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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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的畢業照，攝於1947年中期，21周歲前幾個月。(上海交通大學提供)
“他逐漸成為我們中間的領頭人。”
1943年，江澤民成為南京中央大學機械電子係當年錄取的8名學生之一。
他與該係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個寢室，他是他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對江澤民的第一印象是，他還隻是一個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輕，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他當年的
室友童宗海回憶說。“但是我們很快發現，他絕對不是我們的‘小弟弟’。我們的初次交談是關於我們的家鄉和家庭，他讓我覺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夠信任他。”
江澤民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大學生活。大學第一年和第二年開設的數學和理工科課程，使學生們都感覺到了壓力。江努力學習，常常靠自學就領會課堂上所教的內容，隨後，便會幫助其他同學理解這些東西。日複一日，他們一起在課堂上聽講，又一起做作業，慢慢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的老師每周，有時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習題。江痛恨在解題時半途而廢，他會不停地嚐試，直到解出棘手的難題。
江同時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同學們覺得他很風趣，而他也善於交友。江的衣服不多，但他總是衣著整潔。他在挑選密友時非常謹慎。盡管他年齡很小，但卻有許多人常來向他討教。
“江生活簡樸，”他的朋友童宗海說，“他逐漸成為我們中間的領頭人。”
江澤民的一個室友是他的揚州同鄉，家境富裕。有一次，同鄉的父親到學校來看他的兒子，兩人邀請江到一家昂貴的飯店吃飯，但是當得知他們沒有請另外的室友時，江禮貌地回絕了。父子倆堅持請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應。最後，同鄉的父親說，“如果你跟我們一起去，我就請上你的另外兩位室友。”直到這時，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飯。
和普通學生一樣，江和他的室友喜歡聊天和播放音樂，直至深夜。江還喜歡體育鍛煉，尤其是引體向上。
“你想知道江澤民在大學時代最開心的是哪一刻嗎？”童宗海問道，同時咧嘴一笑，“那是他贏得一次引體向上比賽的時候。我們把寢室門框上的橫梁當作單杠。搞這個比賽是江澤民的主意。”
後來，引體向上比賽在他們中間頻繁舉行，而且每次———總是由江先提議———他都能贏。在最佳狀態時，他能做24個。
“他不會拉到‘一大半’就算數，”童補充說，“每拉一次，他都要盡力讓自己的下巴越過橫梁。”
“雖然還很年輕，但江澤民已經開始肩負起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並甘冒生命危險走上對敵鬥爭的前線。”
盡管學習生活令人愉快，但現實世界的侵擾還是無處不在。由於南京當時是日本占領軍支持下的汪精衛傀儡政府的首都，日本兵隨處可見，總是以征服者的姿態招搖過市。
江澤民上大學第一年的12月中旬，鴉片泛濫成為學生們沮喪情緒的焦點。童回憶說，“日本人占領南京以後，大煙館就像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到處都是。很顯然，有日本人在背後支持。我們極為憎恨他們的這種惡毒政策。”
一天下課後，江澤民一陣風似地衝進寢室。他向大家報告說，學生領袖們正在計劃采取行動。“昨天晚上，我們的一些同學出去封煙館去了，”激動的江告訴他的室友說，“但那些沒有良心的煙館老板叫來了日本憲兵，把他們毒打了一頓。有幾名學生還受了傷。”
“今晚，”江小聲地說道，“我們要集體出動———人越多越好。我們都得去。”
雖然他的室友們也很想打敗日本人，但他們並沒有立刻就響應江的號召參加行動。“我們當然感到擔心，”童說，“那些老板都是幫會分子。我們隻不過是一些青年學生。我們憑什麽和他們鬥呢？如果我們真的砸了一些煙館，會怎麽樣？我們會被認出來，列入黑名單，一個一個地被清除掉。”
但江堅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懇求他的朋友說：“請和我們一起去吧。不管怎樣，我們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談到了中國的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兩個室友同意加入。
當晚，數百名學生在學校的運動場上集會，來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學的學生也同時向這裏聚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學生隊伍開始向市區進發。在行進途中，隊伍不斷壯大，總人數最後增加到了約4000。
最初，隻有17歲的江澤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開始在遊行隊伍中前後穿行，來回傳遞消息。“他的臉上都是汗。”童說。
每到一處煙館，學生們就會給裏麵的癮君子上一課，告誡他們吸毒的害處並勸他們戒毒。學生們要求煙館老板交出鴉片和各種炊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來，但另一些老板則試圖反抗。童回憶說，“他們拒不交出，我們就開始砸煙具，把它們扔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們雇了一些人力車來拉我們的‘戰利品’。走到國府路原國會大樓附近的廣場上時，我們卸下所有沒收的東西，一把大火把它們燒了個精光。”
整個晚上，漢奸和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一直尾隨著學生隊伍，但學生們繼續前進，他們一路高呼口號，在凜冽的寒風中緊靠在一起，毫無畏懼地唱起了《畢業歌》。對於江澤民來說，這一時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義的幾點啟發。他從中領會到，群眾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從中領會到了冒險的必要性。他還認識到象征性變革與真正的變革之間的區別。這些啟發將使他終身受益。
童宗海回憶說，“雖然還很年輕，但江澤民已經開始肩負起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並甘冒生命危險走上對敵鬥爭的前線。”盡管江直到後來才知道共產黨在這場抗議活動中所起的幕後作用，但從那時起，他的命運已經同共產黨聯係在了一起。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軍投降。中國學生個個興高采烈。然而，9月26日，國民黨發布一項政令，名為《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宣布抗戰期間在這些學校修得的所有學分一律作廢。所有的大學生都必須重新參加考試。
童宗海不久得知有一種變通方法。他的一個朋友有國民黨高層的關係，童從他那裏得知，凡是學生中的國民黨黨員，其學分都可以追溯有效。“加入國民黨看來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捷徑，”童回憶說，“他會試著去幫我安排。我很興奮。”
童回到寢室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江澤民和另外兩個室友，也勸他們加入國民黨。讓童感到驚訝的是，江不僅不高興，還勃然大怒。“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國民黨腐敗透頂，”他說，“人人都能看透他們。你怎麽能加入這種黨？你真是個傻瓜！
江還指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這種‘偽學生’的身份，不僅僅是我們幾個才有，還有很多學生也跟我們一樣。我們必須為所有人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至於我們所受的教育，”江澤民分析說，“把我們所學的知識說成是‘非法的’毫無道理，知識要麽是對的，要麽就是錯的。科學就是科學，這沒有什麽可說的！”盡管還不到20歲，江沒有向壓力低頭。
當童宗海麵紅耳赤、無言以對的時候，江改變了語調，他感到自己可能對朋友過於嚴厲了。“我們一定能找到一個適合的解決辦法，”他和顏悅色地說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來！”童終於沒有加入國民黨。
江澤民不僅是個出色的組織者，他還非常關心同學的安危，同時他很懂得怎樣去進行街頭鬥爭。
後來，南京淪陷時期的中央大學被拆散，江澤民和童宗海暫時進入了上海交通大學。
由於貨幣管理不善、貪汙受賄、政府內部派係鬥爭以及內戰再度爆發等，物價飛漲，戰後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還要艱難。為了養活自己，江澤民利用少得可憐的課餘時間到上海青年會開辦的夜校去教代數和三角學。他還給富家子弟做家教。當時，聯合國一家救濟機構向特定人群發放救濟品，大學生也符合申領的條件。依靠領來的奶粉、麵包和舊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書所得，江勉強維持了生計。
在整個抗戰期間，學生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厭惡日益加深。在一次訪問上海時，蔣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學生，抗議政府宣布他們的學分無效。許多參加示威活動的學生，包括江在內，都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盡管他們的學分已經得到恢複，但他們卻仍然為那些沒有如此幸運的其他大學的學生進行抗議。1946年3月，請願學生取得了勝利。國民黨政府命令教育部改變了它的重考政策。
這次鬥爭是江澤民第一次參加由共產黨公開領導的抗議活動。從那時起，他就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堅力量。1945年12月，當1名教師和3名學生在昆明因為反內戰而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江協助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雖然參加示威的群眾大多是工人，但學生們卻最為鬥誌昂揚，他們不停地呼喊口號直到嗓子沙啞。國民黨秘密警察一直監視著示威活動，當他們開始抓人的時候，學生們四散而去。
“江澤民邀我參加了這次示威，”童宗海回憶說，“因此，他覺得應該為我的安全負責。當警察撲過來的時候，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自己先走，或者兩三個人一起走。不要再跟著大隊了。直接回學校去。我們不要再見麵。’江澤民不僅是個出色的組織者，他還非常關心同學的安危，同時他很懂得怎樣去進行街頭鬥爭。”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產黨，此時距他20歲生日還有4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是王嘉猷，從南京到上海，他們一直是同班同學。
然而，對江澤民的兩個妹妹來說，這位年輕的革命者始終是一個玩伴。江澤慧對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記憶也始自這一時期。1946年夏，江返回揚州老家過暑假，兩個小妹妹便吵吵鬧鬧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開兩臂，與地麵約成45度，”江澤慧回憶說，“然後讓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隻胳膊。我哥然後把我們兩人吊了起來，直到他的手臂與地麵平行。”
兩個興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樹上的猴子一樣掛在他的手臂上。江澤民一直保持著這一姿勢，“像個體操運動員那樣，”江澤慧回憶說，“他真的對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澤民接受了兩種極為不同的，但對他來說卻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種是西方科學與工程的教育；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的教育。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們的同學才被正式允許入讀上海交通大學，被錄取為四年級的工科學生。
盡管肩負著許多校外活動的責任，但江的學習成績依然保持優秀。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下設3個係：機械係、電力係和土木工程係。江選了頭兩個係的課，這兩個係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發電和運輸。
交大的課程非常嚴格。學生們不僅每周要上幾乎40小時的課，而且每天還必須完成大量的作業和實驗。每一個月下來都有一次評估測驗。有一些課程，每學完教科書上的一章都要考試。
江的時間非常緊張———他要閱讀文學作品，參加學生運動，還要為共產黨工作，因此經常和其他學生一樣曠課。不過，正是因為缺課，他才更加刻苦勤奮，開夜車學習以補上白天拉下的課。
然而，江從不誇耀自己的學習本領。“我們的係主任有問題最喜歡問王慧炯，”江澤民幾十年後很直率地對他的朋友們說道，“他總能回答出來，還答得非常好。他喜歡學習，而且十分勤奮。他是我們的班長。”
“我們在一個實驗組，”江回憶說，“直到今天，我還留著我的實驗筆記。我還保留著當年的無線電工程教科書。每次看到它們，比方說一個有關交流電的實驗，我的記憶就會像潮水一樣噴湧。”
“教學全用英語，”江繼續說道，“教科書、實驗報告、講課、考試———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語言技能。”
江也同樣承認，有些同學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師。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學作比較，這名同學後來成為當時一項複雜技術的權威。江說，“盡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鍋爐研究……我很慚愧地說，我從來沒有達到過他的水平。”
在大學時代，江澤民沒有放棄自己對音樂和文學的愛好。即便當他從事革命活動後，他也設法找機會練習他的技藝。當學生們演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小品劇時，他經常給他們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麽時候舉行班會，他都會指揮大家唱歌，同學們都管他叫“指揮家”。
當江情緒低落時，他不會對他的室友傾訴。通常，他會盤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讀些悲涼的唐宋詩詞。在大聲朗讀的時候，他時不時還會發出一些唏噓感歎。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憶說，“江澤民都不會發泄或生氣。江澤民背誦古詩的時候，通常都會找一首特別能反映他心情的詩。在高興的時候，他就會選一些歡快的詩。總的來說，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朱物華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學時的教授，他是一個電子學專家，也來自揚州。即使朱教授已經是一位聲名遠揚的學者，他仍然爭分奪秒地學習。一有空閑，他就會坐下來閱讀或寫作。朱物華這種好學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為江澤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江所喜歡的另一位教授是顧毓?，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電機工程學博士，還是中國最為卓越的院士之一。1997年10月，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江澤民讓人捎話說他想見見顧教授(顧已定居費城)。此時，顧毓?已是95歲高齡，但他立即準備前往華盛頓或紐約去見他的得意門生，就像在兩年前江頭次來訪時所做的那樣。但這次，江堅持親自前往費城，以示他對恩師的尊重。
1947年的夏天，江澤民畢業了。盡管隻有21歲，他的學識卻非常廣博，以至於同學們都稱他為“江博士”。在他的畢業紀念冊上，他的朋友們題辭留念：“江澤民兄是班裏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績經常名列前茅，尤其精於數學；他喜歡辯論並往往贏得勝利———鑒於此，我們授予他‘博士’頭銜。”
“他熱愛體育運動，特別喜歡單杠和短跑。”
“近來，他特別喜歡寫詩和操琴，頗有乃祖‘江公’之風。”
江澤民接受了兩種極為不同的，但對他來說卻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種是西方科學與工程的教育；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的教育。
摘自《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作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