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進化論中鮮為人知的一麵（圖）

“進化論之父”達爾文

幾乎從我們接受教育的年代起，達爾文的進化論就像吮吸母親的乳汁一樣被我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我們所接受的所謂進化論，實際上無非是“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無非是自然選擇和優勝劣汰。但是，這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全部內容嗎？否。這隻是達爾文進化論內容的一部分，它所揭示的，也僅僅是生物界存在現象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內容與之完全相反的部分，卻被人們普遍忽略了。這就是達爾文關於“愛”和道德的理論。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十分強調生物與環境之間矛盾和鬥爭的一麵，而沒有注意或很少注意到生物與自然環境和諧的一麵。公平地說，生物與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並不是不存在，而是不應過分誇大。如果過分誇大，就看不到不同生物之間協作共生的一麵，相反相成的一麵；而環境也就無所謂生命性，無所謂生機活力，更看不到環境的“靈性”。因此才導致了達爾文進化論過分強調生存競爭，而忘記了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這種和諧就包括生物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不同種群之間的和諧（生物群落），種群與環境背景之間的和諧。

因此，在後達爾文主義者中，有人開始注意達爾文理論中的另一麵，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大衛.洛耶所著《達爾文.愛的理論》。他根據達爾文晚年的著作《人類的由來》，而企圖極力糾正人們對達爾文理論的誤解，那就是我們通過大眾傳媒和一般教育所接受的達爾文進化論，僅僅強調生存競爭的一麵。為了生存競爭而不擇手段，這就與人類的道德原則相衝突。達爾文晚年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才花大力氣寫出了《人類的由來》一書，企圖糾正這種理論偏失。但是這樣一來，達爾文理論就是斷裂的，前後矛盾和不統一的。

生存競爭理論是在達爾文年輕時代形成的，《物種起源》一書成書於達爾文的中年時代，而其思想，卻早在青年時代已經形成。但無論是青年時代的達爾文，所強調的基於生存競爭的進化論；還是晚年達爾文基於道德考慮的《人類的由來》一書，強調道德因素在人類生存中的重要性；都與他的生存理念和人生態度有關。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段對宇宙人生的感悟是不一樣的。青年時代注重生存競爭而忽視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這就難免於偏頗；晚年智慧成熟而比較全麵，就會產生高一層次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大衛.洛耶認為青年達爾文已經具有了晚年時寫作《人類的由來》一書的道德境界，或出於道德因素的考慮，我覺得是對達爾文的過分美化。達爾文不是聖人，而是一個西方文化的傳承者，作為西方文化的傳承者，西方文化中本身具有的競爭精神，在青年達爾文思想中不能沒有反映。而基於生存競爭的進化論，就是這種反應的表現。

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集中反映。正是因為現世慘烈的的生存競爭，才更需要超越生存境界的彼岸世界與之平衡，否則生命就要崩潰。青年時代的達爾文與基督教神學精神相對抗，而強調人的現世的生存，這反映到生物進化論中，便是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理論。晚年他注意到這種理論的片麵，而企圖糾正，基於西方文化傳統，也就隻能把上帝愛人的道德說教再版於他的進化論中。

這使人想起經濟學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經濟學家認為，所有人的本質都是自私的，這是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所有經濟規律和經濟規則都是基於這一前提的。但問題時，是否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經濟活動，一切活動是否都是功利的，還有沒有非功利的人類活動？比如審美活動、藝術活動、宗教活動等？他們都是基於人性自私的考慮嗎？這樣理解人和人性，顯然是片麵的。

但是，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從宗教的考慮出發，畢竟比局限於世俗生存的層麵更深一層，人性是複雜的。對於自然界的生命現象，也不能光看到生存競爭。在更深的層麵，自然界有一種“生生”之氣，而無情競爭，隻是一種殺氣而已。宇宙自然中的“生生”之氣，類似於古希臘哲人的所謂宇宙中的“至善”，它是至高無上的。

但基於基督教文化的局限，達爾文隻是注意到人類社會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而不可能看到，在整個宇宙之間還存在著一種至高無上的“善”。而這對於中國的《易經》和老子的《道德經》來說，就是“生生”原則，發展到後來，就有儒家“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它強調人的生命與天地萬物本是一體，人的生存也就是人類的生存；人類的生存也就是宇宙自然的無限生機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決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天地萬物一體聯係的。

把人的生命和天地萬物的生存以及生機活力聯係在一起，這種思想實際上正是把宇宙自然看作一個生命過程，宇宙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發展到現在，就必須賦予宇宙自然以生命，這就是我的宇宙觀。我的生命進化意識決定論就是以此為立論基礎的。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卻總是遊離的甚至對立的，這是由它的理性樣式決定的（見我的《人類理性論》）。這種理性也是自然觀的體現，這種自然觀就決定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導致生存競爭。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的。

至於達爾文晚年的《人類的由來》，試圖用道德因素來糾正生存競爭理論的偏失，那就使人不能不聯想到西方人的生存過分物質化的追求，而把超越物質生存的理想寄托於天國的彼岸世界的努力。在西方，社會道德是由宗教信仰決定的，所以達爾文晚年強調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實際是晚年達爾文向宗教信仰的方向靠攏，以彌合人類生存境界的片麵和偏失。這種彌合可謂用心良苦，但是作為一種理論，卻與先前的生存競爭理論前後斷裂，出現了明顯的矛盾。

出現這種矛盾和前後斷裂並不奇怪。因為西方人的世界觀就是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理性也是與信仰對立的。在人的生存世界，需要理性以指導人的活動；而在信仰的世界，理性不得問津。理性與信仰斷裂，人與自然分離，這就是西方文化傳統。但是西方有識之士卻已經意識到這種文化傳統的局限，並開始努力克服這局限，例如在新道家的發起人，美國物理學家F.卡普拉等人那裏，已經在努力克服這種局限，而試圖發展一種新文化觀。

不能否認，生物界中存在著生存競爭的現象。但是，正如克魯鮑特金在《互助論》中所強調的，生物界除了生存競爭之外，還更廣泛地存在著相互依賴、互助互益、生死相依的一麵。因為生物一旦麵臨著異己的生存環境，環境的壓力就會把不同的生物甚至生物群體凝聚起來，而這種凝聚必須通過信息傳達，也就是說必須通過意識傳感而實現。這就凸現了意識因素對於生物的生存和進化的重要性。

在生物進化中，以往人們過分注意到物質因素，這種對生命的理解，是基於唯物主義的理解，它把生命理解為物質運動而不是有意識、有靈性的存在，意識和靈性，在生存競爭中被忽略了。而意識因素在生物演化和進化中的重要性，也沒有給與足夠的重視，這正是新的進化論所必須糾正的。

為什麽人或動物在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中會感到強烈的孤獨？因為在宇宙太空中失去了原來的生存環境，失去了自然環境中與萬物合一的意識場，生命被迫從環境中孤立出來，失去了原有的與環境意識的共鳴，在心理上已經被孤立了。所以，心理素質不好的、意誌力不夠強大的，是不能飛上太空的，那樣會造成一生的心理創傷。生物尤其是高級生物在太空中的心理反映說明，生命存在絕不是孤立現象，他還有對環境的強烈依賴，這種依賴，就包括心理意識上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