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DNA鑒定市場

　　DNA樣品送到、數據分析、采集入庫、搜尋結果……這是《市場報》記者日前對“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進行獨家采訪時，現場看到的工作場景。“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一個以DNA密碼為搜尋手段的龐大係統正在建立當中。從今年3月開始，這個由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創辦的係統，正在努力為眾多尋親者開辟一條走近親人的捷徑

　逆流：

　　從傳統尋親模式中找到“捷徑”

　　“你是我的親人麽？”

　　記者以“尋親”為關鍵詞在百度搜索，找到的相關網頁約1,200,000篇，而各種類型“尋親網站”上千個，“尋親服務”赫然成為很多調查公司的主營業務。日本遺孤、江南孤兒、上海孤兒……由於曆史、社會、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骨肉離散，讓“尋親”成為網絡的熱門點擊詞。

　　離散、思念、尋覓、發現、驚喜、確認、失望、重新尋覓、再度發現、再次失望、繼續尋覓……這是以往絕大多數尋親者的經曆。在多年艱苦的尋覓過程中，不少尋親者都在最終進行了DNA鑒定後，感受了從喜悅轉為失望的過程。其中，有些人在血緣的召喚下，堅持尋找；也有不少人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落差，最終放棄了尋找。

　　傳統的尋親模式，不僅需要尋親者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也大量占用了尋親者的時間和精力。而在今年5月江蘇省宜興市官林鎮舉辦的“2007陶都尋親會”上，北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提出了一個他們籌備已久的項目——“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其主要負責人於曉光提出這樣一個思路：既然DNA鑒定是最終確認親人必不可少的一環，那麽為何不從這個最終步驟逆流而上去尋找？於是，他們采用以DNA鑒定為主的逆流查詢的方法，不需要尋親者東奔西跑，隻要他們把自己的DNA樣品和個人情況郵寄到鑒定中心入庫，“數據庫”便會自動為該DNA尋找相同的基因。

　　血緣：

　　剪不斷理還亂，誰在誰的心頭？

　　“孫猴子好歹還知道自己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而我卻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今年已經50歲的李海峽提起自己身世淚如雨下。三年困難時期，作為孤兒，2歲的李海峽從溫州兒童福利院，被輾轉送到河南三門峽市會興福利院寄養。轉眼48年過去，他一直在找尋親生父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可能越來越小。

　　“這樣的尋親者最需要的就是尋親數據庫，隻要基因庫裏能存有其父母的基因，他就能找到自己的親人。”於曉光告訴記者，今年5月，他參加的官林認親大會讓他親身感受到了尋親者的悲苦，也堅定了建設“尋親數據庫”的決心。

　　在官林認親大會上，像李海峽這樣尋親多年而無果的案例數不勝數。事實上，主辦了幾次認親大會的“尋親大姐”呂順芳自己也是尋親隊伍中的一員。上世紀60年代，因家庭貧困，呂順芳的父母忍痛把她的妹妹扔在上海一家飯館門口。改革開放後，呂順芳一家把找到她的妹妹當作頭等大事。呂順芳的母親去世時，還念叨著：“找不到丟失的女兒，我死不瞑目。”

　　骨肉分離，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紅樓夢》中，探春的一曲“分骨肉”唱哭了多少人的心。而對眾多尋親的孤兒來說，他們忍受的不僅是“分兩地”的痛苦，甚至連可以“告”的爹娘是誰都不知道。

　　從2000年起，呂順芳每年都在官林鎮舉辦一次尋親大會。每次尋親大會，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來此尋找失散的親人。至今為止，通過尋親大會，呂順芳已幫助130多個家庭找到了親人。這些人稱讚呂順芳是“中國第一熱心人”、“尋親大姐”。100多個家庭，從尋找難度來講已很不容易，但對於當年那批大遷移的孤兒來說隻能用“杯水車薪”來形容。每年的尋親見麵會，都有全國各地的尋親者前往參加，其中既有孤兒尋父母的，也有父母尋找被拐賣的孩子的。雖然成功率並不高，但抱著對親人的思念，抱著一絲希望，人們仍然會自籌旅費一次次參加。

　　DNA：

　　最準確的辨別，最混亂的市場

　　“這麽多年來，尋親大會一次次的舉辦，孤兒們奔波各地，可成功率卻極低。其中有不少孤兒都已經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希望越來越渺茫。”於曉光每次提起“官林認親大會”時，聲音總是充滿同情，而作為“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的主要發起者，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承認：從2000年就開始舉辦的官林認親大會，是促其創辦“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的最大動因。

　　在今年的官林尋親會上，作為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的下屬部門，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作為DNA鑒定方出現在官林尋親現場，除了給尋親者提供權威的鑒定外，同時開展“尋親數據庫”的采樣工作。這家被不少媒體譽為“DNA鑒定最權威機構”的鑒定中心，近年來接待過不少尋親者做DNA鑒定，在親身感受到尋親者尋找親人的迫切，以及親眼目睹了不少人經曆DNA鑒定而表現出的失落後，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產生了建立“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的念頭。

　　“DNA數據庫”的原理實際上並不複雜。其工作流程就是把尋親者的樣本(自身情況和采集的樣本)接收過來，進行DNA檢測後進入專門為此設立的數據庫中，通過對比庫內任意兩人之間的DNA數據來查找尋親者的親人。由於DNA檢測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權威的親子鑒定標準，同時也是認親的最後一個環節，所以通過“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尋找親人的正確率相當高。當然，其成功率還需要有龐大的數據來支持。

　　“在此次尋親會中，我中心人員共采集了300多份樣本，同時，我中心所有工作人員也願意無條件出人出力，僅以相應試劑耗材的成本價格來承擔此次數據庫的檢測工作。”華大方瑞的於曉光有些遺憾地告訴《市場報》記者，雖然很多尋親者每年都會不辭辛苦的花費旅費前來尋親，但對於800元的入庫檢測費卻不願承擔。“這跟當時會上一家公司打出了‘免費基因鑒定’的招牌有關。雖然據我所知這家公司最終並沒有提供DNA鑒定的結果，但已經給不少與會者造成了‘DNA鑒定免費’的假相。”於曉光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十分不平。“幸好後來我們得到了美國一家試劑公司的援助，給認親大會提供了一部分免費檢測名額。”

　　DNA鑒定市場混亂與這個市場剛剛放開有關。以前，DNA鑒定一直屬於司法部門管轄範圍，2005年2月28日，全國人大頒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賦予普通人可申請親子鑒定的權利後，這一市場在迅速啟動的同時，也存在著缺少有效監管的問題。據於曉光介紹，目前社會上提供DNA檢測的機構有幾百家，而真正具有檢測資質的機構極少。DNA鑒定機構要取得資質，必須擁有司法鑒定許可證以及計量認證或以國際ISO17025標準為參照的中國實驗室認可，而國內符合這一標準的機構“隻占個位數”。

　　“正規的DNA鑒定不僅需要先進的器材，還需要專業的人員，成本很高。”於曉光表示，雖然他們得到了試劑公司的支持，但由於援助資金有限，目前尋親者免費加入尋親數據庫的名額僅有500個，“沒有後援，我們對尋親數據庫的建設根本不敢走得太快。”於曉光這些日子十分苦惱，正在建立的尋親數據庫目前還處於初始階段，由於缺少資金，很多專業人員隻能從中心其他部門調用，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心的日常工作。“就我所知，僅江南孤兒就有數萬個，想要真正解決這些孤兒的尋親問題，數據庫裏至少要有50萬個樣本，其起動成本在2000萬元左右。”

　　尋親：

　　誰的責任誰該作為？

　　別讓老人抱恨一生

　　“現在尋親活動幾乎都是民間自發舉行的，基本上看不到政府的影子。”一位尋找自己親生父母多年未果的孤兒告訴《市場報》記者，在官林舉辦的尋親大會雖然有不少媒體報道了，但很多當地曾經送出過孩子的老人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或者直到大會結束後才得知。“不少尋親的老人都是在孤兒們已經退場後，才在家人的攙扶下蹣跚而至。”這位與會者頗為無奈地告訴記者，不少老人都已經年過花甲，平時也很少看書看報，如果當地電視台能夠在節目下方走條文字新聞，或村鎮或街道能廣播通知一下，尋親的成功率也許就能提高一些。

　　其實，先不提2000萬元的“中國尋親人員DNA數據庫”開動成本，事實上，很多尋親者由於經濟困窘甚至拿不出幾百到數千元的檢測費用。采訪中，不少人向記者反映：“孤兒的形成或許有自然災害等諸多因素，但政府就可以完全放手不管麽？”

　　目前，新西蘭、澳大利亞等不少國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數據庫”，提供服務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資，比如著名的“國際遇難者身份識別”。北美各州也都有自己的DNA數據庫，用以辨別失蹤遇難者以及進行一些司法鑒定。記者通過對多家跨國儀器、試劑供應商的谘詢，了解到很多國家DNA數據庫建設的狀況。據介紹，英國這方麵的數據庫最為完善，覆蓋麵已經達到總人口的5%，而其DNA樣品的來源有法律強製和自願兩種——有犯罪記錄的人會被強製留取DNA數據，而希望尋找失散親人的人也可以自願把DNA數據入庫進行查找。不管是強製還是自願，入庫費用都由政府買單，而龐大的數據庫，無疑對這些國家的司法等職能係統提供了極為有效的幫助。但在中國，即便是在DNA數據應用最廣泛的司法部門，DNA樣本的留取由於資金等問題，與這些國家目前的水平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