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溫玉成（組圖）

中將溫玉成（1910─1989）

作者：遲澤厚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溫玉成“文革”沉浮錄》（以下簡稱《溫文》）。對溫玉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令人費解的大起大落的經曆作了記述和剖析，特別對他後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溫玉成並無很大名氣。他是1955年全軍第一次授銜時的175名中將之一，在1960年代初廣州軍區的副司令員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卻突然“躥紅”：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總參謀長，僅三個多月之後便又兼任號稱“禦林軍”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接著又成了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迅速成為政治舞台上一顆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上，本以為可以穩穩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溫玉成，卻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頭會”成員中惟一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後他又被貶到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據有的權威人士透露，溫玉成的失勢、遭貶，是因為關鍵時刻林彪沒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讓溫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卻又被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遭到審查，一關就是5年有餘！

溫玉成的曲折經曆，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段極不正常的曆史。通過對溫玉成這段經曆的剖析，有助於人們以史為鑒，舉一反三。但是，《溫文》卻犯了寫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實，為尊者諱，把溫玉成寫成隻因“對政治一竅不通”，“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無辜受害者。據悉，此文作者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其生也晚，對溫玉成可謂素昧平生。依他的條件，寫這類反映複雜政治曆史情況的文章，本應十分謹慎，廣泛搜集資料，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慎重取舍。而他顯然是輕信了某些一麵之詞，便輕率下筆。

溫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將一起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廣州軍區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員，溫任參謀長。到1967年底，溫玉成調總部工作，在廣州整整10年。這期間，我先後任軍區司令員秘書、作戰參謀、辦公室秘書科領導。這幾個崗位，都同軍區首長有密切接觸，因而對溫玉成的情況比較熟悉。“溫文” 提到的幾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後的個別事件外，我或是參與者 ，或是目擊者，按過去政治運動中的提法，我屬“重要知情人”。

《溫文》曾於2003年在北京的一家刊物上分兩次刊載。當時我和廣州軍區一些老同誌看後便深有感觸，但出於多方考慮，未予置理。不料現在卻又在《南方周末》再次刊出。考慮到《南方周末》的發行量和影響麵，特別是這份報紙就在廣州出版，許多看過此文的老同誌都認為不能再保持緘默，而應以對曆史負責的態度，說明事實真相，以免是非混淆，誤導讀者。這裏試就《溫文》中提到的幾個主要問題，指出其謬誤，還曆史以本來麵目。

溫玉成與黃永勝關係密切異乎尋常

《溫文》於多處提到溫玉成與黃永勝的關係，說溫一到廣州軍區，便“因黃永勝為人霸道、作風蠻橫，兩人在工作中產生了較深的隔閡”，此後溫玉成處處受製於黃。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溫文》說溫玉成與黃永勝是“四野老戰友”，錯了。黃溫二人早年雖同屬中央紅軍，以後又都在第四野戰軍，但二人卻從未搭過班子。黃永勝對溫玉成並不了解。 1957年11月，黃在北京開會，總政治部送來一張溫玉成的簡曆表征求意見：把即將從軍事學院畢業的溫玉成分配到廣州軍區工作。黃永勝在“意見”欄寫下了 “聽說此人很懶，建議不要分到廣州工作”。但是總政沒有采納黃永勝的意見，一個月後，溫還是分到了廣州軍區。而更讓黃永勝沒有想到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他發現溫玉成並不懶，而是幹勁十足，作風潑辣，工作中還常有獨到見解，加之他又對黃永勝異常尊敬，黃永勝十分歡喜，對溫大加倚重，其權力竟然超過排在他前麵的幾位副司令員。溫玉成由此在軍區領導班子內頗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李天佑關係尤為緊張，曾多次當眾對李頂撞。李天佑過去曾任號稱“萬歲軍” 的第38軍（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軍長，論資曆，論戰功，都在溫之上，軍區機關幹部對溫頗有看法。當時有一種說法：在廣州軍區，溫玉成眼睛裏隻有一個半人，“一個”是黃永勝，“半個”是以老謀深算著稱的軍區政委劉興元。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突出政治，一時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的地位至高無上。溫玉成卻我行我素，對此漠然處之。1960年代初，國民黨軍的P─2V夜航電子偵察機經常竄擾大陸，危害很大。解放軍航空兵和高炮部隊都把打P─2V作為首要的戰備任務。溫玉成公開講：“什麽突出政治？你能把P─2V打下來，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認為，這不就是早被毛澤東批過的“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嗎？在處理司令部與政治機關的關係問題上，溫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於團結的言行。軍區政治機關不少幹部對溫十分惱火，說他“什麽思想都有，就是沒有毛澤東思想；什麽作風都有，就是沒有‘三八作風’”！

這種不斷積累的不滿情緒，終於借“文革”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之機而爆發。溫玉成很快成為軍區機關鳴放和大字報的眾矢之的。 1966年8月15日晚，軍區政治部上百名幹部，手持質問溫玉成的大字報，敲鑼打鼓，湧入軍區首長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齊集1號辦公樓前廣場，“勒令”溫玉成接受並朗讀大字報。有人手持擴音喇叭，不斷高呼口號，許多人還紛紛對溫玉成厲聲斥責、質問。司令部的不少幹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幹部的“革命行動”。溫玉成的尊嚴掃地殆盡，狼狽之極。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北京參加中央全會，這些幹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劉興元請願，要求“罷溫玉成的官”。群情激憤，眾怒難犯，劉興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熱情，然後又表示他無權罷溫玉成的官。不管代表們如何施加壓力，劉興元始終沒有鬆口。這次行動，以後被稱為“八一五事件”。成為軍區機關幹部“站隊”的重要標誌，許多當時參與“造反”的幹部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關鍵時刻還是黃永勝和劉興元向溫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劉興元和在北京的黃永勝都連夜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八一五”晚間發生的問題，講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天，傳來了林彪的指示，對行動提出了批評，特別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機“撈一把”。後麵這句話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對劉興元沒有同意罷溫玉成的官，林彪說“劉興元同誌是有原則的”。對溫玉成，則肯定他“大節是好的”，而且說“溫玉成同誌是有幹勁的”。“有幹勁”是林彪選拔幹部的重要條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溫玉成。

1967年1月底，軍隊奉命全麵“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下令廣州軍區對廣東省實行軍事管製，黃永勝任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要溫玉成以主要精力幫他抓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6月上旬，黃永勝委派溫玉成偕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和軍區空軍司令員吳富善，赴北京向周恩來請示對當時正在發展的港英當局鎮壓香港工人事件的鬥爭方針、策略，並匯報廣州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

從上述一係列活動中，誰能看出溫玉成在廣州軍區同黃永勝有什麽“較深的隔閡”、“搞不到一起”？

黃永勝保薦溫玉成當了副總長

《溫文》稱：溫玉成是經“葉劍英元帥推薦”,“毛主席一錘定音”，到北京任副總長的。說明作者全然不了解當時的曆史和中央高層人事情況。豈不知，當時葉劍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員而處境艱難，已經“靠邊站”了；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楊成武為組長的軍委辦事組。而像副總長這一級幹部的任命，也不需經過軍委辦事組，一般是經林彪認可後，報毛澤東批準。也巧，我是溫玉成升遷的經辦人之一。

1967年8月，黃永勝和廣州兩派群眾組織頭頭100多人應召進京談判兩派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和籌建省革委會問題。周恩來先後十多次接見這些頭頭，做他們的思想工作。黃永勝在他下榻的京西賓館設了一個包括他的兩位秘書在內的4 人臨時值班室，隨時向周恩來辦公室反映情況，請示工作。我以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科負責人身份，領導這個臨時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黃永勝進來對我講：“你給林副主席寫個報告。”於是他講我記。報告主要建議對廣州軍區軍事領導幹部進行調整，其中特別提到溫玉成在廣州處境艱難，建議將他調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據我對黃永勝的了解，估計在寫這份報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將有關問題當麵請示過林彪。

大約半月之後，便聽說中央軍委已任命溫玉成為副總長。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溫玉成打來電話找黃永勝。值班室很靜，溫玉成又是大嗓門兒，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問黃永勝軍委的調令“是怎麽回事兒呀”？並表示他“水平低”，“幹不了”，“不想去”。黃永勝則用親昵、得意的語氣大聲地說：“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批準的。你趕快來嘛！”幾天之後，兩派群眾組織在京達成協議，黃永勝返回廣州。溫玉成馬上到黃家拜望。沒過幾天，他便興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軍區機關不少人去機場送行，我也在其中。

黃溫交惡

黃永勝和溫玉成的關係後來確實“崩”了。這要從黃永勝升任總參謀長講起。

1968年3月下旬，發生了舉國震驚的“楊餘傅事件”：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被打倒，黃永勝緊急應召進京，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衛戍區司令員。黃、溫又在北京聚首。據當時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原廣州軍區的幹部反映，黃永勝初到北京，溫玉成對這位老上級還是比較尊敬的，但在稍後他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進入當時中國最高權力集團，江青又不時委以重任，他似乎逐漸忘記在軍內他與黃永勝之間的上下級關係了。

說起江青對溫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蹺。1967年6月9日晚，溫玉成受黃永勝委托，正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向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中央領導人匯報廣州軍區戰備工作和廣州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江青突然從外麵進來，直奔溫玉成，與他握手寒暄，並對她因事不能聽溫的匯報而深表遺憾。江青為什麽對溫玉成如此親熱？她是什麽時候、如何認識溫玉成的？這讓當時在場的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李維英百思不得其解。

眾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幾個京劇、芭蕾舞劇“樣板團”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資本。而江青竟把這些“樣板團”交給溫玉成管。溫玉成對此也確實很賣力氣。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江青與黃永勝的關係卻格格不入，日趨緊張。江青不時插手軍隊工作，黃永勝屢予抵製，有時甚至在會議上發生衝撞。江青對黃、溫的這一冷一熱，自然引起黃永勝對溫玉成的猜疑。而更讓黃永勝惱火的是，他發現溫玉成常以衛戍區司令員的身份向江青匯報軍隊工作情況。從此兩人隔閡日深，終至形同冰炭。黃永勝曾多次在熟人麵前講溫玉成是他保舉進京的，現在卻懷有二心，是“忘恩負義”。黃永勝的後麵有林彪。林彪對江青素無好感。在黃永勝和溫玉成之間，林彪自然是選擇前者。由此，溫玉成不但得罪了黃永勝，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都對他懷有戒心，視為異類。

江青的介入，是黃、溫交惡的主要外因。

撲朔迷離的“李必達事件 ”

《溫文》說李必達事件是個錯案、冤案，溫玉成也受此案牽連，這是對的。但是，此文對案情的敘述和分析卻破綻百出，經不起推敲。

李必達入伍前是武漢大學學生，入伍後分配到第41軍鍛煉，1966年在該軍121師362團4連代理副指導員。此時362團政委是曾任黃永勝秘書多年的於貫文，對李必達產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軍區機關從41軍為黃永勝選調秘書，此時已升任121師政治部主任的於貫文舉薦李必達中選。初任秘書的李必達幹勁十足，黃永勝夫婦都很滿意。於貫文於1968年初被借調到軍委辦事組工作，黃永勝到北京工作後，他與黃永勝夫婦常有接觸。作為李必達的舉薦人，他自然關心李必達的表現。他曾向擔任總長辦公室（也稱“黃辦”）主任的黃永勝夫人項輝方了解李的情況。項說李“表現很好，人老實，能寫東西，文字水平超過語言表達能力，首長很滿意”。項輝方對李必達關愛備至，光是為他找對象就費盡心機，多次親自出馬。李也知恩圖報，他出獄後於1972年寫給老領導於貫文的信中依然承認“過去，我對黃、項也有一種感恩的思想”。

李必達與黃永勝夫婦鬧翻，始於一場誤會。1968年底，“黃辦”按照上級統一部署，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學習。這期間，李必達因為一件小事引起“黃辦”主任、黨支部書記項輝方的懷疑，曾發動“黃辦”工作人員對他進行“幫助”。李必達多次檢討都未過關。入伍後一帆風順的他難以承受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 內心痛苦之極，多次找老領導於貫文傾訴。一次，於貫文當著李必達的麵給項輝方打電話，委婉地指出對李的問題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實在不行，叫他回廣州算了”。但是，項輝方一下子來了原則性，堅持要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李必達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絕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後一次來看於貫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難道我就任憑他們擺布不成？！”經過激烈思想鬥爭，他終於決定鋌而走險：向毛澤東、江青告狀，扳倒黃永勝，或者還可絕處逢生。他哪裏想到，他請溫玉成轉呈江青的信，卻被溫玉成交到葉群手裏！

李必達的告狀信裏究竟寫了什麽？《溫文》說，李必達在“九大”前夕，“利用參知機要的條件，從各種渠道獲知了林彪在選舉‘九大’代表期間，大肆進行篡黨奪權活動”，“他擔心他們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這種分裂活動”。這段文字本身就語焉不詳，作者大約是想說林彪操縱“九大”中央委員選舉，卻誤為“九大代表”──代表已經都到會了，還選舉什麽？至於“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自始至終都是由大會秘書長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組織進行的。我是參加了“九大”會務工作的，林彪並未、而且他也沒有條件插手中央委員的選舉活動。再說，李必達向毛澤東、江青寫信時，“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的選舉都已結束，他的信豈不成了馬後炮？

周恩來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次通話，或者有助於揭開李必達告狀信內容的謎底。大約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第三天的晚間，廣州軍區黨委常委開會，研究幾天來的應變工作情況。會間休息時，丁盛在走廊裏踱來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電話機，要通了周恩來，匯報軍區清查工作情況。他特別提到黃永勝有個叫李必達的秘書，關押在軍區政治部管訓隊，請示該怎麽辦？周恩來當即表示：“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達關押起來是錯誤的。當然，秘書偷聽首長的電話也是不對的。這個人先不要放，對他的處理稍後再通知你們。” 周恩來的話表明，李必達的信裏講的，主要來自偷聽黃永勝的電話。在李必達出獄後回到北京接受專案組審查時，他也承認確實偷聽過黃永勝的電話。黃永勝在電話裏究竟講了什麽犯禁的話呢？據項輝方說，李必達曾向她匯報，一次黃永勝在與葉群通電話時，大罵江青“想當清朝那個女人”。李必達當時反映這個情況，當然是出於對首長的關心，因為黃永勝住地小翔鳳胡同是居民區，他講話一向是高嗓門兒，李必達是怕隔牆有耳，造成不良後果。從以上情況再聯係到李必達剛被關押之後，葉群和吳法憲都曾講過：李必達的主要問題是“挑撥中央關係”，因而，李必達在信中很可能講的是黃永勝等人私下議論、攻擊江青的情況。在當時，反江青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彌天大罪。黃永勝曆史清楚，戰功卓著，像他這樣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這種“現行罪”。倘若黃永勝的這條罪狀能夠坐實，即使他一時不被打倒，告發者的境遇卻可大大改變。這方麵此前早已有過先例。

“九一三事件”之後，不斷有人寫文章頌揚李必達敢於在林彪、黃永勝等人如日中天之時，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揭發他們的“陰謀活動”。但是，沒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體內容。不少局內人對信的內容表示懷疑。有的人提出：李必達說自己如何先知先覺，幹嗎不把信全文公開發表，讓大家來品評、受教育，並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達的老首長於貫文，大約是最關心李必達事件、與此事關係最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複雜關係的一人：李必達是由他舉薦給黃永勝的；李必達在“黃辦”受到懷疑，是他極力在兩麵做工作，試圖化解李必達與項輝方的緊張關係；以後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又眼巴巴地看著李必達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飛往廣州的飛機；隨後他又極不情願地被派往李必達的家鄉調查李的家庭出身，繼而到廣州了解李在獄中情況；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竟又被某些人說成是“迫害李必達的幫凶”，還說他“反對敬愛的江青同誌”（粉碎“四人幫”後，則又說“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是一丘之貉），備受淩辱，從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冊”。李必達事件成了於貫文晚年無法擺脫的夢魘。而落實政策後的李必達，在給於貫文的信中和通電話時，則一再表示感謝過去於貫文對他的關心愛護，並對於貫文因他而受株連深感遺憾。我與於貫文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摯友。1993年10月，他與我從探討曆史、總結經驗教訓出發，就李必達事件長談了9個下午。在場的還有曾任劉興元秘書和軍區政治部副秘書長的一位老友。事後我們共同整理了一份長篇記錄稿。在談到李必達給江青寫信的動機和此信的內容時，於貫文說：“我同情李必達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黃永勝、項輝方的矛盾，說成是政治、路線之爭，他向江青告狀是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回避了他是為項輝方所迫而導致矛盾轉化這一事實，對此我不能苟同。‘九大’剛開過，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當時一片擁護聲，他當時就能看出林彪等人是壞蛋？我不相信。”

晚年溫玉成（右）

溫玉成失勢之謎

溫玉成的失勢來得意外、突然。從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他連遭3次重大打擊。

第一次打擊是1969年4月末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溫玉成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他作為中央“碰頭會”成員，進入中央政治局順理成章。誰知他卻根本未被提名。相反，與他資曆相仿、原來並非“碰頭會”成員的李作鵬、邱會作卻都成了政治局委員。“九大”之後，“碰頭會”停止活動，溫玉成隻剩下了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頭銜，完全成了黃永勝的下級。

第二次打擊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調往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這個職務比副總長降了一級，等於是不宣布處分的處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溫玉成被當作林彪的同黨關押審查。他本來是林彪在位時遭貶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稱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誰知還是在劫難逃，而且一關就是5年有餘！

一般人都認定，溫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擊，林彪、黃永勝難脫幹係。九屆中央政治局的人選，是毛澤東委托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的三人小組提名的。前麵已經講過，溫玉成進京不久便因與江青關係異常而引起林彪、黃永勝的猜忌，那麽，在醞釀新一屆政治局人選時，黃永勝（黃的後麵是林彪）的態度可想而知。至於溫玉成遭貶成都軍區，則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繼續。黃永勝是軍委辦事組組長，其職權相當於已往的軍委秘書長，而林彪則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對溫玉成的任免，都要經由他們“把關”。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點：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對溫玉成的安排，也須得到江青的首肯。當溫玉成調成都的消息剛剛傳出之時，曾有一位與黃永勝關係極親密的人問他：為什麽要把溫玉成調走？即使調走，為什麽不能讓他回廣州軍區？黃永勝回答說：“是江青要趕他走！他過去在廣州搞得那個樣子，還怎麽回去？！他到成都去，梁興初對他總還了解嘛！”梁興初是成都軍區司令員，以前曾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對溫玉成當然熟悉。黃永勝的話少了一句潛台詞：既然江青要把溫玉成趕走，他樂得順水推舟。黃永勝的話還表明，倘若是林彪、黃永勝想把溫玉成調離北京卻不合江青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澤東的旗號加以阻撓，林彪、黃永勝是抗不住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剛剛幾天，溫玉成便遭到傷害最重的第三次打擊，說明江青不曾忘記了他，他無論到了哪裏，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兒！

溫玉成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紅人而突遭遺棄和迫害？揣測和說法甚多，主要有兩種“版本”。

其一是以吳忠為代表的“攬事招禍”說。吳忠是溫玉成的同僚：溫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時，吳任第一副司令員；溫調成都軍區後，吳接任司令員；他還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書記。他對江青、溫玉成都有深刻了解。1977年，他因“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我與他接觸頻密，彼此無話不談。一次談起溫玉成與江青的關係，他說，溫玉成壞事就壞在不知利害，攬事太多：江青讓他管“樣板團”，他可謂竭智盡忠，不遺餘力；他意猶未盡，見江青忙得風風火火，很想為她減輕一點負擔，便主動做了一些江青並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認為溫玉成是對她進行“特務活動”，於是翻臉。其二是溫玉成夫人宋婉明（《溫文》作琬明，錯了）的說法，說溫因管“樣板團”不稱江青心意而獲罪。1987年，我途經南京，曾特意去拜望在那裏安家的老首長溫玉成。不巧，他下鄉釣魚去了，他的夫人宋婉明接待了我。我們也是老相識。交談中，我直言不諱地問起溫玉成為何得罪了江青？她說，事情還是由“樣板團”引起的：一次，江青當眾指責溫玉成對“樣板團”管理無方，特別是芭蕾舞團管理混亂，導致演員基本功和演出質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溫玉成便掏出記事本來，說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這段時間對“樣板團”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以毛澤東化身自居訓慣了人的江青，豈容溫玉成當眾辯白頂撞！登時大發雷霆，歇斯底裏地叫喊溫玉成“撒謊”、“不老實”！從此，溫玉成便交上了厄運。

兩種“版本”，哪個更能反映實際情況，或者兩者都有道理？請讀者自己判斷。

史作貴在存史 貴在真實

《溫文》的錯誤還可舉出很多。例如，為了突顯溫玉成沒有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外和不公，竟連溫是九屆中央委員這一鐵的事實也不承認了。這其實隻要翻一下九屆中央委員會名單便一目了然了。再如，說溫玉成到北京工作後，毛澤東“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況”。其實，他並沒這種“殊榮”，即使地位比溫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難受到毛澤東的單獨召見。又如，說溫玉成收到李必達的告狀信之後，便“一橫心，將那封信鎖在抽屜裏”，直到半年之後，才“鬼使神差地交給了林辦”。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收到信的當天，溫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給了林彪的妻子葉群，於是，才有了“李必達事件”。又如，成都軍區奉命將溫玉成隔離審查，《溫文》說向溫玉成傳達上麵指示的隻有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一人，而事實是在場的還有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這是一個重要情節，不能因為不久之後梁興初也莫名其妙地遭到審查就避而不提。……

寫史不同於寫文藝作品，不能隨心所欲，盡情揮灑，更不能憑個人好惡任意褒貶剪裁。特別是對近現代革命史和重要曆史人物，更要以對曆史、對讀者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排除私心雜念，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秉筆直書，真實地反映曆史，才有可能使後人以史為鑒，從前人的成敗得失中汲取經驗教訓。不能急功近利，更不可趨炎附勢，人雲亦雲。隨意製造的哈哈鏡，是當不得鏡子的，最多隻能博人一粲。

2005年6月2日初稿於廣州

2005年7月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