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涇波：一個追隨司徒雷登44年的中國貴族(組圖)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都是從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這個名字的。雖然這篇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寫就的3600多字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隻不過幾百字，但司徒雷登卻因被定格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而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個持久不衰的“名人”。 

其實與司徒雷登在華的漫漫50年曆程比，“大使”經曆不過是其中短短兩年。從傳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見證了乃至經曆了中國近代複雜多變而波譎雲詭的曆史。 

18歲那年一場偶然相遇，使得傅涇波——這個清末貴族改變了以後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獲得了司徒雷登始終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長達44年的追隨。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園詩式的友情”來形容他與傅涇波這種超越種族、亦師亦友、情同父子的關係。 

傅履仁是傅涇波的幼子，16歲那年與母親一起到美國，與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達美國的父親傅涇波團聚。現在的傅履仁是美國陸軍第一位華裔將軍，任美國陸軍法律總監33年之久。退役後，傅履仁還曾擔任美國麥道飛機公司駐中國總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華裔主持人宗毓華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為由傑出美籍華人（如貝聿銘、馬友友等）組成的百人會的第四任會長。在他眼中，父親對待“爺爺”司徒雷登的方式，體現的正是中國最古典的一種君子風範。 

 

司徒雷登和他的秘書傅涇波（右）在一起

 

 

記者：李菁    口述：傅履仁 

清末貴族與傳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親傅涇波出生於滿族正紅旗的一個貴族之家，曾祖父因剿滅“義和團”有功，而被封為鎮國公、建威大將軍，並擔任過甘肅鎮守使，是一個權傾一方的顯赫人物。父親是家中的長孫，深得寵愛。6歲時，便被曾祖父帶到朝中覲見過慈禧太後。父親的另一個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後起的，意思是“永遠清潔”或“永遠忠於清朝”，可見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後來棄政從商，並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雖然是地道的滿族，但他對清末腐敗很痛心，後來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辮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許父親再娶旗人，我們在外也從不說自己“在旗”。 

　　父親第一次遇見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親陪同祖父去天津參加全國基督教青年會聯合會，當時身為南京金陵神學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發表演說。這一次初聚，成了父親人生的一次裏程碑。司徒先生後來在回憶錄裏還特地提到這一段:“雖說他（注:指傅涇波）聽不懂我的南方話，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著一種光芒。”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學校長，父親與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親從北大轉到燕京大學，開始邊讀書邊為司徒雷登做事。父親得了一場肺病，司徒先生的母親、司徒及其夫人都時常探望他。父親曾說，在他眼裏，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對司徒先生的愛甚至超過對他的親生父親。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與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聯係。父親利用他的優勢在這方麵提供了一些幫助。有一次，父親在司徒先生盔甲廠（注:燕京大學遷往燕園前的舊址）的住宅內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蔣夢麟、周貽春這樣享有盛名的名流，這讓司徒先生看到了父親在這一方麵的關係和能力。 

　　那時一心想把燕京大學創辦成一流大學的司徒先生，希望父親能做他的助手。父親最終答應了，但提出了三個條件:一、除差旅費外，不接受任何酬勞;二、不參與燕大的任何校內事務;三、隻對司徒雷登校長一人負責。從中看出，父親之所以答應司徒先生，純粹出於私人友情。 

　　父親在燕大上了兩年學後因病休學，他特殊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以及他與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師生關係，使他經常遭燕大教師非議，這使父親十分苦惱。為了避嫌，身體康複後，父親又回北大讀書。 

　　1922年，父親受司徒先生洗禮，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兩年後，父親的婚禮，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倆的關係已遠遠超過一般的師生關係，特別是當司徒雷登的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唯一的兒子又回美國後，父親成了他唯一的親人。除了我之外，家裏還有三個姐姐。大姐叫愛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從傳教士到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有一個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從血統上講，他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他的父親是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派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28歲來到中國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國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個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於杭州，11歲被送回美國上學，借住在親戚家。受父母影響，司徒雷登及其兩個弟弟在美國讀完大學後，都先後來到中國當了傳教士。司徒先生在28歲那年，帶著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國傳教。幾年前我回國時，有一次與當時的上海市長徐匡迪一起吃飯，他偶然提起說，小時候曾聽過一位叫司徒的外國人傳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並不知道這個“司徒”就是毛澤東寫的那個“司徒”，我後來告訴了徐市長司徒與我們家的故事。 

　　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會推薦到那裏任教，他在那裏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學院擔任教師的第三年，正好趕上辛亥革命爆發。美聯社那時還特別聘請司徒先生擔任他們的戰地通訊記者，負責報道中國政局。1912年4月1日，孫中山發表演說，宣布辭去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司徒雷登是在場的唯一外國記者，也是唯一的外國人。正因為他對中國政局以及中國社會的了解，1915年回國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還在白宮召見了他，向他了解中國及中日關係等情況。 

　　那時候，美國基督教會決定將幾所教會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舉為校長，1919年1月赴京上任。當時學校本部在城區的盔甲廠，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親自騎毛驢或自行車四處勘察，看中了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那個園林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買下，但司徒雷登親自前往西安遊說，陳樹藩終於被他的誠意感動，不僅以象征性的4萬銀元低價出讓，還捐給燕大2萬銀元作獎學金。 

　　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學，父親那時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處籌款。1923年，他們一起到東北拜訪張作霖，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對他們都很友好。張學良後來還跟他們講了許多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的細節——當時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權助男爵為首的代表團來吊唁，追悼會後，日本人拿出當初被張作霖拒絕的那份文件逼他簽字，張學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樣緊閉雙眼以示拒絕，等著對方開槍等。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父親陪著司徒雷登拜訪過很多人:段祺瑞、孫傳芳、韓複榘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他們不僅使這些官僚或軍閥為燕大捐了款，也與之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那時中國的政局複雜多變，到了後來，他們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蔣介石在南京就職不久，曾幾次請父親去執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說服少帥張學良擺脫日本人控製，承認國民黨南京政權。父親後來還數次受命去美國，拜訪了包括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在內的很多政界要人。 

　　1926年，燕京大學遷入新址——燕園。美國一對夫婦在湖邊（注:此湖後來被錢穆命名為“未名湖”）捐贈了一處住宅，指定為校長居住，但司徒先生並未把它當作自己的私宅，接待來賓、重要會議或者燕大青年教師的婚禮，都常在這裏舉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與吳文藻也是在這裏舉行的婚禮，證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與司徒先生的關係很好，這幢房子很長時間裏並沒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為“臨湖軒”，後由胡適撰寫了匾額。 

　　燕京大學是教會辦的大學，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導一種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在他努力下，在20世紀30年代初，燕京大學已經發展成能與北大、清華鼎足而立的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原來的燕京大學校址現在已經變成了北京大學。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臨湖軒看一看。我記得小時候，常常跟著父親到臨湖軒去玩。那時的司徒先生在我眼裏，高高大大，很溫和，從來沒有聽他生過氣、發過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愛琳跟隨他在中國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學新校園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靈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學校園旁的燕大公墓裏。司徒先生晚年的一個遺願，便是能將骨灰埋到中國，再回燕園，也再回夫人身邊。

 

司徒先生攝於燕京大學博雅塔前

 

從校長到外交家

　　“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等許多大學已陸續南遷，但司徒雷登先生權衡再三，決定讓燕大繼續留在北京。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由原來的教務長重新擔任校長，並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但“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宣布對日作戰當天，日本憲兵便派兵將學校包圍，在日占區堅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學被迫關閉。 

　　事發當天，司徒先生並不在校，他應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在一天前到達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當他準備回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與近2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記者和傳教士，被關在美國領事館。但4周後，絕大多數人被釋放，隻有司徒先生與協和醫院院長亨利·霍頓博士及財務主管鮑恩博士仍被繼續關押。 

　　司徒先生與協和醫院的另外兩位美國人一直被日本關押近4年之久。他後來告訴我，為了打發時間，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漢語成語寫出來翻譯成英語，我現在還保存著那些已經發黃的紙。另一個打發時間的方式是猜字謎——這三位被關押的美國人當年也成了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他們獲釋後，《時代》周刊用這樣一個標題描寫他們的經曆:一千五百個夜晚的字謎遊戲。 

　　其實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不久，作為他的助手，父親也被軟禁在家裏不許出門，還要時常被日本憲兵隊叫去接受訊問。1945年7月4日，已瀕於潰敗的日本方麵終於允許父親探望司徒先生，父親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見到的第一個“外人”，此後，父親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監禁了3年零8個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獲自由。 

　　9月16日，父親陪同司徒雷登去重慶參加抗戰勝利大會，在那裏，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司徒先生，延安有許多他當年的學生。司徒先生笑著說，他了解。幾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請父親與司徒先生一起吃飯。司徒先生後來說，他當時沒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將在馬歇爾將軍主持的國共和平談判會議上經常同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先生”打交道。 

　　也是在這一次由美國返回中國時，父親勸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時拜訪一下他的老朋友蔣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這個建議，結果也改變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在蔣氏夫婦的介紹下，司徒雷登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他對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印象。半個月後——1946年7月，經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接替已於1945年11月離職的赫爾利。 

　　那時司徒雷登已近70歲，對於大使任命，他提出兩點要求:一、希望兩年內完成大使任務後仍回燕京大學;二、出任大使必須要有傅涇波做助手。可見父親對他的重要性，這個請求得到了馬歇爾的特批，於是父親以“私人顧問”的身份跟隨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親和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父親不是美國公民，美國大使讓一個中國公民擔任他的秘書，這在當時也是夠特殊的。 

在桂林山上會見蔣介石 （1946）

不願告別的司徒雷登

　　很顯然，美國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對中國的了解以及與各政黨之間良好的人際關係，達到他們所期望的國共調停。中共代表周恩來、鄧穎超和葉劍英也發表講話，歡迎對司徒雷登的任命;當時的國內輿論對此也持樂觀態度。 

　　的確，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身份，使司徒先生無論在哪一派政治勢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職、對他懷有敬意的燕大畢業生。但是，單憑一個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轉當時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占南京。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使館人員都撤到了廣州，而一直被視為暗中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美國大使卻一直堅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派人請父親去，讓他勸司徒雷登趕快撤到廣州去。但父親與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廣州，便徹底失去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機會。於是，雖然使館大部分人員都已撤往廣州，但父親與司徒先生還有幾個年輕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後，被派到那裏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黃華。黃華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較早加入共產黨的燕京畢業生。父親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黃華辦公室與他見了麵。後來，黃華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國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雷登。如今黃華先生已將這一段曆史寫進回憶（注:指黃華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離華真相》），這一曆史時期的中國官方檔案也已經解密，實際上黃華的所有舉動完全是經過中共高層領導同意的。 

　　我在北京與黃華還見過麵，第一次是我參加“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他知道我是誰，他說“我認識你爸爸”。黃華回憶，司徒先生後來又兩次派父親與他密談。父親告訴黃華，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國艦隊已於5月21日撤離青島，以後解放軍打到哪裏，美國軍艦就從哪裏撤走。 

 

 

在美國大使館院內同周恩來交談（1946）

　　那時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夠到北平，與周恩來等中共高層當麵會談。中共方麵答複同意他以“燕京大學校長”身份北上，並可安排與中共領導人會麵，父親當時極力建議司徒先生“先斬後奏”，先到北京與中共領導人見麵、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還是決定暫緩北上，等候國務卿艾奇遜的意見再做決定。7月2日，艾奇遜來電，要求司徒雷登須於7月25日以前直接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暫時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還致電國務卿，要求允許他到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麵;但幾天後，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國的電報。1949年8月2日，父親與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館一架小飛機離開南京。 

　　作為一個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須對華盛頓負責，司徒先生後來經常跟我們說: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製定者）。毛澤東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國人把他當成“美帝”代言人，而蔣介石也發表公開聲明說不歡迎他去台灣。我相信，像他那樣一個對中國有很深感情的人，在離開中國的最後一刻內心一定極為矛盾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