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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的背後:當時國民黨軍隊是否該固守南京?

(2009-07-21 11:22:36) 下一個

作者不詳

一九三七年發生的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和中國的巨大恥辱,也是一起深刻的教訓。而提及南京大屠殺就不能不說南京保衛戰。

最早對南京保衛戰提出異議的就是新桂係,李宗仁當時就反對固守南京,主張把南京設為不設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幾個觀點,白崇禧作為國民黨軍中的翹楚也持相同意見。作為蔣介石的嫡係,黃埔係將領中也不都是主張堅守的。但是,蔣介石則力主堅守,而唐生智主動請纓擔任主官。我們從唐德剛為李宗仁撰寫的回憶錄中似乎得到一種認識,那就是假如南京保衛戰不是那麽激烈的話,也許日寇不至於出現那麽大規模的屠殺和報複,而且以後這種觀點擴大了,南京保衛戰的得失利弊混同蔣介石、唐生智等個人行為,成為一個比較滑稽的戰役出現,現在我們就有必要先來看看蔣介石為什麽主張死守南京。

蔣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為方麵軍將領,他可以從純軍事角度考慮問題,白崇禧也是一樣,然而,蔣介石不行,他是當時中國抗戰時期的首領,就連我黨也在表麵上要承認他領導抗戰的責任,所以,他要考慮的是全局和政治影響,南京是中國那時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槍搶先逃跑的話,那麽中國抗戰的軍心、民意應該作何解讀呢?再有,作為國民黨來說,創始人的陵寢還在南京,總理紀念周上的慷慨陳詞還言猶在耳,怎麽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蔣百裏還在外間奔走,中國不拿出抗戰的決定和舉動來,特別是首都的保衛,怎麽能讓外人相信你中國是始終要抗戰的呢?這是蔣介石的考慮,雖說他的這種考慮最後變成了廢墟,南京不但沒有守住,而且還蒙受了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蔣介石的堅守的初衷是本著抗日的基本精神和原理的。

回來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動要求鎮守南京,可是,他當時手中沒有可以依靠的嫡係武裝,而緊急召集的部隊也是上海敗退下來的殘兵敗將,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體不堪繁劇,顯然不能擔當如此重任,那麽,唐生智除了一腔抗日的激情還有沒有其他的打算呢?蔣介石除了我以上提到的考慮有沒有其他更深層次的依賴呢?

這裏麵主要的文章就在於蔣百裏(蔣方震)的歐洲之行了。蔣方震一生極其崇拜德國,其人早年在德國留學和德國軍界很多要人結成深厚的友誼,而中德在曆史上的交往也是極其複雜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張成立中國、美國、德國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從滿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蔣介石政權上層都德國都充滿了好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國《泰晤士報》就公開指出:“同其他列強相比,中國對於德國顯然是有著獨特的情緒的,中國同德國的關係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或者軍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國在中國獨占鼇頭。”蔣介石一直希望通過德國、意大利的斡旋導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說這是蔣介石的緩兵之計,其實,這是錯誤的認識,蔣介石在為了獲取德國的支持,十分賣力氣,蔣百裏的去德訪問本身就肩負著重大的使命。

蔣百裏在意大利和德國通過自己的艱難努力,終於見到了墨索裏尼和戈林,但是,作為可能扭轉中日戰局的關鍵人物希特勒,蔣百裏卻沒有見到,而蔣似乎也沒有從希特勒的避而不見中預知到一些苗頭,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說讓他以為德國人應該會念及舊情的。所謂的舊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後,中國成為德國最大的鎢礦出口國,鎢是戰略資料來源之一,德國派出的大量軍事顧問團始終活躍在蔣介石的政權中,而德國的漢莎航空公司幾乎壟斷了中國的國內航線,一九三六年,德意誌第三帝國已經是中國的頭號世界貿易夥伴國。德國陣營中布龍堡等人也確實希望能夠依靠德國的影響避免中日開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國外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國會讚成日本的七七事變的舉動。這樣的鋪墊讓蔣介石、蔣百裏等國民黨上層人士對於德國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站出來的,而蔣介石更是在這種情況下決定堅守南京的。

根據程思遠回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官邸開會,決定死守南京,而後,程思遠從國防最高會議第六部蔣介石的親信康澤、賀衷寒那裏獲知,蔣介石得到蔣百裏從歐洲發來的電報,相信日軍在德國的陶德曼、牛萊特等人的說服下,將不會大舉進攻南京,南京是有驚無險的。《詳見程思遠回憶錄《政海秘辛》,台灣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頁、157頁)程思遠的這個關鍵性回憶補充了南京保衛戰決策過程中的一些遺漏。

唐生智和蔣百裏的關係最深,唐生智是蔣百裏的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賭的形式打了蔣百裏兩個耳光而後服膺於蔣百裏的人格,而蔣百裏一生唯一的一次被捕就是因為唐生智,用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話說,蔣百裏肯為一個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戲。(蔣介石和蔣百裏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動要求出掌南京部隊的首領也有重新掌握武裝的企圖,這是不容否認的,但是,他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來,也是因為蔣百裏的這封秘密電報。可以這樣認為,從蔣介石到蔣百裏到唐生智都認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於出現十分之大的危機。而這樣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來李宗仁責備蔣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縱觀南京保衛戰,其倉促程度也是罕見的,國民黨軍在此前的抗戰中的大規模正麵和日軍接觸時,火力不談,至少在兵力上是壓倒對方的,然則這次對抗國民黨軍的兵力對比日軍沒有任何優勢,更無絕對精銳可言,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釋的通的就是戰爭背後的內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經進入南京外圍,而十二月二日,蔣介石還在陶德曼轉來的日寇逼迫中國請和的條件上兜圈子,日本人當時提出的條件是:

1.宣布內蒙古自治。

2.劃東北到平津為非軍事區。

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動。

4.以上條件滿足後,可以考慮和國民政府一起反共。

(以上條款引自程思遠回憶錄《政海秘辛》,台灣李敖出版社,第157頁)

這裏的第一條內蒙古自治等於說變內蒙為日寇的勢力範圍,進而成為其殖民地,早在張作霖統治東北的時候,就一直試圖染指內蒙,東北不領有內蒙,等於守江而不守淮,所以,曆來有滿蒙之稱,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滿蒙,然後仿效清軍入關的模式進占全中國。而把華北非軍事化也是這個意思。至於不準抗日,那就更加無稽了,占領中國的領土還不準中國人反抗,這也隻有無恥的強盜才能想的出來的。

就是這樣一個條件,當時在座的國民黨高級領導人是準備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這麽認為,理由是日本人沒有提及承認滿洲國的事,而且也沒有提出賠款,不僅白崇禧同意接受,顧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話說:“既然條件就是這樣,那麽何必還要一定打仗呢?”雖說日本人沒有提出讓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一事,可也沒有說放棄東北,更沒有說不再染指華北,然而,在蔣介石看來這樣的條件至少是一個緩衝,於是,考慮接受。請記住一下時間,研究決定的日子是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後,日軍就攻陷了南京,更為主要的是身為調停人的德意誌法西斯他們實際在做的是什麽呢?

根據《中德關係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確表示要加強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麵結盟,而同日本的戰略夥伴關係就必須犧牲中國。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希特勒的意見,停止對中國的援助,然而這時候希特勒還沒有完全拋棄中國則因為希特勒不想這時候就失去外貿上的來自中國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麵討好日本人給予實際的不支持中國的承諾,一麵讓陶德曼進行曠日持久但是毫無實際影響的所謂的調停活動。在德國內部,戈林的命令讓當時的德軍領導人布龍堡、牛萊特等人打了折扣,布龍堡是親中的德軍首腦,他通過自己的權力把德國給中國的物質讓丹麥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接手辦理,仍舊不耽誤送往中國。所以,中國當局接到的關於德國對於中國的真實態度始終是模糊和不完整的。這也就是蔣百裏之所以能夠輕信德國的調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蔣百裏會晤布龍堡,其後會見牛萊特,五日南京就接到蔣百裏的電報,以為日軍會在德國人的幹預下停止或者緩解對中國的壓力。

這裏有必要指出,中國從一八四零年以來延至國民黨執政,在曆次抵禦外來侵略的問題上,政府當局都不能擺脫一個等靠的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動把握局麵,或者寄希望於列強的天良發現,或者寄希望於敵人的內部傾軋,然而,我們自己卻是在這樣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盡了侵淩,吃足了苦頭。蔣介石在抗戰之初寄希望於德國,可是,德國人耍了蔣介石;抗戰之中,蔣介石再次寄希望於美英,然而,雅爾塔會議上,中國外蒙、東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裏呢?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是,在戰勝之後,戰犯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國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這樣的戰勝國是否居之泰然?蔣介石一度醉心於開羅會議上的所謂“四巨頭”名譽與地位,殊不知,這種空心湯團並不是外國人第一次給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個吃到這種東西的中國人,比如李鴻章,不就曾經被尊奉為“東方的俾斯麥”嗎?然而,俾斯麥怎麽回答李二先生的這一頭銜呢?他說:“可就是沒有人說我是西方的李鴻章。”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說到:“兵民是勝利之本。”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或者說少有通過列強的恩賜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獨立自由的範例,凡事都是要經過我們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獲得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加認清了抗戰的本質和動力。

根據李宗仁的回憶,我們知道日軍當時全國的總兵力也就是可以在編的戰鬥人員總數是四十個師團。(參見唐德剛著《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而用於進攻南京的日軍總兵力則在八個師團左右,也就是說日軍動用了相當於全國兵力的五分之一的兵力還進行南京的作戰,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在這個時候討論陶德曼轉來的日本人的“和平協議”自然有些滑稽,同時也暴露出日本人所謂的“和平條件”不過是拙劣的煙幕罷了。

蔣介石出於政治和對友邦人士的幻想的雙重心理決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則出於對蔣百裏的電報的深信不疑和自己決心重掌部隊以及抗日的決心來申請擔任南京守衛的最高長官。這兩個人的決策背景如果放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看待的話,他們的初衷都是本著抗日的主線發展的。其中盡管有著可以進一步商榷的餘地,但是,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有著值得肯定的一麵的。這裏順便說一下,蔣介石其人在抗戰初期是很有一定決心的,然而作為一個最高當局僅僅有著決心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十分到位的軍事手段作為輔助,蔣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戰政策和挖河灌敵政策不但沒有有力的消滅敵人,反而讓我們自己的軍民吃足苦頭,我們以往習慣用蔣介石以後的倒行逆施來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階段的決心,這是片麵的,而後,又有人試圖用蔣介石第一階段抗日的決心來證明蔣介石在抗戰正麵戰場上的策略是完美無缺的,這也同樣是片麵的,不可取的。

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那就是因為有了南京保衛戰才導致日寇的種種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後的被屠城的罪狀之一就是南京保衛戰。事實上,日寇殺戮我抗日軍民和有計劃的屠殺、滅絕我民族的衣冠文化是由來已久的。這些才是南京大屠殺最大的根源。

以往,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殺並沒有嚇倒人民大眾,反而激起了他們更為強烈的反抗,鮮血讓人民更加覺悟。”這句話從理論上說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實際情況是屠殺的血腥讓很多人重新考慮抵抗的意義。我在翻看軍事科學院編輯整理的中日抗戰曆史有關資料時發現,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國淪陷的一些地方,往往一個縣城隻有一百多個日寇在駐紮,換言之,也就是一百多個日軍可以控製十萬人以上的範圍。這是一個令人不願意相信又不得不麵對的事實。一位曾經參與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誌介紹說:“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內殺光中國人的話,他們早就會那麽做了。”大規模的屠殺的背後是種族滅絕的既定方針,而麵對大規模的屠殺一方麵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麵則引發了相當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軍師法清兵南下的策略,以絕對優勢的兵力進攻中國的首都,誌在必得,而後在中國的首都開戰大範圍的屠殺,其目的更是以此來恫嚇中國軍民,這就是挖心戰略。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陽祭祖的時候,對兩位祖先有過十分高的評價,一位是皇太極,乾隆說他是“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業實肇乎此。”另一位則是多鐸,乾隆說他是清初軍功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開國以來無出其右。而多鐸是揚州十日的發動者,也正是揚州十日的屠殺徹底擊垮了南明的脊梁,揚州十日之後,來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經日漸衰微,其後,南明政權不得不借重海上軍閥或者農民軍舊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員的最後一點抵抗意識都在這次屠殺中泯滅了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其實並不是第一次他們既定國策的演習,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當年的旅順大屠殺,日軍殺死手無寸鐵的中國普通居民達二萬人之多,連婦女兒童也不放過,根據目擊者英國人、美國人的記述可知其殘忍程度令人發指。也就是在這個大屠殺之後,滿清政府終於屈服了。而南京大屠殺之後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在總理紀念周上大唱低調,《新民日報》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登載的《汪副總裁在總理擴大紀念周上的講話》,上轉述汪精衛的原話是這樣的:“吾人有何具體辦法,以自力長期抗戰?”大屠殺顯然已經令國民黨內部的部分官員感到了由衷的恐懼,而王克敏等漢奸政府的粉墨登場又讓一部分人看到了苟活的希望。一九三八年一月,也就是大屠殺方興未艾之際,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就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去上海見了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詢問劊子手們有沒有可能在南京陷落之後給予國民黨當局一點格外的希望。(詳見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綜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和《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日寇在占領區比如偽滿洲國中,除了動用暴力手段鎮壓抗日活動之外,還野蠻的通過同化政策,不準中國子弟學習漢語,鼓勵中國人吸食鴉片,“大煙鬼”一度成為日寇占領區中具有一定保護意義的代名詞。而對於那些尚未征服的地區,日寇一般就采取和南京一樣的模式,屠殺。日寇三管齊下,一個是從文化上滅絕中華民族,一個是從精神上滅絕中華民族,再一個就是從肉體上滅絕中華民族。所以,我們說日寇在整個三四十年代的入侵中國是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而日寇也是比較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外族都凶殘的死敵。也因此,我們對於那些在大屠殺之後仍舊能夠奮起反抗的中國的抗日軍民應該無分黨派、信仰、宗教、民族給予一體的敬仰和尊重,不要再因為曆史的隔膜或分彼此了。

然而,即使是這樣,南京大屠殺之於侵略者的本來麵目在那時仍舊有不少人沒有給予深刻的認知,諸如董道寧等人所代表的勢力,更為感到吃驚的是,作為受害人的子孫後代,在至今沒有得到屠殺者的謝罪的今天,台灣島內部分人士公然宣稱:“日人毋須自責,免失信心”, “那個時候的日本人不是這樣的。”和日本國內那些試圖一筆抹殺這項滔天的曆史罪行的軍國主義分子同出一轍,也難怪我們要以十二萬分的警惕和努力來重新的審定南京大屠殺的曆史教訓了。它不僅是曆史,也是一部當代史。

此文寫到這裏就結束了,都是個人一些不成熟和淺近的看法,希望各位朋友給予分外的指正和討論,籍此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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