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麵將軍上將王建安（圖）

王建安　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8年參加紅軍。

解放戰爭時期 任華野8縱司令員，三野7兵團司令員。1956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王見安一拍胸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當兵就是為了打地主老財的，要改，就改個同音字，叫建安！”

1948年7月上旬，豫東戰役剛剛結束，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正在進行戰役總結和慶功活動，一紙調令送到縱司令員王建安手中，中央軍委調他去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任副司令，準備參加解放太原的戰役。

王建安接到命令後，告別了戰鬥多年的8縱，前往華北。就在他途經石家莊時，又接到通知：立即前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去見毛澤東。顯然，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有重要事項賦予他。

王建安趕到西柏坡時已是黃昏。他在警衛的引領下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當時身體欠安，正躺在床上，聽到王建安的報告聲，毛澤東站了起來，招呼王建安進屋，然後握住了王建安的手，又是端詳，又是問候，一時搞得王建安摸不著頭腦。

兩人落座後，毛澤東這才向王建安講明了此次召他單獨來西柏坡的用意。中央原決定王建安到華野兵團，但由於戰局的變化，中央又決定他到濟南去，作解放濟南的準備。許世友出任山東兵團司令員，王建安任副司令。

王建安聽後，當即表態：“我沒意見，服從軍委的指示。”

毛澤東說：“中央考慮過了，攻克濟南的部隊基本上是山東人，許世友在膠東部隊裏很有威望，你在魯中、魯南也頗有名氣呢，你們倆是‘山東兩雄’。你們二人要團結一致，同心協力。”

毛澤東的這幾句話是蘊含深意的，因為王建安和許世友在過去的歲月裏，曾有過許多矛盾，罵過娘，拍過桌子，並且在一段非常時期裏，王建安“揭發”了許世友，結果使許世友蹲了監獄。

那還是在1937年，許世友和4方麵軍10多名軍師級幹部到駐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大家邊總結餘年來的革命戰爭經驗，邊批判張國燾反黨分裂主義的錯誤。

那年3月，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號召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大多數同誌在批判鬥爭中堅持黨中央的方針，把張國燾的錯誤同4紅方麵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鬥區別開來，但也有一些人出現了過火的言論和過激行為，將鬥爭擴大化。

許世友一開始抱著“隻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的態度。但後來見一些人無限上綱，說出了“張國燾的部下是托派、土匪、要槍斃一批”的話時，許世友氣憤難平，竟吐血住了院。

在病休中，方麵軍入校學習的營、團、師、軍級幹部，都來看許世友，沒有一個不傷心的。一些人感到沒出路，要許世友想想辦法。

許世友想了幾天，終於想出了辦法。他對來看他的人說：“我們回四川去，那裏有劉子才，他們有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在這裏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我們到四川去，叫他們看看我們是不是革命的！願意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到第3天，有5個軍級幹部、6個師級幹部，還有10多名營團級幹部都願走。他們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信，放在許世友身上，準備4月4日夜10時出發。

王建安最初也打算走，可是到了3日上午，他有些清醒，覺得這一行動不太妥當，就報告了第2隊黨支部書記謝富治，謝富治直接報告了抗大校長林彪。林彪報告給中央後，中央擔心事態惡變，決定立即將許世友等人逮捕。

許世友被捕後，火氣衝天，大吵大鬧，看見誰罵誰。由於他“不安分”，先後給他戴上手銬、腳鐐。審訊期間，一些人甚至主張槍斃許世友。

在這一時刻，毛澤東頭腦還是清醒的，他行使了否決權。6月6日，軍事法庭公審，許世友被判1年徒刑。其他人被判1年或6個月不等。

後來，毛澤東糾正了“批張”擴大化的錯誤，並以自己的真誠和胸懷感動了許世友，許世友消除了對毛澤東的誤解，從此忠心耿耿跟隨毛澤東。

對於王建安來說，當時的“揭發”也是出於黨性，實際上還是拉了許世友一把，假若許世友真的跑回四川打遊擊，孤軍無助，即使個人再勇猛，也難成大業。所以許世友在此事上對王建安並無忌恨，隻是他出獄後很快去了膠東，而王建安後來去了魯南，兩人雖然都在山東，卻沒在一起共事。此時兩人在一個行軍鍋裏舀鐵勺了，毛澤東仍是有點擔心能否相處共事。

毛澤東重提往事，王建安立刻明白毛澤東的用意。他說：“請主席放心，這一次我一定配合許世友同誌的工作。”

毛澤東詼諧地說：“好，這一次我們仨人合演一出《失街亭》，你是副將王平，失了銜亭，打不下濟南，先斬許世友，然後打你軍棍；我呢，向中央請罪官降三級，好嗎？”

王建安：“好，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建議。”

王建安離開西柏坡後，重新返回山東華野指揮部。

王建安原名王見安。湖北黃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1軍1師3團排長、連長，紅25軍74師224團營長，紅4方麵軍第4軍10師副團長，紅30軍88師政委，紅4軍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津浦支隊指揮，山東縱隊副指揮，山東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旅旅長，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魯中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7兵團司令員，第8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解放後，先後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56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王建安從小就聰明好學。他在小時候為地主家放牛時，經常偷偷地跑到學堂外偷聽老師講課。久而久之，王建安不但能熟背《三字經》，而且學會寫字。他最喜歡聽父親講《西遊記》的故事，聽後還能把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情節惟妙惟肖地講給小夥伴們聽，他常對小夥伴們說：“如果我有齊天大聖的金箍棒，就把王少三這狗地主砸爛。”少年時代的王建安就對階級壓迫胸懷不平，充滿著不甘受欺的反抗精神。

1924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了統一戰線，發動了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浪潮席卷了全 國，也波及了湖北黃安。這時，已步入青年時代、血氣方剛的王建安，抱著救國救民的強烈願望，決心去從軍習武。臨行前，他朝地主王少三的宅院裏投了一把火，秋風一吹，烈焰騰騰，王宅亂作一團。王建安乘機在夜色的掩護下，踏上了尋求光明的征途。

離開了家鄉，王建安像衝出樊籠的鳥兒一樣，直奔武漢。當時，正值第二次直奉戰爭，直係將領馮玉祥傾向革命，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直係戰敗。直係軍閥頭子吳佩孚逃到武漢後，辦了一個新兵訓練處，招兵買馬，擴充實力。王建安見了“新兵訓練處”的牌子，喜出望外，急著要去報名。可是他轉念一想，又犯起愁來，他是燒了地主的宅院逃出來的，萬一被地主追到蹤影那可就糟了。於是他決定改個名字，可他的文化本來就不高，好一陣搜腸刮肚，也未想出一個合適的假名來。於是，他一拍胸脯，自言自語地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當兵就是為了打地主老財的，要改，就改個同音字，叫建安一一建立一個太平安樂的新世界！”

就這樣，“王建安”問世了，這個貧苦農民的兒子，帶著撲素的 “建安’理想，踏入了新兵訓練處的大門。

入伍當兵後，王建安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技術，忍受了艱苦，經曆了磨煉，期望著能早日開赴戰場，以實現他的“建安”理想。可是，他滿腔的報國之誌，卻被舊軍隊中的殘酷現實碾碎了。軍閥們天天打內戰，老百姓怨聲載道。在軍隊內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當官的克扣糧餉，喝兵血，而且肆意打罵體罰士兵，簡直不把士兵當人看待。有一次，王建安因不滿當官的欺壓士兵，頂撞了一位姓李的軍官，竟被綁在電線杆上，讓太陽暴曬了整整一下午。

王建安在這黑暗無邊的舊軍隊裏熬了兩年，他的“建安”理想變成了夢幻泡影。1926年冬，王建安終於逃離了武漢兵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回到家鄉後，他召集了幾十個窮哥們，以梭鏢、大刀為主要武器，建立起一支農民武裝。不久，王建安與中共黃安黨組織取得了聯係。從此將這支農民武裝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1928年7月，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的王建安，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搞白色恐怖的日子裏，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過黨的教育和參加革命鬥爭實踐的切身感受，王建安的“建安”理想逐漸地融合在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身的追求之中。

1927年11月，聞名全國的“黃（安）麻（城）”起義爆發了，在攻打黃安縣城的戰鬥中，王建安手握一支獨子短槍，勇敢地衝在隊伍的前麵。他率先爬上了西北城牆的雲梯，揮槍一連打死7個敵人，和戰友們一起攻破了敵人的防守，打開了城門，成千上萬的農民潮湧般地衝進了黃安縣城。

黃安起義勝利後，黃安農民政府在城南廣場宣告成立。黃安、麻城的農民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王建安與陳再道同編在一個班，王建安擔任副班長。

反動派不甘心失敗，很快調來軍隊鎮壓革命運動。剛剛組建的鄂東軍與敵人的正規軍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戰鬥，給敵人以沉重打擊。終因敵軍人多武器好，鄂東軍人少武器差，傷亡過重，被迫撤離黃安城，隱蔽到鄉下。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鄂東特委決定留少數人堅持在黃麻地區繼續與敵鬥爭，大部轉移到黃陂縣木蘭山一帶開展遊擊戰爭。

王建安留在當地，帶領數人與敵周旋，他靈活善戰，不時打擊敵人，卻始終讓敵人抓不住自己。

1930年3至4月間，鄂豫皖紅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王建安回到了主力紅軍隊伍裏。

1931年1月，紅1軍與紅15軍合編，改稱紅4軍，同年9月， 組建了紅25軍。王建安升任紅25軍74師224團1營營長。到了11月，紅25軍與紅4軍在黃安七裏坪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4方麵軍，王建安升任紅10師28團副團長。

王建安在紅4方麵軍裏作戰勇猛，很快被提升為團長、師長。1934年秋，他已是紅4軍的政委了。

在紅軍時期，王建安打了許多硬仗，被方麵軍總部稱為“軍政雙全”的指揮員。

1935年3月，紅4方麵軍為掃除西渡嘉陵江的後顧之憂，發起了陝南戰役，得勝後又製定了偷渡與強渡相結合的西渡嘉陵江計劃，主渡點選擇在塔子山下的沿江地段，由紅30軍擔任渡江主力。王建安等人率領的紅4軍為第2梯隊，任務是渡江後調一部分兵力配合紅9軍在南部攻城，另一部配合主力向縱深發展，最後攻占梓潼縣城，並阻擊來自綿陽的援敵。

按照方麵軍總部指令和部署，王建安等人率領紅4軍向嘉陵江前進。在行軍路上，王建安積極組織部隊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鼓動工作，沿途刷標語，喊口號，演快板劇，表彰英雄部隊和英雄人物，非常活躍，150多裏的山路急行軍，自始至終，群情激奮，沒有一個人掉隊。部隊一到梓潼，立即投入戰鬥，迅速攻占了縣城，形成了對江油的包圍。

江油設有堅固的工事，守敵倚仗優勢的火力負隅頑抗。紅4方麵軍由於連續行軍作戰，部隊十分疲勞，一時難以攻下江油。但是，在紅軍的包圍攻擊下，江油敵軍告急，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如坐針氈，他深知江油一破，成都便危在旦夕，於是急令鄧錫侯率18個團的兵力，經中壩向江油增援。

紅4方麵軍得知川敵鄧錫侯率部來援，派出紅4軍、紅9軍25師、紅30軍80師前去打援。紅4軍在王建安等人的指揮下，占領了由中壩進入江油的關隘，擺開了阻擊援敵的陣勢。

4月17日晨，援敵鄧錫侯向紅4軍陣地逼近，進入最佳射程後，我軍一陣猛打，敵軍猝不及防，屍橫遍野，狼狽逃回。不甘失敗的敵人，又調集了3個團的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發起第2次集團衝鋒。激戰中，一部分敵人突破了紅4軍左翼陣地，王建安立即與軍長許世友緊急磋商，決定把預備隊紅28團派去奪回左翼陣地。王建安親自來到紅28團，對團長王近山說：“全軍成敗，看此一舉，你勝我安，你敗我危，紅軍的安危係於28團。”王近山用嘶啞的嗓子回答道：“請政委放心，奪不回陣地，我不活著回來見你！”乘敵人立足未穩， 團向突入左翼陣地的敵人發起反攻，一鼓作氣衝上左翼陣地，與敵人展開肉搏，經過一場浴血廝殺，終將敵人殺退。紅軍左翼陣地失而複得。

同日下午，敵人又發起數次衝鋒，均被紅軍打垮，敵死傷不計其數。為了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紅4軍出兵反擊敵人。敵人措手不及，陣腳大亂，經過激戰大部被殲，隻剩下一小股殘兵敗將向中壩地區狼狽退卻。接著，王建安和許世友帶領紅4軍乘勝追擊，攻中壩，占彰明，一路上斬關奪隘，所向披靡，直至4月21日，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勝利。

6月，紅4方麵軍和中央紅軍在懋功地區會師，王建安從此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建立了革命情誼。紅4方麵軍三過草紅地後，終於來到陝北，在毛澤東等人提議下，王建安進入紅軍大學學習，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觸更多了，也使毛澤東等人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西柏坡領受重任後，王建安回到了山東，在益都的一個村莊（中共華東局駐地）向陳毅、粟裕等人傳達了毛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關於濟南戰役的指示，然後前往東線兵團就任副司令員。到達東線兵團後，王建安又向譚震林等人傳達了毛主席和周恩來關於濟南戰役的指示。東線兵團黨委最後確定由王建安、李迎希（兵團參謀長）、謝有法（兵團政治部主任）組成攻濟“前指”。

當時許世友因身體有病尚在膠東棲霞，王建安把“前指”工作安排好後，驅車前往棲霞看望許世友。兩人相見後，先是擁抱，然後又打又罵。隨後，兩人各拎一支獵槍上山打獵，較量槍法，結果兩次打了個平手，每人打了兩隻野雞，兩隻兔子。當他們期望再作較量時，天已黃昏，能見度很差，隻好作罷。

回來後，許世友讓夫人田普親自下廚，為王建安接風。許世友拿出一瓶山東高粱酒，一分為二，倒在兩隻黑碗內。許世友先端起酒碗，說：“建安，咱倆從延安分別後，到現在一直沒有痛痛快快地喝過酒，今天，你聽我的，幹了！”

王建安端起了酒碗，也豪爽地說：“好，幹了！”

兩隻黑碗相撞，發出了清脆的響聲。

2、當黃百韜兵團在碾莊停下後，華東野戰軍主帥粟裕抓住戰機，迅速調整兵力，將第4 、第6、第8、第9、第13縱隊統歸王建安指揮， 全力圍殲黃百韜兵團

濟南戰役結束後，華東野戰軍很快轉入淮海戰役。王建安與譚震林一起，帶著濟南戰場的煙塵，率領山東兵團參加了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於11月6日正式打響，戰役的第一階段的重心是殲滅黃百韜兵團。粟裕將這一任務交給了王建安，由他直接組織指揮第4、第6、第8、第9、第13共5個縱隊，圍殲黃百韜兵團。

蔣軍第7兵團司令黃百韜，並不是蔣介石的嫡係，原屬“雜牌軍”出身。此人原籍廣東，出生天津。他本是北洋軍閥李純的傳達兵，很得李純的歡心，李純便把心愛婢女送給他為妻。後來，李純又送他去南京軍官教導團學習。李純死後，奉係軍閥張宗昌攻占南京，黃百韜又投靠了張宗昌，當上旅長。張宗昌被蔣介石消滅後，黃百韜又投降了蔣介石，充任師長。蔣介石慣用“保送陸大”的辦法，解除雜牌軍將校的兵權，黃百韜上了“陸大”，也失去了自己掌握的部隊。

抗戰時，黃百韜因一次考試出眾，獲得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賞識。之後，由何推薦給顧祝同，任第3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因此，黃又同顧祝同拉上了關係。顧部第25軍軍長張文清調任時，由顧祝同保薦黃百韜去接任第25軍軍長。黃自知非黃埔嫡係，為了爭取蔣介石的歡心，每戰爭先，每退居後，處處表現出肯為蔣介石拚死賣命的姿態。

抗戰勝利後，黃百韜第25軍駐紮揚州，不斷向蘇北解放區發動進攻，深受顧祝同的賞識。全麵內戰爆發後，黃百韜在蘇北、魯南、魯中解放區，充當了進攻解放區的急先鋒，大得蔣介石的賞識，乃被提拔為第7兵團司令官。

濟南戰役後，黃百韜奉杜聿明之命，駐兵隴海路新安鎮，準備同邱清泉、李彌兵團一起，向華野發動突然進攻。後來，杜聿明調往東北，進攻乃作罷。黃百韜繼續駐兵在新安鎮，集結待命。

1948年11月4日，顧祝同在徐州召開國民黨將領會議，傳達蔣介石的命令，要黃百韜撤出新安鎮，靠攏徐州集結。黃百韜奉命後，於11月6 日下令所屬各軍，迅速集中，限3天內撤到徐東大許家車站集結。但剛過了一天，黃百韜又接到劉峙的命令，要他等候海州的第44軍一起撤退。因此，黃百韜把撤退時間推遲兩天，11月7日，王澤璿的44軍到達新安鎮，黃百韜這才發布行軍命令。

當黃百韜兵團剛離新安鎮不久，由臨沂南下的華野總部中路大軍，在粟裕的統率下，由王建安擔任前線指揮，分頭向新安鎮疾進，同集結在宿遷附近的第11縱隊和江淮獨立旅等部，實施南北對進，突擊包圍黃百韜兵團。

再說黃百韜率全部人馬離開新安鎮之後，急忙向徐州撤退，跑了一天，聞報背後的海州、連雲港、阿湖鎮、新安鎮，均被解放軍占領；北側馬頭、郯城，也已被解放軍攻占，心中甚是緊張。11月8日夜，黃百韜率領4個軍到達運河大橋。當時，軍心惶惶，橋窄人擠，你傾我軋，一時擠得人仰馬翻，10多萬人就像打爛了的蜂窩，亂得一塌糊塗，踏死的、踩傷的、落水的不計其數，尤其那些蔣軍軍官的太太小姐們被擠得紛紛落水，一個個狂呼救命。頓時，整個大橋上哭喊聲、叫罵聲混成一片，猶如地球到了末日。

當時，蔣軍44軍軍長王澤璿，率領本軍按序列在100軍之後過橋，聽解放軍占領新安鎮的消息傳來，第44軍頓時慌亂起來，也不顧行軍序列安排，紛紛朝橋上湧，一時間橋頭大亂。第100軍軍長周誌道見狀大怒，下令在橋兩邊架起機槍，準備掃射軍的人。

這個密令被44軍官兵知道後，一個個簡直氣瘋了。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也用機槍開路，向阻攔過橋的100軍開火。頓時，運河大橋上槍聲大作，彼此火並起來，互相扭打、繳械，鬧得天翻地覆。黃百韜聞訊後，氣得七竅生煙。他急忙找來周誌道臭罵一頓，才把一場火並製止下來。但是，100軍的一些團長仍氣猶未消，又密令後尾部隊，不等44軍過完，就把橋板拉掉。這個消息又被44軍軍長王澤璿知道了，氣得暴跳如雷，親自跑到本軍部隊前頭，跟100軍一齊過橋，並站在橋東頭揮手大叫道，44軍跟上！誰掉隊槍斃誰！”他一直站在橋頭，看著44軍人馬過了橋，才隨後離去。

過橋後，黃百韜聞報解放軍追兵已距大橋不遠，他一麵命令擔任守橋任務的蔣軍100軍一個團，利用工事準備應戰，一麵命令工兵炸掉大橋，當時，還有數千名國民黨軍在橋東未過河。兵團參謀長慌忙對黃百韜說：

“司令，不行啊，河東還有近一個師的弟兄啊！”

黃百韜沒有理睬參謀長，對工兵營長說，“去，執行命令！”

沒有多久，一聲巨響，鐵橋被炸毀了。隨著這火光與巨響之後，橋上的車、馬、人紛紛落入河中。人們都被嚇懵了。待河東的人清醒過來，立即叫罵著用機槍、衝鋒槍、步槍向西岸掃射，但是又有什麽用呢？

參謀長也被嚇呆了，麵對這一場慘不忍睹的情景，他仿佛麻木了一般，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

黃百韜惡狠狠地盯了一眼參謀長，說：“參謀長，你是軍人，不是女人，不要那樣婆婆媽媽。兵員損失了我們還可以補充，如果讓共軍大部隊過了河，我們都得完蛋！”

過了運河的黃百韜兵團，日夜兼程向徐州撤退。11月9日，人馬到了碾莊車站。此地原是李彌兵團的防區，李彌奉命收縮徐州後，碾莊就成了黃百韜兵團部的臨時駐紮地。碾莊因出產好石碾而遠近馳名。此處距徐州不足100華裏，再跑一天，就可到徐州東部的大許家車站。這時，黃百韜心中稍稍安穩，對參謀長道，“我最擔心的是運河，現已過了運河，又到了有現成工事的碾莊，大事無妨。”說時，憂愁的臉上露出了一點笑容。

黃百韜正有點得意，忽聽碾莊西北遠遠傳來炮聲，他暗自吃驚，忙問：“怎麽在我們陣地後方會有這種炮聲？”

參謀長沒在意地回答：“可能是我們友軍在試炮吧！。”

說話間，炮聲越來越近，黃百韜越聽越覺得不對頭，說：“不對，這怎麽像試炮！炮是朝南打的。我們不會這樣打法。”

黃百韜正在驚疑不定時，接到了緊急情報，說徐北一路解放軍已突破馮治安的防線，穿過臨城、棗莊、台兒莊，前鋒已抵茅村鎮，正在渡不老河，並分路向大許家前進。黃百韜聞報大驚失色，連說：“這怎麽搞的，這怎麽搞的？”

原來，在淮海戰役發起後的關鍵時刻，國民黨第綏靖區的何基灃、張克俠兩位將軍率部起義，讓出了陣地，使我軍得以直搗徐州東北大門，切斷了黃百韜退路。黃百韜當時所聽到的炮聲，正是王建安指揮山東兵團的3個縱隊穿越起義部隊的防區，圍殲黃百韜兵團的行動。

黃百韜急忙召集各軍長會議，商量解救方案。會上，多數將領都主張兼程前進，趁運河東解放軍主力尚未過河，占領大許家陣地，靠攏徐州以防被圍。可是，偏有個軍軍長劉鎮湘持反對意見說，64軍的陣地已構築好，正好打一仗。否則，費勁修好的陣地不用可惜。”

大兵壓境之際，仍敢聲言與解放軍幹一仗，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了。

其實，劉鎮湘不思走的真正原因，是黃百韜分配給他到大許家後的陣地是古時的土山。相傳三國時期關羽被曹操圍住不得不降就是在這個土山上。劉鎮湘迷信，嫌其不吉利，所以不思走。另外，劉的64軍經膠東整訓後，比較完整而有戰鬥力，劉自恃有戰鬥力，還想與解放軍較量一下。

劉鎮湘的意見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正在爭論之中，忽然接到63軍軍長陳章從窯灣發來求援急電，說該軍已在窯灣被圍，傷亡極重，要求派兵解圍。

黃百韜立即複電，要陳章“堅守待援”。這個電報剛發出，又接到報告：先頭部隊第44師已在曹八集被殲。黃百韜尚未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參謀總長顧祝同又發來電令，說：“第7兵團未過運河，而如此紊亂，恐怕繼續西進，因共軍尾追可能全部潰散。特授權黃百韜可獨斷專行，如有必要，在碾莊略加整頓，打退敵人主力追擊，然後再走亦可。”

劉鎮湘看到國防部這個電令，很是高興，更是振振有詞地說道，“既然南京有命令可以打，為什麽還要走？打垮敵人之後再走不好嗎？反正是要打的，為什麽一定要到大許家後再打呢？” 在眾議紛紜的情勢下，黃百韜見63軍被圍，25軍和100軍在過運河時都受了損傷，44軍戰鬥力又差，隻有64軍比較完整而有戰鬥力，該軍軍長劉鎮湘堅持不願走，還想和共軍打一仗。黃百韜思來想去，覺得打一仗也行。於是，乃決定在碾莊整頓部隊，準備與解放軍打一仗。

第25軍軍長陳士章一聽連忙問道，“一旦被圍那怎麽辦？”

黃百韜回答：“就是真的被圍也不要緊。邱清泉不來救我們杜聿明是支持我的。還有孫元良、李彌兵團，都和我們相互支援過。隻要我們守得住就行。”

說罷，他即調整部署，以碾莊為中心展開兵力，暫停西進。

黃百韜的自信和猶豫，為我軍再度將其包圍爭取了時間。

當黃百韜兵團在碾莊停下後，華東野戰軍主帥粟裕抓住戰機迅速調整兵力，將第4、第6、第8、第10、第13縱隊統歸王建安指揮，全力圍殲黃百韜兵團，將第7、第10、第11縱隊統歸宋時輪指揮，擔任阻擊徐州東援之敵任務，將第2、第12、中野第11、魯中南縱隊統歸韋國清指揮，向徐州東南急進，威迫徐州，牽製阻截敵人。

王建安接到野司電示後，當即率兵團指揮所進至碾莊圩西北10餘公裏茸山。指揮所開設後，王建安、譚震林在作戰室聽取匯報，研究對敵方案。

王建安問參謀處長金冶：“敵人4個軍的戰鬥力，強弱情況如何？”

金冶回答說，敵第44、第100軍西撤過程中曾多次遭受我軍打擊，戰鬥力較弱；64軍戰鬥力較強，被我包圍後，尚無多少損失；25軍是黃百韜親自帶領的部隊，黃原就是25軍軍長，     該軍過運河時曾被我殲滅一部，戰鬥力仍然較強，僅次於64軍。”

王建安道：“可以先集中兵力火力殲滅碾莊南的44軍和碾莊西的100軍，而後視戰鬥進展的情況，再打25軍、64軍。”

詳細了解了敵情後，王建安和譚震林最後決定集中5個縱隊首先殲滅44軍、100軍；為了分割敵人，廣泛采用近迫作業隱蔽接敵；各縱隊要根據當麵敵情、地形的具體情況采取輪番使用兵力，逐點分割、逐點攻殲的戰法。

經過個晝夜的激烈戰鬥，碾莊圩以西以南的敵100軍、44軍全部殲滅，從而使碾莊西、南兩個方向完全暴露在我軍的直接火力控製之下。

總攻是在11月19日打響的。這天上午10點鍾，我軍的大炮開始向碾莊西圩牆轟擊，炮彈雨點般落在敵前沿陣地和地堡群裏，打得山崩地裂，濃煙彌漫，敵地堡工事的門板、木料直往天上飛。地堡工事裏的敵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經過一天一夜惡戰，黃百韜的血本軍隊第25軍基本損失殆盡，隻有64軍主力還存在，黃百韜逃入64軍軍部，指望依靠64 軍作最後的頑抗 。

我軍圍殲黃百韜兵團的槍炮聲震動了國民黨高層，蔣介石嚴令劉峙、杜聿明進行救援。劉、杜派出了邱清泉兵團前去救援。邱清泉救援兵團實際上是兩個兵團，即邱清泉的第2兵團（轄5軍、70軍、74軍），李彌的13兵團（轄8軍、9軍）全部兵力達5個軍。盡管兵力不少，但由於蔣軍的軍、師將領各人都想保存實力，每戰都是所謂“錐形用兵”。例如，5個軍出動，實際每個軍隻拿出一個1師上前線，而一個師出動，實際上隻用一個團上前線。說起來是5個軍出動，實際上真正到第一線打仗的，往往隻有5個團左右。所以，蔣軍中稱這種用兵叫做“錐形用兵”，越到前邊人越少，就像個錐子。

而解放軍的阻援兵力“厚”著呢，蔣軍的鈍錐子自然紮不透。邱清泉東進兵團連續突擊8日，傷亡過半，精疲力盡，卻沒走出幾裏。

這一邊救援部隊毫無進展，那一邊被圍的黃百韜頻頻告急。

19日晚，黃百韜再次給劉峙、杜聿明發去急電，說碾莊已經失守，第63軍、44軍、100軍已經全部被消滅，隻剩下第25軍殘部和第64軍主力據守在大院上等8個村莊裏，危在旦夕，再不救援，隻能“來世再見”了。

劉峙和杜聿明不是不想救黃百韜，隻是此時二人困守在徐州城內也是自身難保，他倆深知解放軍肯定會有強大的打援兵團在徐州外圍等候，前去救黃的兵力少了無濟於事，多派兵力前去救黃，徐州城又可能遭到解放軍的攻擊。杜聿明滿臉愁雲地對劉峙說：“現在隻有把總預備隊第72軍和戰車團調上去，進行突擊了。”

於是，第72軍軍長餘錦源、戰車團團長趙誌華被召到徐州總部，商討如何迅速突破解放軍阻擊陣地、救出黃百韜的對策。

慣於吹牛的餘錦源，當場拍著胸口說道,“請總座放心，大許家離碾莊隻有30華裏，大炮炮火已能相接了。我可以一連打下幾個村莊，打過大許家，單刀直入，解黃百韜之圍。”

戰車團團長趙誌華聽了也不示弱，當場大吹道:“我決心親率戰車團，誓解黃百韜之圍。如果步兵跟不上，我的戰車團也能單獨打到碾莊去！”

劉峙一聽大喜，對餘、趙二人說道,“全靠你們兩位勇將解黃百韜之圍了！”

11月20日，餘錦源率72軍，趙誌華率戰車團，在空軍、炮兵配合下，向大許家南北一線發起了空、炮、坦克、步兵協同進攻。二位狂人在華野絕對優勢兵力的阻擊下，一交手被解放軍殺得人仰馬翻，無法突破大許家一線的陣地。趙誌華的戰車團在大許家以西隻經幾次衝擊，就驚叫：“炮彈打光了！”隻好狼狽逃回。

餘錦源的部隊攻至大許家前沿，部隊損失慘重，也隻得狼狽逃回。

蔣軍哪裏知道，華野用於圍殲碾莊黃百韜兵團的兵力隻有5個縱隊，而用於打援的部隊則有8個縱隊的兵力！這8個縱隊的兵力，多達30萬人。

黃百韜逃不脫，邱清泉進不得。國民黨軍此時真是進退兩難。可是在南京的蔣介石仍不死心，他專門派了作戰廳廳長郭汝槐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飛到徐州，同劉峙、杜聿明商量，一定要突破解放軍大許家南北一線的陣地。

郭、王、劉、杜經過一番商量，采取新的對策：先集中空軍轟炸狹窄地區，然後用炮火和戰車支援步兵，用多梯隊向縱深方向突擊，並向兩側卷擊。如一日能有公裏的進展，以後即繼續突破如一日突破不可能，則集中主力擊破二陳集、潘塘方向的陣地，然後向右包圍，以解決戰局。
其實，在郭、王二人來到之前，這些戰法早就用過，並不曾見效。現在，再來幾次同樣不會有效。
果然，蔣軍重新組織兵力兵器進攻後，仍是遭到解放軍的有力還擊。蔣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邱清泉的東進救援兵團，激戰10晝夜，前進隻不過30多裏，離碾莊還有40多華裏， 即便是他再打10天打到了碾莊，黃百韜兵團也早已不複存在了。

11月21日夜，黃見一切抵抗都無濟於事，乃召集64軍軍長劉鎮湘、25軍軍長陳士章等將領開會。黃百韜淒慘地說：“我們現在隻剩64軍軍部和3個團，都已經疲憊不堪。失敗也是難以避免，與其眼看全部打光，不如拚死向西突圍。反正是個完，能突出多少就算多少了。”

說罷，他仰天長歎一聲，說道：“為將兵敗身死乃是常事。但對於這次兵敗，我有五不解：一是我為什麽這樣傻，要在新安鎮等待44軍兩天，白白耽擱了兩天行程；二是我在新安鎮等待兩天之久，為什麽不知道在運河上架設軍橋？以致過橋變成了一場混戰；三是李彌兵團既然後來要向東進攻援救我，為什麽當初他們不在曹八集等我兩天，以掩護我西撤。他們急速西撤，致使我軍後路被敵人斷絕；四是我為什麽輕信徐州總部接應的承諾，而不立即向徐州撤退？五是共軍搶占了隴海路各要點，我為何還是一味堅守不機變？結果陷入了死地。”

黃百韜說完，乃命陳士章、劉鎮湘各率一部人馬向西突圍。陳士章等人剛走出掩蔽部，就遭到解放軍一陣炮擊，這些殘兵敗將頓時四散逃命。

黃百韜見大勢已去，舉槍自殺了。

王建安率山東兵團在全殲了黃百韜兵團的第二天，即又率兵團南下，進入徐州以南地區，開始了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

3、總前委書記鄧小平親臨前線，召集王建安和兵團司令宋時輪，聽取了兩人的作戰準備情況匯報後，鄧小平提出了讓兩人簽軍令狀……

淮海戰役結束後，華東野戰軍在徐州和海州地區進行整訓，並始全麵部署渡江的各項準備工作。各兵團都組織軍、師幹部率偵察隊先期赴江邊偵察，了解情況。

在此期間，還遵照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指示，對部隊進行了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為第3野戰軍，陳毅任司員兼政治委員，粟裕任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譚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張震任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鍾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個兵團，即：

第7兵團，司令王建安，政委譚啟龍。
第8兵團，司令陳士榘，政委袁仲賢。
第9兵團，司令宋時輪，政委郭化若。
第10兵團，司令葉飛，政委韋國清。

各個縱隊改稱為軍，從1縱開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軍，以此後推。

1949年7月，王建安率領第7兵團第21、第22、第23、第35軍、到達長江北岸，籌辦渡江船隻，組織渡江訓練。野戰軍賦予7兵團的任務是從安徽廬江東劉家渡至安慶西北棕突陽鎮約70公裏正麵突破長江防線，突破長江後向宣城、廣德、長興方向挺進。切斷南京沿海地區敵人的退路，進取杭州，解放浙江。

3月20日，王建安率領參謀處人員到長江北岸勘察地形，偵察敵情，聽取了皮定鈞率領的偵察部隊的匯報。當時，王建安提出渡江可能碰到的問題，一個一個地同眾人一起共同研究解決的辦法。望著煙波浩淼的滾滾長江，眾人心情激動。當時，我強大的解放軍東起江陰西到湖口，在餘裏的寬闊江麵上展開百萬雄師，即將揮師南渡，全中國解放的日子即將來臨了。

長江水闊浪急，浩浩蕩蕩。我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現代化的渡江工具，隻能用木帆船作為主要運載工具，僅7兵團就需要1600多條船，每條船都要配有政治上可靠、技術上熟練的船工水手。7兵團部隊所在的廬江、無為、巢湖一帶，抗日戰爭期間是新四軍第7師活動的地區，人民對子弟兵懷有濃厚感情，很快就召集了一批各方麵素質好的船工水手，經過部隊統一的教育和訓練後，他們紛紛表示，隻要上頭一聲令下，我們一定把大軍送過長江去，爭當渡江第一船。人民的熱情支援，大大提高了指戰員的練兵積極性。

當時7兵團的大部分指戰員是北方人，不習水性，渡長江麵對的就是水。民間和曆史上的種種傳說，把長江說得神乎其神。

兵團中大多數人從來沒見過長江，挺進長江之前，部隊中有人傳說長江比海還要寬闊。鳥兒飛時，嘴裏要銜一根小枝，在江上飛一程，累了，落下江麵，把小枝放在水上，然後站在枝上休息一下銜起小枝再飛，飛了再歇，不知要歇多少次，才能到達彼岸。由此可見長江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多麽神秘。

到了長江岸邊後，許多人上了船連站都站不住，看見水就要頭暈，甚至不敢踏上小船的跳板，硬逼著走了上去，一看見水又不敢邁步了。

另外南方天氣與北方差異較大。南方第一是多雨，行軍時一下雨就連續多日，戰士們在路上跌跌滾滾，弄得像泥球，完全不像北方幹燥，好走路好訓練。南方田埂又窄，兩邊水田，不像北方到處路寬好走，尤其是炮兵在江南田埂上感到困難更大，有時大炮得用幾十人抬著走。

的就是水。民間和曆史上的種種傳說，把長江說得神乎其神。

然而困難再大，還是嚇不倒這些胸懷解放全中國壯誌的戰士們。怕水，就逼著自己成天泡在水裏；暈船，就用背包帶將自己捆在船板上。不但人熟識水性，還天天把槍炮搬上各式各樣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搖船撐船，日日夜夜，不停地練，就這樣，幾十萬北方人學會了跑跳板、乘船駕船。學會了在船上使用武器。

有一個師在安徽巢湖練兵時，曾在個鍾頭內乘船由此岸到達彼岸，其距離遠遠超過了長江的江麵寬度，從而使官兵們克服了種種疑慮，大大增強了渡江作戰的信心。

4月20日夜，繁星閃爍，萬裏長江滾滾東流，這一夜，被永久地載入中國曆史的史冊，因為就在這天夜裏，毛澤東和朱德向百萬大軍下達了渡江南下的命令。

19時30分，突破長江天險的戰鬥開分始了！我軍萬炮齊鳴，一道道雪亮的火花，像一把把利劍，劃破黑沉沉的夜幕，一排排猛烈的炮火，在南岸開花，滾滾的濃煙，隆隆的炮聲，震撼著江南的土地。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江麵上萬船齊發，乘風破浪，直駛南岸。

在7兵團的進攻正麵上，21軍1個連與敵艦遭遇，我軍勇士躍登敵船，時將敵全部俘虜。21時15分，7兵團左翼的24軍第1梯隊兩個師，一舉攻占了新洲、紫沙洲，接著強渡夾江，在友鄰27軍的配合下，突破長江防線，擊退敵人多次反撲，占領了灘頭陣地。

就在渡江前，周恩來從北京打來電話，專門關照王建安：“中路集團是最先行動，你們兵團一定要第一個渡過長江，在南岸登陸。毛主席今夜不睡覺了，等待著你們渡江成功的好消息！”

王建安立即將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去。渡江開始後，他的指揮船緊跟先頭部隊之後，緊隨著先頭部隊登上了南岸的土地。隨即，他立即命令向上級發報，報告這一令人激動的勝利消息。4月21日拂曉，當毛澤東得知7兵團率先登上長江南岸的消息後，臉上露出了微笑。

在渡江戰役發起前，還有這樣一段插曲：總前委書記鄧小平親臨前線，召集王建安和9兵團司令宋時輪，聽取了兩人的作戰準備情況匯報後，鄧小平提出了讓兩人簽軍令狀的要求。

王建安、宋時輪這兩位戰功卓著的兵團司令員很明白他們的老上級的意圖，同時也深知軍令狀就是這兩位兵團司令員的腦袋。

王建安望著宋時輪，宋時輪望著王建安，這兩位戰將不約而同地點了一下頭，王建安深沉地說：“請鄧書記報告毛主席，我們一定打過長江去，否則，全軍覆沒。”鄧小平深知王、宋二人的特點，也就點頭表示同意免簽了。

22日，中央軍委發來了賀電，祝賀7 兵團、9兵團渡江成功。

這更加激勵了部隊鬥誌。27軍主力迅猛向青陽方向進攻。這樣，敵沿江布防的一條死蛇陣，經我各路大軍平行衝擊，全線崩潰。敵兵團司令劉汝明指揮的3個軍，放棄了銅陵、貫池、青陽一帶的江防，匆匆向江西方向撤退。

國民黨軍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見危局難救，不得不於22日晚命令長江防線各部隊總退卻，紛紛向上海、杭州和浙贛沿線逃竄。

4月23日，我軍全線轉入追擊。東集團8兵團部隊，從浦口渡江成功，解放了南京城，蔣家王朝宣告覆滅。

24日，7兵團指戰員月冒著大雨沿著寧杭公路直奔杭州。

5月3日，7兵團機關進駐杭州。

這時，3野各兵團已解放了江南廣大地區，2野主力也已插到浙贛線，斬斷了敵沿浙贛線南逃的退路，7兵團於5月16日，開始分路向浙南、浙東進軍。廣大指戰員英勇頑強，連續作戰，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下，勝利地完成了解放浙江的光榮任務。

從魯南戰役到打過長江、攻占杭州，王建安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始終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為使每戰必勝，他以極端負責的精神，審慎地分析敵情，周密地部署兵力，正確地實施指揮，以小的代價爭取了大的勝利。他敢打硬仗，敢打大仗，在危難或關鍵時刻，決心果斷，處置得當，因而，屢建戰功。

4、王建安麵有慍色地說：“你們往下級麵前一坐，人家敢講真話麽？這還叫我怎麽了解實情？我了解情況並不是為了整你們，懂嗎？”說完，他一個人鑽進吉普車走了

1952年，王建安擔任了中國人民誌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帶領20軍、23軍、24軍、27軍在朝鮮與美韓軍作戰，因戰績突出，1953年他榮獲了金日成授予的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長期的戰爭環境造成的過度疲勞，使王建安高血壓病症愈發嚴重。1954年春天，為防止病情惡化，中央軍委下令王建安回國治病。周總理親自過問他的病情，安排他去青島療養，還找了一位蘇聯醫學專家負責治療。

當年，病情稍有好轉，王建安就向組織上要求工作。1956年，中央軍委任命他為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就在上一年，他被授予了上將軍銜。

王建安擔任副司令後，分管邊防建設工作，他不顧身患疾病，長年累月在邊防部隊檢查指導，在冰天雪地往返奔波。終因勞累過度，舊病複發，1959年又一次離職治療休養。

病情稍好一些，王建安又要求工作，1961年中央軍委又任命他為濟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他到任後即把群眾性大練兵活動搞得轟轟年烈烈。月，王建安負責組織濟南部隊赴京進行軍事訓練匯報，表演出色，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讚揚。

1965年，中央軍委要求全軍幹部分期分批地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正在患病的王建安，帶頭響應號召，不顧疾病纏身，率領軍區部分幹部於1965年9月下到山東淄博周村區孟家墊參加社教運動。而當他了解到農村社教實際情況以後，卻發現極左現象十分普遍，把階級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他看到大量人民內部的是非或工作中的一般性錯誤，都被拉到階級鬥爭上去抓住不放，傷害了不少好人。農忙季節工作隊不抓生產，卻津津樂道於空談政治。麵對如此現狀，王建安對這樣搞社教運動產生了懷疑。

他經過認真分析和激烈的思想鬥爭，果敢地站出來調整了工作隊的方向。他向工作隊發出明確指示：主要任務是抓生產，向群眾宣傳政策要利用生產空隙的時間。他還叮囑工作隊工作要細致、紮實，對清查出的問題做到不擴大不縮小，務必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允許搞逼供信。王建安勇敢地抵製了社教中的極左傾向，把孟家墊的農業生產搞得熱火朝天。當地黨組織和政府部門一些領導人雖然有不同看法，但因王建安是大軍區的首長，也無可奈何。

王建安雖是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但他保持著普通勞動者的本色。在孟家墊時，他不顧年老和多病的身體，堅持參加勞動，處處起帶頭作用。當時工作隊的夥食標準是每人每天四角錢，每月四兩油，而且是分散在農民家裏用餐。工作隊考慮到王建安帶病堅持工作，身體十分虛弱，照顧他單獨開夥，但王建安說啥也不肯接受。有個好心的大娘給王建安煮了幾個鹹雞蛋，也被他謝絕了。王建安對她說：“老嫂子，共產黨的幹部是講平等的，我一個人吃雞蛋，還有幾十個人咋辦？你的心意我領了，但我要帶頭執行紀律，這個心情你也要領啊！”

王建安出身貧苦的佃農家庭，始終不忘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

在孟家墊，他關心群眾，愛護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深受群眾的愛戴。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愛和他親近，叫他“老王同誌”“、王大爺”。

他與孟家墊的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當工作隊撤離時，很多人含著熱淚到火車站為他送行，連乘車的旅客都深受感動。

1966年，王建安舊病再次複發，血壓上升，甚至低壓超過常人的高壓，不得不住進幹休所。過了3年，當福建前線戰備形勢緊張時，王建安又給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工作。經毛澤東批準，被任命為福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王建安是一位資格老、戰功赫赫的名將，建國後三次任副司令員，這在老資格的上將中也是不多見的。特別是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昔日手下的軍長變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但王建安絲毫不賣老，兢兢業業地當好助手，做好工作，贏得了各級的尊敬。

1975年初，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後，向中央建議設立顧問製度。鄧小平在向毛澤東推薦中央軍委顧問人選時，提出了王建安。經毛澤東批準，王建安肩負著新時期軍隊建設的重任，與羅瑞卿、譚政、陳再道、陳士榘一起，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而後，他又相繼擔任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一些人當了顧問後，基本上不“顧”也不“問”了。而王建安卻是每年都用近半年的時間出外搞調查研究，直至他逝世之前，除了西藏以外，他跑遍了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深入部隊、工廠和農村，研究新情況，提出新問題，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交了幾十份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

王建安搞調查研究，從來都是紮紮實實地深入到基層，他最反對那種眾星捧月式的講身份擺架子的調查。有一次，他到了某步兵師，幾位軍的領導幹部按例作陪，王建安勸他們不要陪，可是他們仍然要同去。王建安麵有慍色地說：“你們是那個師的頂頭上司，往下級麵前一坐，人家敢講真話麽？這還叫我怎麽了解實情我了解情況並不是為了整你們，懂嗎？”說完，他一個人鑽進吉普車走了。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來到江南一個城市，他讓秘書打電話通知某部6連所在的部隊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問王建安到6連調研。”並傳達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給連隊找麻煩的意見。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車就在營門外停住了，他特意囑咐司機要等起床號響後，車才能開進營區。而自己卻下車健步朝連隊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層官兵們此刻還多在甜蜜的夢鄉裏，王建安獨自來到連隊操場、豬圈查看。年輕的飼養員性格很開朗，見一個老軍人來了也沒在意，王建安問一句，他回答一句，當他弄清麵前這個老頭並不是他們部隊的直接領導時，說話更隨便了。

王建安問：“小夥子，你養的豬夠肥的，每周能宰一頭嗎？”

“不行！按上級規定，存欄豬要達到連隊人數的三分之一。上個月宰了兩頭，達不到規定的數，為應付參觀檢查，從旁邊那個連隊的豬圈借來3頭，硬湊在一起的豬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

與飼養員交談過後，部隊已經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連隊的內務衛生真是整齊劃一。床單平整得像剛熨過一樣，棉被疊得有角有棱，有的還壓上一個方凳。王建安順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濕，就囑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曬曬，聽到的回答卻是“那可不行，一曬就疊不整齊了，今天軍委首長要來檢查。”

王建安又來到操場，沒有看見出操的隊伍，隻是看到手拿掃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掃操場。他順手摸了一把生鏽的單杠和落了一層浮土的雙杠，問為什麽不訓練，聽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軍委首長要來參觀、檢查”。

早飯過後，軍、師、團、營領導陸續趕到連，來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場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勸說下，陪同人員漸漸離去，王建安隻和連隊官兵一起開座談會。會上，戰士們暢所欲言，把心中想說的話都掏給了王建安，這次視察部隊結束後，王建安專門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呼籲要大力反對形式主義。

1979年10月的一天，王建安來到某大軍區的步兵學校，他足足用3天的時間與學員座談、與教員座談、與隊領導座談、與機關幹部座談。最後才召集步校領導發表意見：“從座談的情況看，學員們渴望多學知識，我的意見是少搞點生產，我回北京後去總後勤部找張震部長，研究增加學員夥食費。”

主管行政的副校長卻振振有詞地說：“首長，你不了解步校的情況，底子薄，消耗大，不搞生產夥食沒辦法。”

王建安坐不住了，他把桌子一拍，“搞生產，搞生產，你就知道搞生產，就不知道抓教育，抓學習質量，你應該現在就寫個辭職報告，我給你帶到北京，我去找葉副主席、鄧副主席批準你回家當生產隊長去！”

這嚴厲的批評，蘊含著這位老將軍對軍隊院校的期望和對現狀不滿的焦慮心情。稍過了一會兒，王建安壓低了嗓音，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都是軍級幹部，都打過仗，再不給年輕人樹立起戰鬥隊的思想，那還叫什麽部隊院校？”直說得那位副校長額頭上冒出汗珠，承認了錯誤。

王建安下部隊搞調查，內容是很廣泛的。他不僅重視抓中央軍委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抓幹部隊伍的建設、教育訓練、戰備工作和後勤建設等大事，而且也十分關心同戰士利益息息相關的“小事”。他之所以能夠常常抓住官兵們最關心的問題和部隊建設急待解決的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調查中非常重視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從不滿足於聽領導匯報，而是注意直接聽取戰士和基層幹部的聲音，他不僅注意耳聞，更重視目睹，重視親身體驗。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患心髒病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了。王建安生前曾多次囑咐親屬，在他逝世後不要開追悼會，喪事從儉，骨灰撒在故鄉湖北省紅安縣的土地上。王建安的親屬尊重他生前的囑咐，堅決要求在治喪過程中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組織向遺體告別、不通知生前友好、火化遺體時不請領導同誌護送。王建安及其親屬的這一要求，受到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的讚揚。《解放軍報》專門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讚頌王建安的高尚情操。

1980年8月20日，王建安的骨灰，由親屬和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護送，搭乘141次快車，送往湖北。那一天烏雲低垂，大別山老革命根據地張開巨臂，迎接著遠征歸來的兒子。王建安革命奮鬥餘載又回到了故裏，他的骨灰，伴著親人們流不盡的淚水，一把一把撒在故鄉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