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和鄧小平58年的愛情故事

鳳凰衛視8月1日《我的中國心——卓琳》文字實錄：

曾子墨：提到卓琳，人們總會想起中國20世紀的偉人鄧小平，卓琳的經曆，雖然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是也同樣充滿曲折，耐人尋味。她的父親是雲南有名的“火腿大王”，身為富家小姐，卻也是封建大家庭當中的一員，看著家族中婦女們的坎坷命運，她和兩個姐姐都決心，要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一個女革命者的命運即將展開的時候，她遇到了鄧小平，此後，他們相伴走過無數風雨，相濡以沫58年。

鄧小平首次托人上門提親 卓琳斷然拒絕

解說：1939年的秋天，年輕、漂亮、性格活潑的卓琳，在延安的保安處訓練班，和她一起一共有八個女孩子。而這時的延安，因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紅軍的到來，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據說是18：1。

卓琳（鄧小平夫人）：他從前方，還有一個也是從前方來的，他們住在一個窯洞裏頭，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裏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那時候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誌多，經常到公安部來玩。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

他就找我的朋友，女朋友，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那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意不同意，那個女朋友談了兩次，我不願意，我說我年紀還輕，我還不想那麽早結婚，我拒絕了。

卓琳擇偶不願找工農幹部 專找知識分子

解說：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幹部，卓琳一點也不了解。

卓琳：因為當時延安，去的那些長征老幹部都是工農幹部，我們就怕跟一個工農幹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他們沒有知識，你跟他說話說不到一塊兒。所以我就不敢跟這些工農幹部結婚，不願意結婚。

延安有個笑話就是說，一個工農幹部跟一個知識分子結婚，兩個人晚上沿著延河看月亮。那個女的就說，哎呀，你看這個月亮多漂亮呀，她的丈夫就說，有什麽漂亮的，我看不出來，這個故事在延安傳為笑話。我想，我結婚我可不能找工農幹部，長征的幹部，我要找知識分子。

解說：卓琳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出生在雲年省宣威縣上堡村，是著名工商業家浦在廷最小的孩子。上麵有六個哥哥、姐姐，浦瓊英和兩個姐姐在父親的安排下讀到中學。在昆華女中，音樂老師趙琴先經常借上課的機會宣講革命，後來在赴刑場的路上還高喊口號，這給年輕的浦瓊英三姐妹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浦瓊英喜歡體育，1931年，她作為50米短跑選手被選入雲南代表隊，參加北平的全國運動會，運動會因為戰爭沒開成，她還是借此去了北平。5年以後，浦瓊英成為雲南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女學生，為了實業救國，浦瓊英報的是北大物理係。

在毛澤東窯洞前 鄧小平卓琳舉行婚禮

1937年“七七”事變，打破了浦瓊英求學救國的理想，她和姐姐喬裝成百姓模樣，躲過了日本兵的嚴格檢查，逃出北平。幾千裏的輾轉行程，從西安步行7天7夜，她們終於到達了延安。

讀完陝北公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上級領導認為活潑而聰明的浦瓊英，具有在敵後從事秘密工作的長處，就把她調到特訓班培訓，準備以後派到敵後工作。

為此，她有了新名字卓琳。也是在學習班，有人把卓琳介紹給鄧小平，但起初卓琳拒絕了這樁婚姻。

卓琳：後來他自己他就說，我自己找她談談可以不可以，我說可以。他就找我談，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一談他的情況，第二次又談談他的希望。我聽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是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第二個呢，我說反正都得結婚，早晚得結婚，我那時候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他親自找我談了兩次話，我才同意，同意了以後我們才結婚。

解說：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八路軍的老戰士們，以淳情樸實的方式，為卓琳和鄧小平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卓琳：後來我就跟他說，我說，我說話你得聽，你不聽，我這人好說話，沒人聽話，我跟誰說呀。聽了以後呢，你覺得，我說我這人是比較落後的，你有意見你就給我提意見，對的地方你也告訴我。他就不吭氣，我說，我說話你不說話，我們這樣相處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說點話呀。

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你願意說話你就說多少，我有意見我就提，沒有意見就這麽算了。我想，你老要叫他，這個老幹部，我知道他是個知識分子，所以我想，你要老是讓他說，他也說不了，算了。慢慢相處吧，後來這樣，慢慢互相之間就了解了。

卓琳求家書 鄧小平：印幾十份 一月一寄

解說：幾天以後，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奔赴了太行山。

卓琳：結婚以後，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帶著我一塊兒去。我那時候還不熟悉，後來慢慢到了前方以後，他在師部我在後方，就是總司令部。他來開會，就見個麵，他不開會，我們就見不著麵。

後來我就說，我們這樣也不行呀，是不是你給我寫個信啊，他說我寫什麽啊，我說你寫，你就寫寫你怎麽生活，你有什麽感想，有什麽東西。他說好，我以後叫秘書給我寫一個，我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發一份。我一聽，我說算了算了，你別這樣搞了，我也不要你寫信了。

解說：卓琳漸漸地適應了丈夫的性格，漸漸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後就帶著孩子們也要趕到那裏。

曾子墨：1940年9月，組織上把卓琳從八路軍總部，調到了129師師部秘書科，從此她和鄧小平才開始真正生活，戰鬥在一起。第二年華北敵後戰進入了抗戰八年中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對卓琳來說，最嚴峻的考驗是避開日軍“掃蕩”的主力，隨部隊進行轉移。

有一次夜間行軍時，卓琳的眼鏡打碎了，她就讓前麵的同誌在頭上包塊白布，就跟著白布走了一夜。腳上打起血泡，腳脖子腫得碗口一樣粗，她說那個時候最幸福的事，就是找個平坦的地方好好睡一覺。

鄧小平進軍西南不帶家屬 卓琳：我不幹

曾子墨：1948年，鄧小平擔任淮海戰役總前委書記，統一指揮兩大野戰軍作戰，卓琳隻好跟著其他部隊的幹部家屬，帶著三個孩子，跟隨著戰爭的進程不斷向前搬家，成為一個家屬大隊。

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後，卓琳和另外四名幹部家屬，住在邢台的一個教堂裏，五個夫人輪流做飯，不過輪到卓琳做飯的這一天，大家都很痛苦，因為她做菜的手藝實在是太差了。

解說：作為名牌大學的學生，卓琳總想用科學方法教養孩子，她說曬太陽能補鈣，每天上午都在教堂屋頂上，放一大鐵皮盆的水，下午就把三個孩子衣服脫光，讓他們先曬太陽，曬完就在盆子裏洗澡。卓琳稱之為“日光浴”。結果三個孩子都曬得黑不溜秋的，不過倒也很健康。

1949年4月，解放軍百萬雄師突破國民黨長江防線，鄧小平與陳毅渡過長江，步入蔣介石的南京總統府。卓琳又帶著孩子們跟到了上海。在這裏，他們和陳毅家同住一個院子，相處得和和睦睦。

1949年10月2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第二野戰軍總部，從南京出發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這一次，卓琳要求同行。

卓琳：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都在後頭，都在後頭住的地方，他們打完仗休整的時候，再把我們接去。後來他進軍西南了，他下命令進軍西南，不準任何人帶家屬，連我們在家也一樣。

後來我不幹了，我說你不帶家屬我不幹，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了的話，不管。這次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他隻好帶著家屬，這次進軍西南我說我一定要去，你不讓我去。

但是去的方式，他在前麵，有偵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邊，我們帶著孩子坐在後頭。這些是很苦的，因為孩子，男孩子要尿尿，汽車走走走，就那麽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麽辦呢，教堂裏有水罐，拿那個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倒在汽車外頭。

鄧小平囑咐不要出風頭 卓琳擔任“鄧秘書”

解說：劉伯承、鄧小平率部進駐重慶後，部隊和西南局的幹部子女遇到了一個新問題，孩子們沒有合適的學校上學。卓琳主動把籌辦子弟小學的事承擔下來，從找資金到選校舍，從請老師到招學生，每件事都是卓琳自己操辦。

沒過多久，重慶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學就正式開學了，這是一所專門為幹部子女，烈士遺孤開設的學校，卓琳親自擔任校長。

這些在戰火中長大的孩子非常不好調教，卓琳為了鎮住這些孩子，先從自己的孩子“開刀”。鄧林、鄧樸方違反紀律就要被首先整肅。連五歲的鄧楠，也被卓琳安排到教室的最後一排，和大孩子一起上課。五十多年後，當年的學生們還在卓琳家留下了這張合影。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那時，一些中央領導的夫人都在單位工作，但卓琳聽說安全部門怕她們路上出事，還要派人暗中保護她們上下班。

她想與其給安全部門添麻煩，還不如給鄧小平當秘書，而此時鄧小平也對她提出，不要到外麵工作，不要出風頭。於是，卓琳成了鄧小平一生的“卓秘書”。

卓琳：我說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後來我也給他當秘書，我給他當秘書，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王秘書。他要收起來的，當時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要存檔。所以他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去存檔。我就給他把那麽文件登記，登記完了以後，我就叫個三輪車，拉個洋車，送到中央辦公廳，我都登記了。交給中央辦公廳，它就存檔了。所以那時候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他的文件最全。

鄧先群（鄧小平妹妹）：而且我大嫂這個人，她從來不給我大哥，不添亂，她不去參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職工作，她該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這樣，也很守規矩。而且她特別體貼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歡喝茶。但是花費，家裏的開支都是由我大嫂來開支。要買茶葉，茶葉還是比較貴的，他愛喝龍井，龍井是比較貴的，煙，都是自己買，哪有別人送的啊。

所以都要精打細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給，茶呢，我大嫂是給我大哥，每天都給他泡得濃濃的一杯茶，上午，我大哥喝完了以後，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著喝。下午再給他泡一杯，她非常地愛他，非常地體貼他，就在家裏那麽一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大嫂特別關心體貼我大哥。

卓琳悉心照顧鄧小平 偷偷給其“開小灶”

鄧楠（鄧小平次女）：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的時候，那時候比較困難，供應的油和肉都比較少，當時，對他們這些高級領導幹部，還有一些特殊的照顧，所以給他們多一些油和肉，當時我們家人口很多，加起來，除了我們幾個子女以外，還有一些親戚之類的，吃飯，總共有十幾口人吃飯，所以他那點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後我媽媽就說讓他單獨吃。

解說：為了讓鄧小平能接受單獨吃飯的安排，卓琳特意派一個孩子陪他吃，但吃了一段時間，鄧小平又不願意了，要和全家一起吃，卓琳就想辦法單獨給他炒一個菜，不過飯桌上那個菜還是被鄧小平分給了大家，58個風雲多變的春夏秋冬，卓琳一直這樣悉心照顧著鄧小平。

鄧榕（鄧小平三女兒）：家裏的事情都是媽媽管，那麽媽媽怎麽管？父親是從來沒有意見的，因為他很信任我母親。他們倆也很一致，他們倆的觀點，所以，母親怎麽樣管理這個家庭，管理孩子們，包括財務方麵的問題，我父親從來不過問的。

他是完全信任我母親的，所以在這方麵，我覺得他們倆配合得非常好，你說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想一想這麽幾十年，從來沒有見過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什麽問題，都沒有過。

鄧小平被造反派批判 卓琳陪著挨批鬥

解說：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文革”中，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夫妻子女劃清界限，以求自保。也正是在那段艱難歲月，更顯出卓琳和鄧小平夫妻間的情深意切。

鄧先群：那個時候，有好多人劃清界限，別人家吧，反正有好幾家人都劃清界限。我媽就跟我大嫂講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麽多年，你應該是了解他的，你可別犯糊塗哦。

就跟我大嫂，因為我大嫂身體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訴她，她說，我是了解他的，她說奶奶你放心吧，不會的。

解說：鄧小平被批判，卓琳很痛苦，她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但她堅信，自己的丈夫不是反革命。造反派批鬥鄧小平時，她緊緊地站在他身邊，批鬥結束後，她扶著鄧小平，一步一步走回住處。

夜深人靜的時候，卓琳把兒女們叫到身邊，用被子蒙上頭，給他們講鄧小平的曆史，講“文革”爆發以前鄧小平在中央的工作。她告訴兒女們，父親是清白的，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文革”裏，五個兒女除了應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父親外，沒有一個為了表示和父親“劃清界限”，而揭發父母的。

1967年秋天，孩子們被勒令搬出中南海含秀軒的家。鄧小平和卓琳開始了兩年囚禁生活，造反派勒令卓琳每天掃院子，鄧小平也主動過來和她一起掃。兩年裏，無論刮風下雨，天寒地熱，兩人都認真地完成著這個任務。

鄧榕（鄧小平三女兒）：我母親是比較外露的，情緒是比較外露的，她特別想孩子，她跟我父親每天兩人軟禁在那裏，就抽煙。然後我母親就說，你抽煙我也抽煙，當時也很省，就把我父親抽過的煙頭，她拿來以後她自己抽。

抽這麽凶將來怎麽辦呢？後來我母親說，那我是因為想孩子們，說隻要能和孩子見麵，我一定會戒。真的後來我們跟父母親一見麵以後，能夠跟孩子們見麵以後，我母親當時就戒了。

曾子墨：1969年10月，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卓琳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夫妻倆共同度過的那段艱難的時光，令卓琳記戀終生。

鄧小平下放江西生活清貧 卓琳親自學釀酒

解說：1969年10月，卓琳跟隨鄧小平下放到江西勞動，寂寞也跟隨而來，三人住在這座“將軍樓”裏。這一年的1月開始，他們倆人的工資都被停發，每月隻能領到基本生活費。為了貼補孩子，他們省吃儉用。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把他發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個將軍樓，怎麽辦呢？一個月隻給我們二十塊錢，二十塊錢的生活費，二十塊錢的生活費，首長說，我們要節約一點錢，節約一點錢，給孩子們當路費。因為孩子們都被分配到四麵八方，給孩子們當路費，有時候來看看我們。

那麽他就說，他就主張說，咱們來種地吧。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地，後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揀石頭，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我不能多動。我連上樓，上我們住的那個樓，我都說，喂，老爺子，拉著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著我。我一個手扶著欄杆，一個手他拉著我上。

那麽我們種菜怎麽辦呢？種菜就是總得種點吃的呀，自己種點吃的，他挖地，因為前頭有塊空地，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那揀石頭。揀完石頭以後，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點種子，種那些茄子啊，辣椒啊，這些容易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水。

解說：在江西的清貧生活中，為了節省開支，鄧小平減了抽煙量，有時一根煙分幾次抽。酒也換成了當地出產的便宜酒，卓琳看到自己要好的女工會釀酒，就跟著學，還要來了酒麯，請人買了些糯米。不久，她就釀得一手好米酒，鄧小平很愛喝。

卓琳身體不好，廠裏就安排她和女工們一起洗線圈，而鄧小平當鉗工。比起在北京被監禁的日子，江西的氣氛輕鬆了許多，卓琳和鄧小平很快熟悉了這裏的生活。

鄧先群：我大嫂這人，她心胸應該說還是比較寬廣，在那他們幾個老人，也過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顧的。我母親，他們倆，非常好，很關心，重體力活就是我大哥幹，比如和麵啊，那些都是他來幹。擀麵這些事情，技術活，做飯的技術活是我母親的。像種菜，他們三個人都種，在院子裏頭挖地，拔草，種菜，他們都幹。所以他們過得挺愉快的，互相很體貼的。

工人擔心鄧小平安全 修建“鄧小平小道”

解說：拖拉機修配廠的工人們，從來沒有把鄧小平一家當成外人，更沒有把他們看成是一個來這裏接受改造的“走資派”。樸實的工人們樂意為鄧小平一家，提供生活的方便。

為了保證鄧小平的安全，工人們特意為他修建了一條上班的小路，使他上班少走些路，這條小路後來就被人們稱作“鄧小平小道”。

鄧小平和卓琳有五個孩子，革命的遷徙生活讓卓琳一直對孩子們心懷歉疚。因為工作，鄧小平對三個戰爭年代出生的孩子照顧不多，卓琳對孩子們的影響更深。

孩子們小上學時，每個周末她都要舉辦個家庭論壇，給孩子們講科學知識，比如核裂變、連鎖反應。後來鄧樸方、鄧楠和鄧質方三人，都考取了北京大學物理係。在江西的生活，他們格外牽掛鄧樸方。

1968年8月，當時還是北大物理係四年級學生的鄧樸方，因不堪造反派對他的虐待與淩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胸椎壓縮性骨折。這個情況，當時被隔離審查的鄧小平夫婦，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卓琳：他是北大的學生，鄧楠是北大的學生，他因為他自己，人家把他關在裏頭，文化大革命，人家把他關在樓上。要他揭發他父親，他說我哪能鬥我父親啊，我不知道他幹什麽。人家不說他，就打他，樸方受不了了，就從窗子上跳下來，就骨折了。

鄧榕：因為當時他摔下來以後，實際上他下肢還是有感覺的，當時如果要是做手術的話，他不會落到今天這樣殘疾的，絕對不會的。但是當時送了幾家醫院，都沒有人收他，最後就把他，經過幾天的急診室的這種，睡在走廊上，度過了高燒的危險期。

生命看著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醫院了，以後一直沒有得到治療，所以他的感覺是逐漸消失的，從腳趾開始逐漸逐漸消失，一直造成這種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癱。那麽在這種情況下，我姑姑當時知道這種情況以後，就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我的父母。

解說：到江西以後，原本居住在中南海的孩子們被攆了出來，大女兒鄧林在河北宣化讀書，其他幾個孩子一個在山西忻縣，一個在陝北富縣，一個在漢中寧強縣，都在農村勞動，散落各地的孩子讓卓琳和鄧小平時刻牽掛。

卓琳接回癱瘓鄧樸方 倒屎倒尿親自照顧

曾子墨：鄧樸方癱瘓後，在鄧小平的請求下，他得以被安排住進解放軍301醫院，但是兩年以後，組織上認為他病情好轉，安排他出院，送入北京社會救濟院。遠在江西的卓琳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決定，把兒子接回來，親自照顧，倒屎倒尿，換洗墊布，翻身洗澡都是她的工作，而卓琳本身還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髒病。

卓琳：我們就自己省點錢，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了，我們讓工廠裏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為他躺在床上他起不來，他要有一個架子，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著那個他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他又躺下來。因為那時候他來了以後，當然就增加我們負擔了，洗澡怎麽洗啊，老祖燒水，我端水，他（鄧小平）拿手巾給他擦，先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幹淨，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給他送水，送手巾給他，後來老祖走了以後，他（鄧小平）就來當主角了，買來的肉，他切，不讓我切，燒火呢，我燒火，他炒菜。

解說：1971年9月13日淩晨，林彪摔死在蒙古國溫都爾汗荒漠，這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和卓琳第一次享受了相當於“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他們和工人們一起聆聽了廠裏傳達的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回到家裏，鄧小平說了八個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973年鄧小平結束了在江西的勞動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後，他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領導開展全麵整頓，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年，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難，兩度沉浮，世態炎涼，風雲多變，風雨飄搖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

鄧楠：天安門事件以後，我父親又被軟禁，我母親後來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個階段就是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時候，就隻有他們倆二老互相照顧，那後來沒多久，我母親眼睛壞了，住院以後，就剩我父親一個人了。但是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沒有辦法聯係，隻能通過寫條子，條子上頭什麽也不能寫，因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流來保持聯係，他們互相之間的牽掛和思念，就隻能靠這個了。

曾子墨：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原本卓琳陪著鄧小平住在東郊民巷17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但是不多久，卓琳眼病複發不得不住進301醫院，一天一位醫生悄悄告訴她，毛主席病危，中央發通知了，卓琳知道後十分著急，她就寫了個紙條，托警衛帶給鄧小平，上麵寫著“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麽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盡快出院”，住院50天後，眼病好轉的卓琳立即回到東郊民巷，看到鄧小平一切照舊，才放了心。

鄧小平：一句話，感謝同誌們的理解和支持，全會接受了我退休的請求，衷心地感謝全會，衷心地感謝同誌們。

鄧小平與世長辭 卓琳病床前最後吻別

解說：1989年11月，鄧小平辭去了自己最後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在這個院子裏，卓琳可以安安靜靜地和鄧小平享受晚年時光，作為妻子和相伴一生的“卓秘書”，卓琳知道鄧小平愛看書，看馬克思、列寧著作，及中國曆史經典書籍和中外文學名著，她就很注意為鄧小平收集，借閱，鄧小平喜愛孩子，卓琳就給家裏的第三代規定了特殊“工作”，58年來，她的精力都放在了照顧鄧小平和孩子們身上。

鄧榕：晚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家就有孫子孫女了，那時候我媽媽就規定了，我們家的孫子孫女就有一個工作，從最小的時候開始，會走路了以後開始，甚至於不會走路的時候開始，他們就要做工作，這些孫子孫女的工作是什麽呢？就是每天定時地要來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在爺爺麵前坐一坐，這是我母親規定的。

解說：1997年2月20日早晨，所有的電視和廣播都傳出同樣的聲音，鄧小平同誌患帕金森病晚期，並發肺部感染，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1997年2月19日21時零8分，在北京逝世。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做最後的告別，病床前她深深地向相伴一生的愛人，做最後的吻別。卓琳伴隨鄧小平走過了58年的風雨人生，此後，每年的2月19日，她都要在院子裏撒滿花瓣。

卓琳：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去世的紀念日，我們就預先買了些花瓣，就在院子裏撒，一邊撒，一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還說話，還叫他。

鄧楠：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

卓琳：對，一大長桌子，也有客人來參加。

鄧楠：還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

卓琳：紀念他。

卓琳現場見證香港回歸 替鄧小平還願

曾子墨：鄧小平去世後，卓琳老年的娛樂生活就是在家聽京劇，她保留了很多京劇名角的唱片和錄音帶，誰都不能碰，電視上隻要有戲曲節目，她一定要看。卓琳還三次到著名劇作家馬少波家中，為此馬少波寫詩：“戲文興盛賴關情，問計宏圖會老兵；寒舍三臨傾肺腑，自應探寶加鞭行。”

解說：鄧小平晚年曾說過，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卓琳認真地替他實現了這個願望。

卓琳：他原來說，香港回歸了，我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自己收回自己的土地上，結果，他沒等到這個時候他就死了，後來，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就代表他，帶著孩子就到了香港。

江澤民：曆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製”創造性構想的鄧小平先生。

董建華：今天我特別高興，卓琳女士能夠來香港，參加回歸的盛事，我們對卓琳女士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敬意。

鄧榕：我們可是很隆重，比我媽媽出國，作為貴賓訪問任何國家都要隆重。

鄧楠：我媽媽因為平常她很隨便的，而且她不太出門，所以她也沒有什麽好的衣服，所以那次為了去香港的話，就專門做了幾套衣服，很早時間就開始準備，做了幾套衣服。我覺得她是非常，覺得這是為我父親要還這個願，所以她也是非常看重這個事情，也很激動，我記得那時候到了香港，我們兩個陪著我母親，幫她準備，那一天晚上，她都沒睡好覺，她沒怎麽睡覺。

鄧榕：她就沒怎麽睡覺，一會醒一會醒，老問時間到了嗎？時間到了嗎？

解說：鄧小平逝世後，卓琳恪守著鄧小平關於“不要到外麵去工作，言行要謹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著晚年時光，夫妻倆58年風雨中結成的深厚情義，全化作花雨飄灑。

卓琳無所積蓄 全部捐給中國慈善事業

鄧榕：他們雖然表麵上的性格是差別很大的，但實際上他們有非常多的共同之處，他們夫妻倆的生活中間，比如說，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人，他們都是很純粹的人，都是非常純粹的，他們沒有那麽多的心計，就在生活中間，不是說很有心計的，很純粹，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但是他們又是非常純粹的，所以他們的愛我覺得是，他們倆雖然性格，表麵上性格不一樣，但實際上他們的心底，他們的內部，就是他們有很多內在的東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鄧林：你還真別說，我呀，沒見過我爸爸媽媽吵架，我覺得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沒見過，幾乎沒有紅過臉，我覺得我爸爸媽媽他們兩個，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別信任，非常信任，互相做什麽事情都相信，我媽媽做這個事情那個事情，我爸爸都認為是對的，然後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後來被打倒，我媽媽也絕對沒有二心，就是說我要跟他離婚，或者要跟他劃清界限，沒有。一直跟著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我認為應該是典範。

曾子墨：女兒鄧林說卓琳自己沒留下什麽錢，她的錢差不多都捐了，卓琳多次給希望工程捐錢，給曾經照顧過孩子們的太行山老區捐錢，給她喜歡的《紅樓夢》研究會捐錢，給兒子從事的殘疾人福利事業捐錢，汶川地震，卓琳寢食難安，準備把多年的積蓄捐給紅十字會，為此她還向家人籌措了一些錢，湊足十萬元全部捐了出來，她說“為幫助災民她願竭盡全力”。感謝您收看《我的中國心》，下周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