所講的那麽簡單，但是從敵偽的檔案裏確實沒有發現陳永貴的曆史罪惡。我還想問他有關的事情，但是陳永貴顯然已經不願意再涉及這個問題了。他對我說：“談這些沒有任何的意思，我們還是講講別的事情吧。時間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我也記不起那麽陳芝麻、爛穀子了”。

　　於是，我就換了個話題，說：“那我們談一談你調到中央後的事情好嗎？”

　　陳永貴對此很有興趣，一口氣給我講了他剛調到中央後的許多情況。他說：“我在黨的十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又在第二年的全國第四屆人大上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周總理就對我說：[永貴同誌，你現在可不是考慮一個大寨和一個省的問題，而是要考慮全國的農業了。你爭取把全國絕大多數的省份的農業考察一下，給他們製定農業學大寨的具體方案，這可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如果全國都變成大寨縣，那麽我們的農業就有了出路了。] 周總理的話我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按照他的話來做的。但是，我沒有想到中央內部的鬥爭也很激烈。江青從心裏不願意讓我介入他們和其他領導人之間的鬥爭，她對我說：[中央內部的矛盾很複雜，老陳，你不要參與進來。你隻要抓具體工作就行了，路線問題上有毛主席來掌舵，我們隻是執行者。] 他的好多話，我是聽不懂的。張春橋和我談話的時候，也這樣說：[毛主席讓江青關注國內的大事，她實際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觀察員，她對路線問題和政治上的問題非常敏感，但是我們一時也可能理解不了，她和你的談話不要輕易的公開。因為黨內的許多人都盯著她，她的一言一行都是體現毛主席的意圖呀。] 但是，政治局開會的時候毛主席卻說：[江青隻是一票之權，她的話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時真理在她手裏，她有大功，揪出劉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幹的，我是聽了她的意見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當一批人不擁護她，應該給人們一個認識的過程，我看從絕大多數人民的反映來看，她還是幹了好事的，擁護者是多數，真正反對的人是少數。你們信不信呀？江青，你要搞多數人的工作，不要搞成小集團，她的問題並不大，但是要注意。] 後來傳達的那些毛主席的指示，並不完全。那是根據當時打倒江青的需要來加工的。別人不知道，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知道。”

　　“你說，毛主席到底是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有什麽來往？”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副采訪的架子。

　　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曆史，怎麽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因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設備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隻是王洪文這個人自己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實際上很高，政治局委員們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的人物，因為毛主席始終是支持他們的。1970年8 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上的矛頭是針對著春橋，實際上是對著我的，隻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是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坐的我都在培養。隻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的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的多，水平也高一些。陳伯達近幾年來並沒有寫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別人寫的，他的文思已經幹枯了，但是還不想下去接觸群眾，接觸實際。一天總是在搞唯心主義，什麽天才，什麽創造，他實際是想作天才。永貴同誌，你不要迷信他，他實際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勞動人民的。某種意義上講，永貴同誌要比陳伯達強的多。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過天才，也要揪什麽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主張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 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地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和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倆實踐。互相學習嘛。] 這些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也忘記不了。隻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當時我和郭鳳蓮同誌講過。”

　　我問：“林彪的事件發生以後，你向中央揭發過他們的問題嗎？”我之所以提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我看過他在批陳整風和批林整風中寫的揭發，雖然出自秘書和別人的手筆，但是他的簽名說明了全是出自他的口授。

　　陳永貴很老實地說：“我是向中央揭發過李雪峰、鄭維山等人的問題，那是在1970年8月23日晚上，林彪作了那個反革命的動員令後，李雪峰對我說：[永貴同誌，你應該表態了，你是農業的榜樣，講的話很有號召力。現在中央有那麽幾個王八蛋在反對林副主席，反對陳伯達同誌，他們比羅瑞卿、陸定一還要壞。他們的陰謀要是得逞，我們的國家就會再倒退回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現在林副主席的動員令已經下了，你要帶頭講話，要求中央把那幾個王八蛋揪出來，批倒批臭。] 我問他：[林副主席講話中指的是誰？] 他說：[我告訴你後，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現在中央還沒有點名，隻是對事不對人的時候。林副主席和伯達指的是上海的那幾個家夥，他們在組織小山頭、小宗派。他們的陰謀得逞不了，現在全軍代表都在反對他們。] 我這下心中有數了。8月24日，陳伯達和汪東興來華北組參加討論的時候，我再次問汪東興：[聽林副主席的講話後，我很激動，想發言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還要放炮，把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壞蛋揪出來，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東興回答：[當然可以，不但你講，我也要講。我早就對那幾個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們壞的很，現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達同誌放在眼裏，將來還會把誰放在眼裏呢？中國的許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給弄壞的。一定要把他們給揪出來。現在時機已經到了。] 有了他們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華北小組會議上發言。當時我很激動，把張春橋等人狠狠的痛罵了一頓。但是，毛主席下令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要收回華北小組的簡報，特別是把陳伯達揪出來後，我才知道闖下了大禍。我當時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檢查，李雪峰對我說：[你檢查可以，千萬不要拉扯別人，更不要提我，越提問題越複雜，好象我們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似的。] 汪東興也偷偷地跑來對我說：[我和你以前說的話，不要再提了。我們各自檢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頂多是個認識問題就是了。] 後來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談話，問我華北小組討論前的動向，我把李雪峰和鄭維山的活動，包括我聽到他們的議論都報告了總理。我曾經聽鄭維山對李雪峰說：[這一回就是要把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搞臭，把他們的囂張氣焰壓下去，迫使中央表態。即使這次目的達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會上達到目的。林副主席和軍委的其他領導同誌是下了決心的。] 當然，我的揭發促使毛主席下了決心。當時周總理就對我說：[你看看，不整頓怎麽能行呢？毛主席就斷定他們的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這時，我才感覺到廬山會議的確是件大事。”

　　我問到：“毛主席逝世以後，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

　　“哪裏來得及呢！”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跟我打過招呼，他悄悄地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麽一來我們可就掉進陷阱裏了。人家手裏拿著尚方寶劍，想怎樣就怎樣，我可怎麽辦呢？] 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 他說：[那可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複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幫助我聽些消息，有時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 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和我講過。這時，我就估計到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她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麵上很輕鬆，實際上也很緊張。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跟他身邊的人員交待，要他們請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是別人一進去她馬上恢複了常態，要和大家打撲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看到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一會兒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製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時高興的要死，這符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我倒是主張恢複曆史的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的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毛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學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黨的原則範圍內進行的。據我了解，她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的同誌也是這樣。就是她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給錢了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火食費和外出的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卷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對不多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作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我到了中央以後，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的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麵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 [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 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也不是為了給老幹部申冤，而是為了他自己當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實是怎樣看待的？你參加和討論了抓江青這些人的會議嗎？”

　　陳永貴說：“我哪裏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華國鋒、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 抓四人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和毛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可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隻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 我從這裏就可以看到，要不是總理的阻擋，他們可能早就動手了。細細地想一想，還是真危險呀。葉帥的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呀！你大概還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就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經研究好了在我們麵前過一過，並不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等人之前，決大數的時候都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研究好了再拿到會議上來過。這個情況我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我是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向毛主席說的。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 你不要總是你好幾個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你們的一些作法連陳永貴這樣的老實人都有了意見，可見你們是怎樣地脫離群眾了。江青呀，我已經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總是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義講話嘛。什麽事情總是你衝在前頭不好，要突出其他領導同誌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講一遍。] 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而決對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看得很清楚。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確實當著江青、張春橋的麵說過：[ 江青同誌，我永遠聽你的，作你的忠實助手。不管我的職務到了哪個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聽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一樣地講話。後來，他對我說：[ 永貴呀，我們都要象鄧小平那樣，先保護好自己，然後再說。孔夫子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不要太認真了，太認真往往會把事情搞壞。] 後來我就對這個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我們下台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盡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什麽。其實，現在說不說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後，當時是怎麽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以後，本著一條原則，那就是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幹。我既然是毛主席的學生，就應該聽毛主席的話。”陳永貴說：“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就能夠經常地見到他老人家，誰知道來到中央，同樣很難見到他。從1974年以後，毛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顯地蒼老了，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江青倒是隨時可見到她。她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問她主席的身體怎樣，她都說：[ 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他沒有任何的大毛病，不久前還下去遊了泳。] 直到主席逝世的前幾天，她還對我說：[ 主席身體很好，他在關心著你。] 誰知兩三天後，老人家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後來問她：[ 你為什麽不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告訴我們？你要是早點說，也許可以用民間的祖傳秘方能治好主席的病。] 她對我說：[ 黨內走資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體狀況作文章，要是讓敵人知道了主席的身體狀況，那他們有可能挺而走險呀！] 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 怎麽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麽崗位上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是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了嗎？] 我回答：[ 隻要有毛主席的領導，完全可以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 老人家笑了，又問：[ 我死了以後呢？] 我一下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所準備的。那時，毛主席對我們這些大老粗確實是有所偏愛的。他對我說過：[ 你和許世友都沒有讀多少書，你是務農的，他是習武的，八歲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練武藝。二十來歲時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你們這些人跟共產黨走了這麽多年，我放心。你們不會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許世友就讓張國燾騙過，到了延安還想逃跑到四川打遊擊戰。他們密謀敗露後，被林彪抓了起來，是我下令放的。我對他說：革命嘛，不能隻是靠自己和少數的拚命，而是要團結和依靠決大多數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奮鬥。你隻想著一個張國燾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們這些多數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嗎？不性！經過了那次談話，許世友變了過來，決心跟著我們走了。幾十年`沒有改變他的觀點。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變化的。紅軍第四方麵軍的同誌經過了反張國燾路線的教育，至今都很謹慎。倒是第一方麵軍的同誌，比如林彪這些人現在犯了很多的錯誤。] 毛主席的這些話，對我的啟發很大，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問道：“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麽不對，我在粉碎他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根據中央的統一調子來說的。江青這個人對她的工作人員據說是很不錯的，我親自聽她身旁的服務員講過：江青對我們很關心，給我們打毛衣，送錢給生病的人，還經常周濟服務人員的家庭，並沒有絲毫的虐待。江青被打倒後，就說她什麽都不對了，把一切禍水都推到她的身上，我現在看來也不公平。1976年9月她到寨的時候，曾經對我說：[ 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麵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的共產黨人。如果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全國複辟，他們要砍倒的首先就是這麵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了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複辟了你們該怎麽辦？] 當時我就對她說：[ 鬥吧，你說得對，大寨就是鬥出來的，不鬥就退，不鬥就修嘛。] 這是毛主席的話，我服！”

　　談到華國鋒時，陳永貴笑著搖搖頭：“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那兩下子呢，沒想到他是一個鬆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給丟了個一幹二淨。我早就對他說：[ 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他要是解放出來，人家會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了，能把你放在眼裏嗎？] 他還給我做工作，說：[ 毛主席給過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了他一條生命嘛。過去，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我們把鄧小平解放出來，是國泰民安的標誌。] 你看看他多麽傻瓜！1980年以後，鄧小平決定在全國全麵推行分田到戶的農村責任製，我回到昔陽縣給大家開會，一傳達文件我就哭了，哭得上上下下淚流成河。大家都在懷念毛主席，懷念周總理，懷念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現在看來，果然應了過去我們常說的一句話：[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大寨的一切。] 你看這話對不對？後來，也就是華國鋒也被人家徹底轟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 我們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 我說：[ 那還不是你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嗎？你的政治能力還是有的嘛。] 他脫口說：[ 因為他們也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要真正搞陰謀，我們也搞不過人家。] 聽了這話，我才對以前許多話產生了懷疑，對華國鋒的話也大大地打折扣了。以前我還是很相信他的，現在看來他也一個鬼。”

　　我沒有想到他現在竟然是這樣的觀點，更沒有料到他會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很生氣的說： “他是一個胡日鬼，一天跟著鄧小平在華國鋒的背後借機做文章。好多鬼點子都是他先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麽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派比日本鬼子還壞，他對毛主席同樣沒有階級感情，好象毛主席殺過他的子孫後代似的。我曾經當著他的麵問到：[ 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們打出來的江山？] 他對我說：[ 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 這話是哄鬼哩！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麽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在哪裏呢。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公開的爭吵過。我說：[ 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的事情都要失敗。] 他對我說：[ 你知道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精髓是什麽？是實事求是，是一切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出發，而不是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 我質問他：[ 你為什麽要把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說成什麽抽象的定義和條條？那是活生生的革命現實。] 唉，現在想一想，我真是糊塗。我一點也沒有打到要害上，人家就是要全盤地否定毛主席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蒙在鼓裏和他們爭論什麽定義。我做夢也想象不到中國會變成眼前這個樣子！當然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服從黨的紀律。在解決我的問題的吳德等人的問題時，鄧小平和胡耀邦就和我們一再地說：[ 你們做為一個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像我們當年也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著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了，那就要按照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了。比如對待四人幫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處理方法，而是用刑法來處理。] 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震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擔任黨的主席，我給他幾次打電話，他都不接了，他害怕人家說他搞小動作，有意識的和我們拉開了距離。吳德就對我說：[ 壞了，我們都讓這個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 我當時並不相信，我說：[ 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問題的。他有對付突然事件的經驗。] 吳德說：[ 屁，他有什麽經驗，這兩年來完全是讓鄧小平和胡耀邦這些人牽著他的鼻子走，他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給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麽呢？] 我當時也去問過汪東興，他說：[ 隻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華主席心中應該有數。] 但是沒有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 看來華國鋒這個人就是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當時鄧小平幾乎天天開會，我們當時心裏也著急的很，生怕突然有一天又會提一個新的點子。一天，華國鋒對我說：[ 你下次開會的時候，親自問一問鄧小平，看他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 有次國務院開會完畢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裏，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的非常可怕，他對我說：[ 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小孩子那樣的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誌，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一聽這話，我的頭發脹了！我對他說：[ 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的時候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麵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究竟是要執行什麽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簡直沒有任何的辦法了。”

　　我問到：“在你的眼睛裏，鄧小平這個人究竟怎麽樣？”

　　“哎呀，這你可難住我了。”陳永貴叭嗒叭嗒地抽了幾口煙，搖搖頭說：“這個問題不好說，但是有一條我記的很清楚。那就是1975年在昔陽縣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時候，鄧小平曾經幾次對我說：[ 永貴同誌，你可是不簡單呀。我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幾年來大寨發生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我們過去沒有想到的。現在我才深深的感覺到，毛主席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學勞模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我們國家今後究竟走什麽道路的問題，是一個方向的問題，戰略的問題。隻要全國的縣、市都成為大寨式的單位，我們在全世界就真正的樹立了一個戰無不勝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光輝形象。] 他的這番話，同樣出現的他的公開講話裏。可是僅僅過了三、四年，他的口氣和看法都變了。還有其它許多的事實，我覺得這個人的靈活性太多，原則性不足。到了今天這樣條件下，中國人民看不到前進的方向，還是那個摸著石頭過河，這是在搞社會主義嗎？我可是真有點搞不清楚了。”

　　這個在特定的環境下生活並被宣傳為一種社會生活的典型模式的領頭人有這樣的思想，並不奇怪，也無需苛求。我給他講述了許許多多在那種社會模式生活下的幹部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實例後，我又問到：“你說公道話，現在這個樣子比過去是好還是壞呢？”

　　陳永貴說：“這也要一分為二，有好的一麵，也有不好的一麵。什麽事情都不能絕對化。我認為，現在的貧富距離是拉大了，不是縮小了。現在這一套，絕對不是毛主席的設想，而是毛主席一直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

　　我問他：“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你見過嗎？你把現在許多農村發生的麵貌和你那個當年的大寨對比一下，如果你說那個貧窮、落後的大寨就是社會主義的話，那麽把它拋棄有什麽不好呢？”我注意觀察了一下他的表情，接著說：“我認為，毛澤東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中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概念的混亂。比如，什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個罪名還是一個定義？它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同這個敵人究竟要進行怎樣的鬥爭？它的最高裁定權在哪裏？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在群眾中造成極大的混亂，最終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陰謀分子以有利的機會。永貴同誌，你作為曾經擔任過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人，作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你能把我剛才提出的那些問題解釋清楚嗎？如果連你都解釋不清楚，那就更別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人都是根據自己對問題的理解來決定要打倒誰，那怎麽會有嚴格的表準和區別清楚問題的性質呢？這也難怪，群眾剛剛要打倒的人，毛澤東馬上就讓他登上了天安門；或者說毛澤東、黨中央命令打倒的人，群眾並不知道是怎麽回事。象這樣下去，所謂的群眾運動難道不是地地道道的運動群眾嗎？”

　　他緘口不言了。他從椅子裏站起來身來，在他那個有限的客廳裏走了幾步，然後停下來，轉過身對我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才多少年的時間？我們在那個破落的基礎上站起來，成為主人，就是最大的成績。毛主席領導我們的功不可沒。盡管我承認毛主席有過自己的錯誤和失誤，但是那時候沒有一個人能比毛主席更聰明。現在的這些問題也是現在的人們提出來的，當時沒有任何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笑了，陳永貴說得多麽可愛呀。有時候，這個憨厚的老人幾乎就是一個孩子般的天真。我對他說：“我絲毫沒有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和英明。我是說，任何運動中的概念不清楚或不明朗的細節，都可能被壞人利用。為什麽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壞人橫行而好人受氣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政策和打擊對象上造成了漏洞。這也沒有什麽奇怪的，幾乎所有的大革命和政治鬥爭都會有這樣的現象。這也是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現在呼喊法製和民主的原因。現實已經把這個問題作為緊迫的任務提出來了。這是曆史的教訓換來的真理，我們理當珍惜。”

　　陳永貴對我的話，隻是出於禮貌才注意地聽。他說：“我已經向中央保留了我的觀點，但是我服從黨的紀律和規定。鄧小平在我離開副總理的職務時專門和我談話說：[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能上能下，比如我在建國以後就兩次被打倒，兩次離開了中央的領導職務，但是我並沒有倒下，也沒有搞任何非組織的活動，依然是嚴格地進行地進行自我檢查。我不是要求你象我那樣，但是我希望你能夠按照黨員的標準和紀律做。你並不是四人幫，中央知道你在過去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好的。對於你的缺點和錯誤，你能認識多少就檢查多少，中央並不要求你非要怎樣。但是，你一定要嚴守黨的機密，不要和別人搞非組織活動。] 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今天和你講的這些，隻是許許多多的事情中很少的一點，也是我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最後，他說：“我認為，大寨就是社會主義農村的嶄新模式，沒有大寨的典型指引，現在變成了什麽樣子？過去我們叫不務正業。毛主席說得好：[ 農村就應該是以農為主嘛，兼學別樣。] 現在好了，農不農，工不工的，叫什麽亂攤子！我聽到了不少的消息，這幾年把毛主席領導下辛辛苦苦地積蓄下來的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都給破壞了。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把集體的大型機械化資產分得亂七八糟。這樣下去，我們的農村真要倒退許多年了。”他的這些消息究竟準確否？我不得而知。但他的言談中，充滿了那種[今不如昔]的怨氣。到了這個地步，我隻好安慰他幾句了：“任何人在曆史上都有他自己的局限和作用，曆史是不會苛求任何人的。作為一個曆史人物，你已經完成了曆史賦予你的責任和能力。你既然完成了自己本來的使命，還有什麽可以留戀的呢？”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複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麵貌。我和一些山西老鄉看望他的時候，他幾次說：“我夢見毛主席了，毛主席讓我繼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給他幹事。我之所以落到這個地步，就是在大寨大戰狼窩掌的時候，沒有給神燒香，那個地方不吉利。我死了以後要把骨頭埋在大寨，但是不能埋在狼窩掌。要不，來世還會倒黴。不過，我現在滿足了。鄧小平也沒有把我給關起來。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了。戰睜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六位親人。我料定華國鋒將來也不會好死，他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這個地步，缺了大德......”

　　我們沒有一個人敢附和他這些言論，但是也不好說他什麽，隻是聽他說話。

　　“象毛主席那樣英明的領袖，將來是不會再有了。中國說是要進入到法製社會。這也好，但是在法律麵前能夠人人平等嗎？你們看看現在的高幹子弟到處經商、做買賣，掙的是誰的錢？還不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毛主席那時就提出來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英明地預見工人的一部分，農民的一部分，黨員的一部分，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現在社會上的分配不平衡，是不是毛主席預見的那種情景呢？毛主席那時候主張靠發動群眾來糾正社會的黑暗現象，現在靠法律，我就懷疑：現在的法律能不能真正在所有的人民麵前平等？中國今後怎麽辦？我是看不到了，但是你們也許可以看得到......”

　　陳永貴講這番話的時候，你很難說他就是一個農民。隻有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民領袖的口裏，才能講出這樣的語言。

　　毛澤東曾經這樣對陳永貴說：“中國的農民就需要你這樣的共產黨人來領導，農民受壓迫、受剝削數千年了。隻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才翻了身的，他們不跟共產黨走是沒有出路的。跟共產黨走，就需要不斷地革命，不斷地鬥爭，一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隻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救農民自己。你說對嗎？”

　　“對，對著哩！”陳永貴連聲地說。是的，在毛澤東麵前，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真正從心眼裏擁護。隻要毛澤東一聲令下，他會拚命奮鬥的。正是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大寨創造了一係列的緊跟形勢的發漲和時代前進的經驗。不，豈隻是緊跟，簡直是率先。大寨的動靜，總是和毛澤東以及他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緊密相連的。

　　這個渾身熱血的莊稼漢，憑著樸素的階級感情來跟著中國共產黨幹革命，確實代表了我國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願望和意誌。但是，正是這種樸實的性格和覺悟，他不可能對任何事情都形成他自己的認識。他的唯黨中央之命而是聽的信念，使他的後半生都是和中國的主潮流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他的一生印有整個時代的烙印，印有毛澤東的標記。他一生的悲劇，也可以說是整個農民階級和整個中國人民的悲劇，完全地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當整個時代飛速發漲的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回憶這一段曆史，認真地吸取經驗和教訓，不是也很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曆史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