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號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後我就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個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院會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職務。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對於大學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大部分時間忙於北航的運動。
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工人要強行拆除武鬥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陳良問：“怎麽好？
我說：“這樣不就把武鬥問題解決了嗎？”
陳良說：“還搞不清怎麽回事！”
我下了床說：“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就趕緊從北大往清華走。清華大學圍牆外麵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著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著“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密集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
我看著這樣少見的情景，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員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麽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十萬、二十萬人的大會。我開一萬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軍區政委，還是軍委辦事組成員。
我對陳良講：“這麽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麽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麽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 我們邊走邊看，我走到隊伍裏去，向一些工人師傅打聽：“請問，誰派你們來的？怎麽動員？”
“不知道。”
“領導組織我們來我們就來，別的我們也搞不清”。問了幾處，工人們是聽從廠領導安排來的。內情沒誰說得清
我們繞到北麵清華附中，從北麵小門進了清華園。從北京四麵八方來的老百姓摩肩接踵。聽說清華出事了，外麵的往裏擁想看明白，裏麵沒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湧動。
清華園高音喇叭像炸了鍋，聲嘶力竭：“工人同誌們，工人同誌們，你們受騙了，楊餘傅及其黑後台，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
我聽到這個廣播腦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麽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麽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餘傅黑後台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麵過來的人潮裏，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裏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冬民，到底怎麽回事？”
李冬民也說不清。
總之，此時清華成了全北京的熱漩渦。在人群裏擠來擠去也搞不清怎麽回事，再往裏進也進不去了。真是問不清，看不明，聽不懂，心裏急，沒辦法。隻好改變方向跟著人群往外奔。決計回北航再想辦法。走到四道口，還遇到從清華被衝出來蒯大富的部隊。我又問到底怎麽回事，回答是：“工人來拆除武鬥工事，於是跑出來，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計想和蒯大富取得聯係，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給市革委會領導打電話，也是找不到領導，在電話裏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怎麽回事回答搞不清。我隻好在電話裏請他們趕緊把情況向中央匯報並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階上，真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毫無辦法，望著天，恰見濃雲密布，我仰天擊掌：“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學生分開，隻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後一場大雨把天地衝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準確消息搞不清。晚飯後，我心潮難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榮三個學生出門散步，我們從北航南校門走出，向北醫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門口，看到路旁一堆石頭子上蹲著四五個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學生模樣，我走過去問：“這麽晚了，你們怎麽在路邊待著？從哪裏來？”
他們說：“我們是廣州來的中學生，住在清華大學了解運動情況，今天那裏出事了，我們跑出來，找不到去處，隻好在路邊待著”。
我說：“那怎麽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們安排”。一個小男孩說：“隻要有個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們就走。”我把他們帶回學校，交給尹聚平，讓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勞，疲勞，睡著了。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二點鍾，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來的電話。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裏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說：“可以派別人代替我去嗎？”
劉豐說：“中央首長要你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我起床，準備紙和筆又打電話給汽車班，請司機到紅旗院門口，即驅車趕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這次等待中央首長接見與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見中央首長，而是在進門的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次數已記不清，早就習以為常。如果是重大活動有正式入場券，一般從東側正門進大會堂，有時還在主席台就坐。至於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誌經常站在門外接我們，說一聲：“來了？” 握握手我們進去。在會議廳，比如安徽廳，或福建廳，或江蘇廳坐下，等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那麽我們先在小客廳裏等。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學生頭頭，工人頭頭小範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麵10分20分鍾左右，然後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台上，我們就坐在下麵，有幾十、幾百的學生、工人、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種會議是文化革命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傳很多，影響很大的。
可是這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隻允許進到過道門裏等著。
聶元梓、我、譚厚蘭、王大賓先後來了，坐下來等著，很自然我們議論起今天清華發生的事情。王大賓嚴肅地說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聶元梓說這麽多工人包圍清華，她白天已打電報給中央反映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二十分鍾左右，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富總理後麵向裏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走在前麵，挨在謝富治身邊。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看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也站住了，我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來的褲子抹下來。因為天熱，我白天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又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裏麵等你們好一會了。”
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麵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覺得好像一下飛騰到雲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麽。
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裏邊一個門走去。後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麵。
走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後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在門口迎我們。我們三步並著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裏說：“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我們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毛主席還跟黃作珍同誌握手說：“你叫黃作珍？我不認識，你沒被打死！”
然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們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是毛主席會見客人，召集中央領導人議事的一個廳室，一個一個沙發圍成大半個圓形，沙發旁邊有茶幾，茶幾腳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已經在這裏碰頭議論了一個時候，也正是我們在外麵走廊口等待的時候。
陪同毛主席接見我們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林彪夫人葉群、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汪東興、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謝富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員副主任吳德。在我們坐定以後，大會堂女服務員給大家分別倒了茶水。
江青說：“好久不見，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我看著毛主席他麵色健康，大概因為經常遊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聖。毛主席問：“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領導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著毛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麽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麽對待校園的武鬥，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著，一邊抽紫褐色的大雪茄，當時我不懂，心裏想毛主席怎麽還抽卷煙葉？毛主席偶爾咳嗽，聲如鍾磬，清脆順暢。
毛主席轉向聶元梓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裏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兵團？”
溫玉成和黃作珍說：“不是他們，北大和那個單位衝突了”。
聶元梓說：“是和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不要在主席麵前說這個。”
毛主席說：“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麽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麽一點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說去了十幾萬。”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麽辦？一個辦法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讚成，深得農民的讚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校院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能力，至於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麽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 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 。就像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著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個辦法，那麽軍管。請林彪同誌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鬥，二是批，三是改。鬥是鬥，你們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裏就沒有反對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當麵不說，背後還是說怪話。”
毛主席把臉轉向王大賓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副總理的、反我們的人都跑了。”
謝富治說：“他的二把手聶樹人要奪權，說他右了。”
毛主席說：“他就那麽左？馬克思！”
王大賓說：“那是他們挑撥關係、聶樹人是一個好同誌，出生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說：“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那麽遠，你坐過來些。”
林彪說：“來嘛。”
謝富治說：“去、去。”
王大賓起身坐到另外一個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餘地，都是學生，你們也沒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麽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就是因為關鍵兩派忙於武鬥。這個鬥、批、改不行，或者鬥、批、走，學生不講了嗎？鬥、批、走，鬥、批、散。現在的逍遙派那麽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裏有林彪，黃永勝的那麽多，這回我一出就出三萬多。”
林彪說：“哪有黃永勝那麽多。”
毛主席：“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什麽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佛爺爺，叫你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誌，你還是個小辮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大家讚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來代替你呢。”
譚後蘭說：“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蒯大富罵你們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幹什麽！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嘛？”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叫衛戍區放人。
毛主席接著說：“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點。北大井岡山有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方法就按照辯證法，而且不要住在一個城市裏，就一分為二，一個南一個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見麵，打不起來，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爺老巢一捅就睡不著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們大概還是留一手的，所謂……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麽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後手，人家一衝怎麽得了啊。你們讚成……什麽？聽說不是一個凶手戳你嗎？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誰也不要說啦。不過你以後要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
江青說：“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說：“沒有”。
聶元梓說：“地質學院支持他們，半夜裏抄我的家，到北大遊行，把破鞋掛在樹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對無言。
毛主席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為什麽一定要牽連妹妹呢？”
這時有人進來報告說：“還是找不到蒯大富。”
謝富治說：“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要找，要請華蒯大富來開會，他就是不肯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麵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麵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
江青問：“是他自己不願意來，還是出不來？“
謝富治回答：“我估計有人控製他，有人控製他也不緊。”
姚文元說：“有可能。”
毛主席又問：“王大賓你那裏沒有打架。”
王大賓說：“我那裏沒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奪電台幹了一下，是伯達同誌派人救援我們，以後我們就沒打過。”
毛主席說：“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
毛主席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後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
我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
姚元文說：“我才不信呢？你們那裏就沒有不同意見，純之又純。” 姚元文總把頭翹得高高的，一副誰也瞧不起的樣子。
康生說：”韓愛晶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毛主席：“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那麽壞，人家很難受。”
我說：“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裏麵比較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權少了，搞武鬥的人權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製不了。”
毛主席說：”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一個兩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得了。弄得你睡不著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個，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還不能走，給他們恢複糧食，出出進進，那些人也夠慘的，造反兵團是個湖南‘省無聯’式的大雜燴，因為他奪權嘛！別的有些學校都參加了。
我說：“我也參加了。”
江青說：“韓愛晶想顛覆人家譚厚蘭。”
毛主席說：“你也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
毛主席又說：“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同誌、周恩來在三月二十四號，二十七號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永勝同誌、溫玉成同誌講了話，可是下麵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麽一個道理，第一條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你們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兩方麵都有土炮，你們算什麽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什麽打，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
江青說：“敗家子。”
毛主席一邊抽雪茄，一邊說話，有是還用火柴重點雪茄。
毛主席說：“你這個老佛爺，那麽大的神通，調起兵來隻調兩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還得靠工人、複員軍人為主力，沒有那個你還是不行。護兵，林彪同誌多哪！給你幾千、幾萬，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嘛！這個問題也不要在這裏答複。商量商量也可以，開些會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彪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的四個方案：第一，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鬥、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說：“一分為二，就是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著覺。搬家可是個問題，找地點在北京就會爭起來。我看這個大會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還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候漢清來，你們不是殺牛宰猴斷羊腰嗎？牛是牛輝林、侯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青年人嘛！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宇報楊克明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宇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誰會料到會打起來呢？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我說不行要多少時候就給多少時候，反正人是在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還不是在哪裏過一天長大一天。鬥、批、走也是一個辦法，譚厚蘭不就是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還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餘地的，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製度、舊的辦法不行，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現在高中比大學的課程還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有什麽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裏學來的嗎？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麽哲學。”
林彪說：”越學越窄，是窄學。”
毛主席說：“如何學文學呢？就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寫小說，每周給我寫篇稿，寫不出來就到工廠當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是寫了很多東西，以後就沒有看見什麽了！”
周恩來說：“還有高玉寶都進了大學，後來頭腦都僵化了。
毛主席說：“我跟你們講講馬、思、列、斯，除了馬克思，列寧大學讀完了。其他人都沒讀完，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隻上了半年，中學還沒有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後來工廠搬到英國，在工廠裏接觸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學是怎麽學的呢？是在倫敦圖書館裏學的，在那裏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隻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隻讀了二年。”
葉群馬上奉承說：“江青自學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興地衝著葉群說：”你不要又吹她。學問才不是靠在學校裏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裏很不規矩的，我隻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 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有時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了一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嘛！因為一筆交卷最快。”
林彪說：“我讀中學，讀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又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
毛主席說：“現在辦軍事學校害死人，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長，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說：“一、二、三期隻有三個月，到了四期加長了。”
毛主席說：“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至於有什麽學問呢？不太多；，實際學一些軍事，教練。”
林彪說：“有一點，學了就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軍隊裏幾天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百聞不如一見。”
毛主席說：“我就是沒上過什麽軍事學校，我就沒讀過什麽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我說《孫子兵法》我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林彪：“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毛主席：“遵義會議的時候，我跟誰辯論……”
毛主席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字，看看周總理。
周恩來說：“是何XX。”
毛主席接著說：“他問我《孫子兵法》你看過沒有，我問他：《孫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問他第一篇叫什麽？他還是不知道。後來我寫什麽戰略問題才把《孫子兵法》粗粗望過一遍。”
江青說：“……”
毛主席說：“什麽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達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譚厚蘭你學什麽？”
譚厚蘭說：“我學俄文。”
毛主席又轉向我們， 我和王大賓也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