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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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7月，毛澤東邀請老朋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談中多次稱讚《離騷》“有一讀的價值。”1957年，他請身邊工作的幾位同誌把各種版本的《楚辭》和屈原著作50餘種收集來，在這段時間裏集中閱讀了這些書。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幹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鬥爭，雖然不得誌。1958年張治中陪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毛澤東勸張治中讀《楚辭》，並推薦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他在一封信裏還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1959年、1961年他兩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1961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衝向萬裏濤。”把屈原的《離騷》比作戰鬥的利劍，表達了毛澤東對屈原拇笪尬範氛??竦腦奚汀?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把一套線裝《楚辭集注》作為貴重禮物送給了他。在一本明人陳第撰的《屈宋古音義》中，毛澤東用紅藍鉛筆，對《離騷》中的一些段落句子作了圈畫。毛澤東曾用行書書寫了“帝高陽之苗裔兮……夫惟捷徑以窘步”。用小楷書寫了“帝高陽之苗裔兮……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可見其對屈原楚辭的喜愛程度。
毛澤東終生喜愛屈原的《離騷》和以《離騷》為主的《楚辭》，對屈原的偉大愛國精神和天才的文學創作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無論在國內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 他評價屈原是繼《詩經》之後“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對《離騷》中抒發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和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毛澤東非常崇敬。
對於屈原的創作，司馬遷曾評論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把屈原的作品價值同他的人生遭際和人格光輝聯在一起來評價。毛澤東很同意司馬遷的觀點，並加以發揮。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毛澤東的這一評論，不僅對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研究文學創作，也具有深刻的啟示。
毛澤東本人就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一生寫下了不少氣勢磅礴，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現代古典詩詞，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頗具大家風範的詩詞為人所稱道。他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風下翠微”，顯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變化而來。“斑竹一枝千滴淚”也是化用湘夫人聞帝舜死於蒼梧，十分悲痛，眼淚沾在青竹上，留下點點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澤東在日常工作中也隨時能聯想到《楚辭》中的詩句，並用之於談話中。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按照周恩來的布置，讓中國第一代駐外大使來勤政殿，在八扇紅木屏風後靜觀呈遞國書儀式。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接見過這些新中國的第一任大使，並與他們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黃鎮麵前，好像想起了什麽，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麽？”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見毛澤東對屈原作品的熟悉和運用自如。1954年10月 26日，印度總理尼赫魯離京到外地訪問，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後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毛澤東對屈原的《天問》，也是愛之頗深。他特別肯定屈原《天問》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麵的貢獻。在一次講話中他說：“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義。他的《天對》，從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隻有這麽一人做了這一篇。”這同時也肯定了《天問》。1958年有一次中央在廣西召開會議，一天晚上，毛澤東正在看書，突然停電。毛澤東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蠟燭點燃了，毛澤東繼續看書。他看的是《楚辭》，看得聚精會神，津津有味。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在1月21日結論提綱中，又用《離騷》中的詞句來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後，毛澤東讀《離騷》等《楚辭》中的作品最勤，並說讀後“有所領會”，還推薦給其他領導幹部閱讀，是頗耐人尋味的。這自然與他個人的欣賞趣味有關，但也未必沒有其他深意。因為那是最富於幻想的火熱的“大躍進”的年代，他所“領會”的，恐怕不僅僅隻是文學欣賞方麵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