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6日,魯迅離開廈門,乘船去國民革命中心的廣州,18日倒達。旋受聘為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
當時,劉弄潮(解放後任清華大學教授,1988年11月去世)從北方來到廣州,住在國民革命軍後方留守政治部主任孫炳文家中。孫炳文要劉弄潮到黃埔軍校去擔任政治教官,並介紹劉去黃埔找政治部主任熊雄談談。
1月初,劉弄潮去黃埔校本部,熊雄熱情接待,對劉到黃埔任教表示熱忱歡迎,同時也坦率地對劉談了他所知道的當前革命形勢和軍校的詳細情況,並說:“現在軍校補一名政治教官,都要請示南昌總部,這是一種新情況。我馬上打電報去,一有回電,即告訴你。”
月中,熊雄來到廣州市內孫炳文住處,答複劉弄潮任職一事。熊雄說:“總部回電‘不予同意。’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他們就是不讓共產黨人進黃埔。”接著,熊雄談到報載魯迅由廈門大學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消息,提出要請魯迅到軍校做講演,和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孫炳文商量,並且親切地詢問了劉弄潮的意見。劉弄潮說:“魯迅是支持革命的。他寫的《火與劍》一文即可說明;二是他同意辦黃埔軍’校,他曾介紹他的好學生李秉中報考黃埔三期。請他來黃埔講演.他是不會推辭的。”於是,熊雄考慮到在當時尖銳鬥爭形勢下,請魯迅來講演,會不會有發生問題。便關切地問劉弄潮:“會不會影響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會不會影響他的人身安危?”劉回答:“隻要他同意,料想不會有什麽問題的。”接著,便商談如何邀請,什麽時間來,講什麽題目等。並請劉弄潮去征詢魯迅的意見。
當月25日,劉弄潮訪魯迅,談及此事。當魯迅聽到劉受黃埔軍校政治部熊雄和孫炳文之托,請他到黃埔講演時,即爽直地回答: “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劉說:“黃埔學生,尤其是第五期,有許多是過去的大學生,他們聽過你的課。”魯迅便說:“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權在革命方麵,不在個人方麵。”充分表示了魯迅的謙虛而又負責的態度。
以後,孫炳文打電話到黃埔校本部,告訴熊雄:“魯迅已同意到黃埔講演?熊雄非常高興,而且即來廣州市內孫炳文住處,了解劉去聯係的情況,表明了熊雄對魯迅的了解與仰慕心情,而且考慮了魯迅的影響和做黃埔的工作。熊雄臨走時還說:“約一個時間,我們專人去正式邀請。同學們一定會歡迎的。此次,熊雄還關心地詢問了北方革命的情況,談了怎樣作軍事運動等事,談得很詳細。
4月8日,魯迅在黃埔校本部作了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講演,這是在革命緊要關頭去的。可以說,“受命於危難之際”。魯迅這種大無畏精神是值得讚揚的。這個講演對革命春年起了催化刹的作用,在這個講演裏,魯迅論述了革命和革命文學的問題,熱情謳歌了革命,指出革命的終極目的,是建立“平民的世界”。講演中講到:“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提出“閉口殺人,開口被害”的名句。並舉鷹與雀、貓與鼠的關係來說明,在實際行動上論證了革命武裝的必要。魯迅和熊堆、孫炳文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在時間斟酌上也是苦心孤詣的(四天以後,上海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七天以後,廣州發生大屠殺)。同時也說明了魯迅和熊雄、孫炳文也是誌同道合的親密戰友,肝膽相照。患難之交。
魯迅的這篇著名講演,是由黃埔軍校政治部吳之萍記錄的,初發表於1927年6月12日《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後經作者修改,收入1928年10月北新書局版的《而己集》。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