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的曆史問題是如何過的關（組圖）

政治領導人曆史應該有透明度，讓廣大群眾都知道。但在“對毛主席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年代裏，隻要傳出偉大領袖一個聲音，就能改變事實真相，平息一場爭論，決定人的政治命運。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

老貧農趙懷禮講大寨村史

１９６４年春夏間，毛澤東雖然還未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但在黨內領導層已經聽到毛澤東“農業要靠大寨精神”的講話，因此新華總社國內部農村組和山西分社領導，就派我到大寨蹲點采訪。

來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名叫趙懷禮的貧農相識。他是陳永貴兒媳花妮的伯父。當時大寨還沒有招待所，外來客人都擠在幾間平房裏，為找個安靜地方寫稿，我就住到他家裏。

趙懷禮對來人談話也無顧忌。平時，他不上地勞動，也不參加隊裏活動，也不會迎合幹部。閑下就躺在鋪著毛氈的炕頭上聊起天來。我是從他口中才知道１９４５年昔陽剛解放的曆史。

聽了趙懷禮對大寨和陳永貴曆史的講述，聯想到陳在《黨員登記表》填的參加過“興亞會”，知道他的經曆很不一般。沒想到後來他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竟由此引發出一連串政治事件。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錢學森

劉格平把張懷英證明信轉給“中央文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在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檔案中，發現李在１９５５年鎮壓反革命時交代他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並擔任情報員。該情報組中還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寫的材料，也承認自己參加過日偽組織“興亞會”，內中還有“領導人是陳永貴”的字樣。

當時六十九軍在陽泉市的支左部隊負責人將此情況向黨委作了匯報，軍黨委派人審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閱了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一二九師鋤奸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就有陳永貴的名字，並注明是偽村長，情報員身份。日本關押時的審訊材料，上麵寫的是“歸順釋放”。陳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每周兩次去昔陽城給敵憲兵隊送情報，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係。支左部隊負責人說，當時群眾稱他是“陳二鬼子”。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說法是“與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凡是在國民黨、日本統治時期被捕過的都是重點審查對象，而且一開始都是當敵我矛盾，交給造反派審查、批鬥，從劉少奇到基層的當權派，都逃不過此關。

這是關係陳永貴政治命運的問題，與他一起“造反”掌了權的“戰友”都捏著一把汗，因為他們的政治命運和陳永貴聯係在一起。

“文革”初期，和陳永貴同時進到省核心小組、並擔任辦公室主任的張懷英對陳永貴說，你的曆史問題我清楚，我在一區工作５年，縣裏工作１０年，對當地的社會情況比較了解，我寫份材料，讓劉格平（當時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轉給中央文革。１９６６年７月，張懷英在大寨對我說：１９４８年６月考察陳永貴入黨問題時，就調查過他的曆史問題。當時規定，吸收黨員要有兩人介紹，區委書記簽字。我當時是大寨所在區的區委書記，對待這個問題特別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區是在縣城周圍，被迫參加偽組織的較多，一區肅反時，凡是“興亞會”、“自衛團”的一律不登記，不填表，一筆勾銷，使這些人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當時的區長張立棟說，陳永貴的偽代表問題搞不清，而我對陳永貴搞“老少組”印象好，於是親自調查，知道“興亞會”原來是特 務組織，後來成了群眾組織。

張懷英按這個口徑向中央文革寫了材料，劉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況告訴了陳永貴，陳永貴心情平靜了些。

我地下工作者談“興亞會”社會背景

昔陽縣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１９３８年，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到這裏，一邊和日軍打仗，一邊宣傳，播下了革命種籽，在皋落等遠離縣城的邊遠山區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日軍占領昔陽縣，經常到鄉村掃蕩，所到之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當時的秦基偉、賴際發支隊參謀，和打入當時日偽憲兵隊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陽籍老幹部劉增玉他們都向我講過，在昔陽縣城隻有１００多個日本兵，憑借著有洋槍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鬧得１０多萬人民雞犬不寧，老百姓深惡痛絕的 “棒棒隊”就是一夥無惡不作的漢 奸走 狗。日本人又通過“新民會”這些外圍群眾團體控製“良民”。日本的大本營叫紅部，譯成中文叫本部，漢奸特務的大本營叫 “憲兵隊”，其情報組織就是“興亞會”。這裏的監獄叫留置場，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個上士，他控製著“興亞會”情報網，偽代表搜集的情報都送到他這裏。抓來的八路軍和有“八路”嫌疑的無辜百姓都在憲兵隊審訊、處刑，一般都是“活著進來，死著出去”。打人、殺人，也很費力氣，為了省勁，索性在西河灘挖出一丈多深的大坑，將人活活埋掉。

這個僅有十多萬人口的小縣，日軍占領期間竟有５０００餘名青壯年被殘殺，２．９萬餘頭牲畜被掠殺，２１００萬斤糧食被搶走或燒毀。

陳永貴大難不死

１９４０年，日本侵略軍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２７名青壯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馬亂、饑寒交迫中，先後有３５人死於非命。

陳永貴６歲隨父到大寨，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不久，父親因貧困潦倒，賣妻拋子，走投無路，上吊身亡。無依無靠的陳永貴就寄居在一寡婦家，為地主放牛，扛長工。他本是窮光蛋，又是從外村來的，社會地位更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過種種屈辱。他為改變地位，奮力抗爭。

陳永貴膽子大，又能說善辯，受到當時村長、地主賈泰元的賞識。１９４２年當了維持會代表，那年陳永貴２７歲，他給日本辦事，還與八路軍幹部保持著聯係，說明他很會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糧出了問題，憲兵隊以通匪罪將他逮捕，關入留置場。

怎樣出獄的？陳永貴自己說是八路軍幹部把他營救出來的，還有材料說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來的，從敵偽檔案中查出是“歸順釋放”，後以“興亞會負責人”身份繼續向“憲兵隊”大隊長清水送情報。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後，昔陽縣城從日軍潰退中解放。而盤踞在五六十華裏外的平定、陽泉的閻錫山部隊隨時準備占領昔陽。閻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陽縣城經常處於“堅壁清野”的戰備狀態。軍民警惕性特高，隻要從陽泉、平定來的都懷疑為間諜；往陽泉、平定去的被懷疑是逃亡漢 奸、地主。

為保衛解放區，昔陽縣領導根據《太行區１９４６年工作方針》批示，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反奸反霸，訴苦清算運動。接著就搞土地改革。

陳永貴是大寨貧雇農中的一員，卻列為“反奸”對象而被批鬥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中共建黨紀念的那天，昔陽縣委舉行了盛大的集會，會場就設在“萬人坑”的西河灘。縣委領導宣布開會後，有一項議程就是處決一名漢奸。將這個漢奸吊到樹上，脫去衣服，赤條條的，民兵又用刺刀從漢 奸的大腿上割一塊肉，塞到他嘴裏。以這種方式紀念黨的生日，足見對漢奸仇恨之深。在這種政治氣候下，曾被群眾稱為“二鬼子”、當作漢 奸嫌疑鬥爭的陳永貴，引起群眾的激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後又在反奸除特鬥爭中險些喪命的陳永貴，經過了各種痛苦和磨難，真可說是大難不死。據說當時主持鬥爭會的還是當初慫恿、支持他當偽代表的賈泰元。陳永貴認為受了這些有權有勢人的愚弄，激發起他對這些人無比憤恨和從鬥爭中求生存的決心。

土改中，陳永貴挺起了腰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昔陽的土改是在“急風驟雨”中進行。離縣城十幾裏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淚史。大寨村隻有６４戶，１９３口人。按當時劃分的階級成分：貧下中農４４戶、富裕中農１６戶，地主富農４戶。全村土地７００多畝，４０多戶貧下中農隻有１４４畝劣等山地，就是說，６０％的耕地歸地主富農所有。領導大寨土改的賈進財、賈承福，他們按照黨的政策，通過民主討論，把土地、浮財分給了貧下中農。

陳永貴以一個“赤貧”的“無產者”身份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和貧雇農一樣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政治上抬起了頭，他響應黨的各項號召，主動報名參加民工支援前線。新舊社會對比，激發起他對地主富農的仇恨，對窮哥兒們的同情。他說：“現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寧死在馬前，不死在馬後”。他認為地主、富農本性難移，“狼就是狼，變不成羊”。他的極“左”情緒開始暴露。一戶富裕中農是軍屬，也分到一份浮財，他質問賈進財：“土改是給窮人的，為什麽分給富裕中農”賈進財隻好收回這份浮財。

我要向毛主席請罪！

雖然陳永貴成了高舉“三麵紅旗”的旗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但他對曆史問題心裏很虛，到關鍵時刻就慌了神。

黨的“九大”召開前，中央責成山西“支左”部隊黨委審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謝振華當時是第六十九軍軍長，後為省委第一書記是審查小組負責人。陳永貴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決定後，主動找謝振華交待他這段曆史問題。

《謝振華回憶文集》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麽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１９４２年，被日寇抓去後，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麽人聯係？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係，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 ’”

《謝振華回憶文集》又寫了向上反映的經過和自己的看法：“陳永貴的曆史問題被發現以後，於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六十九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六十九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軍黨委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

“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麵向他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曆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隻當代表’。”

批極“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軍按組織程序把陳永貴的曆史問題材料呈報北京軍區黨委，軍區黨委上報到黨中央、毛澤東。這個問題沒有影響到陳永貴１９６９年在“九大”當上中央委員，也沒有妨礙陳永貴１９７３年在“十大”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幫”整謝振華時冒出一個“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實際是借題發揮。一天，江青穿著軍裝到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劇演出處，“炮轟”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說這個劇是為劉少奇翻案的（此劇與劉少奇毫無關係，謝與此劇也無關係）。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日，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外貿、外事和宣傳會議上指出：“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

山西省根據周恩來講話精神，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對極“左”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同時對各個行業進行整頓。工廠反對停工，保證正常生產，農村則抵製學大寨運動中搞“窮過渡”、取消自留地，實行“政治工分”等一係列“左”的作法。

山西省委批極“左”時，陳永貴卻在昔陽縣“反右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前後的兩個月裏，昔陽縣連續召開縣社幹部會議。陳永貴在會上說，批極“左”給我們出了個難題。他要求全縣幹部充分認識“文革”的目的，要充分思考“每當鬥爭激烈的時候，毛主席要求我們幹什麽”他針對一些幹部怕抽調專業隊上大工程會違反政策的顧慮，大批“保守”、“右傾”，以增加專業隊人數，組織大兵團搞“大會戰”。

王洪文、紀登奎、倪誌福、陳永貴接見山西代表時，陳永貴說：“到現在還搞我的曆史背景。”王洪文說：“搞中央政治局同誌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問題……誰搞的，關起來。”在這種高壓下，如實向上反映陳永貴“曆史問題”的幹部招來橫禍。

１９７４年５月，陳永貴到昔陽縣白洋峪公社等地抓典型，向幹部們說“批林批孔是全國性的，我們拿不出經驗是不行的”。“什麽複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給予迎頭痛擊”。

不批極“左”批右傾，陳永貴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符合了毛澤東意圖，受到“四人幫”的讚賞。接著，四人幫”又批謝振華、曹中南（省委第二書記）“抵製和幹擾農業學大寨運動”。

江青說：“大寨在山西，你們應當感到是很光榮的事”；“學大寨要學它抓階級鬥爭，堅持社會主義，不複辟，不倒退。”王洪文說：“你不學大寨的路線，學什麽？”當場責令謝、曹回山西接受造反派批鬥。　當時的中央要陳永貴主持批鬥大會，集中批謝、曹“錯誤”，還要他們交代整陳永貴“黑材料”問題。

因謝振華在擔任六十九軍軍長期間通過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報告過陳永貴的曆史問題，北京軍區黨委又把駐山西的六十九軍領導集中到軍區，要他們同“謝振華劃清界線”，對反映陳永貴曆史問題作出交代。新調來的六十九軍政委戴秉孚是個正派老實人，他認定向中央如實反映問題是軍黨委的職責，沒有錯。

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討論時，也發生了爭議。有人說，這是按組織程序層層上報的材料，不能說是黑材料，於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隻說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異議：在自己職責範圍內，通過部隊黨委向上反映問題，為什麽當錯誤檢查？ 正在爭執不下，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

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是“文革”中能直接聽到毛澤東指示的軍政要員，他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但也不說反映問題的六十九軍和北京軍區黨委有過錯，他向六十九軍領導傳達毛澤東聲音：陳永貴曆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這在當時如同傳下了“聖旨”，誰都不吭氣了。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知道了這位４２歲才掃盲的陳永貴會講“邏輯”，過７１歲生日時特地請他吃飯，稱他是“莊稼專家”，對這位“文革”中“步步緊跟”、堅持集體化道路的英雄人物關愛有加，把他領導的大寨當作農業發展的方向，一個理想的模式，中國農業過關，就靠舉這麵旗幟。據說，毛澤東認為陳是受壓迫的窮苦人，所以對陳永貴的曆史問題不予追究，保護過關。

陳錫聯抗戰早期是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是有名的戰將。他代表中央作解釋工作，說他抗戰初期就在昔陽這一帶打仗，那時玉米長得隻有膝蓋那麽高；現在長得一人多高，語重心長地說：“農業還得靠大寨！”

陳永貴又是一次有驚無險！不僅未追究曆史問題，反而平步青雲。繼１９６９年“九大”當上中央委員、１９７３年“十大”當上政治局委員，１９７５年１月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上陳永貴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當作絕對保密隻在少數有關的高級軍政領導中傳達，因此議論隻在這個範圍內平息下來，而參與過陳永貴曆史問題調查和爭論的人不知道毛澤東對陳永貴曆史問題的態度，隻看到他地位越來越高，聲望越來越大，還以為陳永貴真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無端攻擊，因此，對調查陳永貴曆史的人都還當作“整中央領導黑材料”，更理直氣壯地“保衛中央領導”。直到１９７７年初，揭批“四人幫”中，陽泉市還有人提出“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有關人員被列為清查重點。山西日報駐陽泉記者寫的《內參》中說，對王敏等２９人非法審查，住進“土監獄”的６人，進清查學習班的１７人，勒令“講清楚”的３人。看管小分隊三班輪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長王貴玉被整得終身致殘。直到１９８０年９月還未糾正“清查擴大化”造成的嚴重後果。

陳永貴也以勝利者姿態出現。他向張懷英說：“謝振華整我的黑材料，說我是叛徒，他沒資格。”他以為，隻要有毛澤東保駕，他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沒想到，１９７６年毛澤東逝世，緊接著粉粹了“四人幫”，又批判“兩個凡是”，陳永貴領導的大寨被作為極“左”典型而受到批判。

陳永貴於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在北京病逝。按說已經蓋棺論定，但他的曆史問題仍被人議論。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謝振華回憶文集》中寫到陳永貴曆史問題時說： “很清楚，有人證、物證和本人也承認，他確實自首叛變，又當了特務情報員。但事隔幾年，陳永貴搖身一變，在主持省委擴大會議期間，竟逼著我承認整他的黑材料，企圖置我於死地，殺人滅口，以隱瞞他的罪惡曆史。” 政治領導人物的曆史應該有透明度，讓廣大群眾都知道。如果陳永貴的曆史問題一旦發現，就告訴廣大群眾，也讓他本人向公眾說個明白，要群眾理解他，他不至於背這麽多年的曆史包袱，也不至於身後有人再寫文章數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讓“保”他的幹部群眾與“揭”他的幹部群眾鬥得死去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