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當年炒股票是如何解套的？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四川路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轉角處一幢三層樓房裏正式開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由孫中山發起創辦，但由於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和陳果夫等人的參與，是新興的官商結合的政治勢力的亮相。蔣介石也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 

孫中山申辦證券物品交易所受阻 

深諳西方經營之道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1916年派朱執信寫了一份申請書交給“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資金總額定為當時國幣五百萬元。

對於孫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餘悸。經辦人不知交易所為何物，隻好托稱任何人都應當以法為據，法無此物，則難批複。因此，對孫中山的呈文沒有批準。這件事情也就擱置下來，孫中山也沒有再繼續爭取。 

蔣介石等人積極疏通 

這時，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領的蔣介石卻對商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盡管此時他隻是張靜江的把兄弟，並沒有表現出特殊的經營才能。 

圖：辛亥革命時的蔣介石

張靜江是蔣介石在投機經營上的帶路人。此人姓張，名人傑，字靜江，有過傳奇式經曆：他在二十歲時，便患骨痛症，致使雙腿行走不便。不過，他卻有一顆精明的商業頭腦。他居然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賺了大錢。1905年冬，他回國後重返巴黎時，正好與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並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 

他告訴孫中山聯絡暗號，並說以 ABCDE為序，倘電報中寫A，即資助1萬元，B為2萬元，C為3萬元，D為4萬元，E為5萬元，孫中山聽罷，將信將疑。兩年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匱乏，無計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賈張靜江，便按聯絡密碼往巴黎發電報，電文僅僅一個字，即 “C”。幾天後，果真，從巴黎電匯來3萬法郎，使孫中山吃了一驚?從此，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陷於困頓之際，便向巴黎求援，張靜江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密友。 

在張靜江的啟發下，蔣介石等人決定利用孫中山呈文的思路，著手辦理交易所。為此，進一步與日本某政黨所介紹的企業代表協商，初步形成了關於開辦交易所的具體辦法。 

首先，蔣介石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由之出麵具體進行組織謀劃工作；其次是聘請江浙財閥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等人為該組織社員，以擴大力量；最後又由虞洽卿等再和當時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溫宗堯、聞蘭亭、李雲書、張澹如、沈潤挹、吳耀庭、顧文耀等共任發起人，草具文書，提出申請，並遞交給北京的農商部，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蔣介石、虞洽卿等人積極籌備之時，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張謇所探悉。他馬上通電反對。張謇認為，西方國家均實行“一區一所”製，也就是說，一個區域內隻能辦一所同樣性質的交易所，如果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辦成功了，那麽江蘇省(當時上海尚屬江蘇地盤)範圍內就無以為繼了，因而帶頭反對。他說： “交易所既是一區一所，即不得多經營，做了證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做了棉花就不得再做棉紗。” 

在這樣的情況下，虞洽卿、蔣介石等人雖有上海各業領袖和總商會的支持，但農商部也礙於張謇的反對，很難批準他們的申請。 

在他們與張謇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精明的日商已於1919年在上海日領事館注冊，在上海租界三馬路開辦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蔣介石、虞洽卿便以抵製取引所為借口，電請農商部迅速批準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最後經虞洽卿、聞蘭亭的多方疏通，特別是上海工商界的鼎力支持，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才獲得農商部正式頒發的營業執照。 

1920年2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總商會開創立會。2月6日交易所召開理事會，選舉虞洽卿為理事長。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時，孫中山雖遠在廣州，也寄來題詞：“倡盛實業，興吾中華。” 

蔣介石化名“蔣偉記”炒股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的當日，上海《申報》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圖：1920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盛況

這家五十四號經紀人營業所，又名茂新公司，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主要經營棉花、證券兩種業務。在當年蔣介石的日記中，多次提到這家茂新公司，如1920年7月5日日記雲：“今日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苦思，終宵不能成寐。”原來茂新公司經營初期即遭虧損，因而蔣介石焦慮苦思。後來它的經營才逐漸好轉，扭虧為盈。 

蔣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四千元股本，是由張靜江替他代交，讓他撈回一把，以免他經常做伸手將軍來借錢。此點有蔣給張的信為證：“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恒泰股份，請為簽字。”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半年以後，獲純利五十萬元，年收益率超過80%，本所股股價高達六十元，最高時躥至一百元以上，棉紗、棉花和證券交易均十分活躍。一時眾商趨利，蜂擁而至，連原先在日商“取引所”做投機的商人，也改換門庭，集中到了證券物品交易所。其他人見錢眼開，也紛紛開辦交易所，一年多時間上海竟開業大小交易所上百家，莫不獲利。在此情況下，蔣介石與張靜江等人又合資創辦了恒泰號經紀人營業所。 

恒泰號於1920年12月15日成立，共計股本35000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資本幾乎是茂新號的10倍。恒泰號隻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機構之一，由於財力有限，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不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而是該交易所經紀機構恒泰號的股東。 

股東中的“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的代號。在合同上各股東都在自己的名下蓋章，隻有蔣介石沒有蓋章，僅在“蔣偉記”名下簽了“中正”的名字。 

蔣介石怎樣賺錢　 

投機舞台搭好了，蔣介石等人自然幹起了投機遊戲，糾夥聯群、操縱市場。 

由於交易所設在商賈雲集的上海，又是中國第一家，因此，一時成為投機者的樂園，起初交易營業額很好。交易所股票稱為本所股，也加入證券市場買賣。開始時每股價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飆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條例》頒布後，本所股市價已到80元，至年終時每股漲到120 元。這時每股所欠繳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繳清，交易所已實收資本500萬元。蔣介石等人初嚐甜頭，樂不思蜀。 

協進社所有的三萬股，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最多隻分給重要社員1.5萬股，其餘所存1.5萬股早已賣到市場上去了。現在為了要繳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又將日商方麵做押款的7萬股股票全部贖出而賣掉3萬股。這樣，加上前存1.5萬股共4.5萬股，以每股平均獲利60元計算，共可獲利 270萬元。除去日商押款87.5萬元，還有4萬股保留下來的股子，每股應繳37.5元，共需150萬元，總共237.5萬元，其餘的 32.5萬元，當然就為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所得。至於繳足50元的4萬股股票，市價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萬元，也為蔣等人所有了。 

後來，交易所的一些人認為股票價格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所發展了。於是，一場分裂勢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創辦者紛紛撤資，調整投資方向。 

正當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謀發展時，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人仍然以為他們有實力，手頭握有每股120元市價的4萬股股票，因而繼續大做本所股買賣。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價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終時竟漲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脫韁之馬，橫衝直撞。蔣介石不禁喜不勝收，暗笑出走者不識時務。 

蔣介石解套 

交易所原來訂有120餘條的營業細則，規定賣主或買主應繳各種證據金，以便防止賣主到期不交貨和買主到期不繳款，規定極為嚴格。 

但這時蔣介石等人不僅不繳證據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充作現金。這時，現貨與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差金打出極多，導致會計上的現金大量支出。蔣介石等人開始感覺到恐慌。 

原來，人們眼見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於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時達到頂峰。物極必反，交易所數量越來越多，光怪陸離，問題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準市價”的作用，終於釀成1921年的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紛紛倒閉。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變為廢紙，交易所的大富翁驟然變為窮光蛋，蔣介石自然難逃厄運。 

但蔣介石畢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機會，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是蔣介石的同鄉、老師，此時因套利而欠債二十萬元，到處被債主所逼，非兩萬元不能逃脫。一天夜裏，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楨處，要魏設法救他。魏此時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錢救他？ 

這時，蔣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來了。與交易所合夥的日本商人又匯來一百萬元，交易所的負責人打算開股東會討論交易所複業問題。了解內情的魏伯楨正在打這筆錢的主意，見周來，突然有了辦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東名簿上過一百個新戶頭，然後叫莊之盤?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學?雇一百個人作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五百萬元資金和各經紀人保證金及各種交易所繳的證據金的用途，交易所負責人如果派人出來和自己談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駿彥聽了這個打算後，拿不定主意，當晚就找蔣介石谘詢。蔣介石一聽到這個解套的主意，大喜過望。第二天就跑來找到魏伯楨，向魏表示，自己經濟上現在實在沒有辦法，願意同魏合作。 

魏當即問蔣介石希望得多少好處，出乎他意料的是，蔣介石說希望得二十萬元。魏很是惱火，當場回絕。因為日本匯來的款一共隻有一百萬元，現在周駿彥想要兩萬元，魏對此並沒有十分的把握，沒想到蔣介石跑來一句話就要二十萬元，怎麽能與他合作呢﹖ 

不料，蔣介石回去之後就對魏來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給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莊之盤一千元，對之曉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夥分贓。 

莊之盤對蔣介石言聽計從。他馬上去遊說魏伯楨，魏伯楨表示同意蔣介石介入。 

股東會開會前，莊之盤所雇的一百個人全部到位，每人發一點好處費，又加發了每人兩角的酒錢。待酒醉飯飽後，由莊之盤領進交易所股東會會場，坐滿了前幾排。會議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頭不對，心知有異，就宣布會議延期一天舉行。虞當晚請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時任滬東光複軍統領，他的部下有張宗昌，以後在法租界當 “大亨”)商量對付辦法，許諾交易所將送他五千元。李征五當場拍胸，也找了一百來個人與魏、蔣等周旋。 

蔣介石得到了這個信息，馬上叫莊之盤“先行退兵”。眼見解套在望，莊不同意就此罷手，兩個人協商不成，就鬧到大東旅館來找魏伯楨。經過談判，魏認為應從長考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蔣介石此時已經決定反水，他私下找了葉琢堂，葉是金融界大亨，他在開賭場時與蔣有交情。蔣介石請葉琢堂出麵找虞洽卿，稱自己並無意與他作對，隻是現在經濟上困難，沒有法子去廣東，要虞幫個忙，出點錢，由蔣出麵將事情擺平。開始時虞洽卿很氣憤，說蔣搞垮了交易所，還要搗蛋，不能同意。最後談判結果，虞洽卿答應可由交易所拿出六萬元，可以給蔣介石一部分，但要在蔣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給錢。 

第二天，蔣介石拿著自己所分到的錢，結束了在上海的經濟投機，開始了他去廣東的新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