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一旁窺測形勢的林彪,這回也站在軍方將帥與中央文革鬥爭的行列裏,對中央文革責難軍隊的作法表了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隨後,他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麽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麽交待?是修正主義,我們國家還有什麽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幾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裏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哭,拚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葉群的死活勸說下,林彪的氣慢慢消了下來,打消了要到毛那裏告狀的念頭。挨了一頓斥罵的江青自知理虧,見林彪正在火頭上,隻好老老實實聽著,勉強作了自我批評。不過,江青這次著實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兩人之間從此結下心結,成為日後廬山會議雙方鬧翻的遠因。
林彪的態度轉趨明朗,給軍中老帥們很大鼓舞。他們又趁熱打鐵,由徐向前登門當麵向他反映情況,敦促他參與製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報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此表示很讚賞,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獲得通過。在毛表示同意照發後,林彪也如釋重負,高興地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以毛親自批準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為標誌,軍方老帥打贏了二月抗爭的第一個回合。
毛澤東在安撫軍方將領的同時,作出了派軍隊“支左”的決定(後來演變為“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是因為自全國開展奪權鬥爭後,局勢益發混亂,各地區、各部門的兩大派組織為爭奪領導權打得不可開交,情形遠比原來所設想的要複雜嚴重得多。在黨政係統已經完全癱瘓的情況下,毛手中隻剩下軍隊這一張牌可以利用了。
為此,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運動,以期控製局麵,幫助擁護響應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奪權。“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方與中央文革的關係緊張。為了平息軍隊將領的不滿,善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故作姿態,拿軍隊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兩人“開刀”,題目選的是擅自點名打倒陶鑄一事。
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陳伯達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專門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批評江青“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提出中央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江二人,不過隻限於文革小組內部範圍。
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屢屢幹過的一樣。毛對此雖然不大高興,但事後已經表態默認了這一點,因此並不真想算江、陳二人的賬,還陶鑄一個公道,以免損及中央文革的聲名。
實際上,毛澤東在發動全麵奪權的同時,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讓其在實際上取代中央書記處。比如,前述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就是毛親自提議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署名的。這樣一來,中央文革成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以談論“既成事實”的方式,造輿論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可惜,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多數人並沒有看透毛澤東極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實用心,相反卻為表麵的假象所迷惑。一時間,毛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消息在黨內高層中不脛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統帥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頓,表態支持穩定軍隊的措施。這種形勢使黨內軍中的元老們士氣大振。他們早就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憋了一肚子氣,對中央文革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是深惡痛絕,於是借毛批評中央文革的東風起來進行反擊。
應該說,周恩來是當時中共黨內高層中真正看出毛澤東用心的少數人之一。他並沒有因表麵上有利的形勢而過於樂觀,知道事情並不那樣簡單,毛批中央文革不過是故作姿態,所以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和黨內軍中元老的抗爭保持某種距離,冷眼旁觀。其實,他的心情和老帥們是相通的,對於他們展開的反擊也樂觀其成,希望藉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囂張勢頭,同時規勸毛適可而止。不過,經過幾十年政治鬥爭的磨練,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轉於一瞬之間,所以十分擔心老總們開炮走火,過猶不及,導致整個形勢逆轉,把他自己也給牽連進去。
因此,在隨之而來的“大鬧懷仁堂”這一幕中,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刻意降低姿態,保持中立,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雙方的鬥爭之中,至少在表麵上如此。與此同時,他又利用會議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許的態度聽任老總們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幹人開火,隻是偶爾出來糾正一下發言中過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