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屆十任外交部長(組圖)

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1949-19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4年9月前稱政務院)總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長，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主席等職。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和法國求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回國後，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大革命失敗後，先後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進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6年西安事變時任中共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迫使蔣接受抗日的主張。抗日戰爭期間，先後參加中共長江局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南方局，代表中共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戰工作，並廣泛開展對國際友好人士的宣傳和團結工作。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抗戰勝利後，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後，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取得勝利。

　　早在建國前，他就是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建國初期，他根據各國對台灣問題的不同態度，創造了多層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暫不建交”，隻建立商貿關係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協助毛澤東同斯大林談判，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年6月，參與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11月，迫使聯合國同意中國政府特別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領導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協定的簽訂。1951年，提出外事隊伍建設的方針，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195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使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決策思想，提出另起爐灶、一邊倒、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六條外交方針。朝鮮停戰後，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訪華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寫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年訪問印度、緬甸時，分別與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1954年4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與有關各方談判，促使會議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越南北方、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了國際承認。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進一步闡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參與製定了萬隆十項原則，廣泛結交了亞非國家新朋友。亞非會議後，親自製定了解決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指導思想、具體政策和原則，妥善解決了同許多鄰國的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等曆史遺留問題，安定了中國的周邊環境。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後，為糾正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麵的錯誤和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周恩來於1957年1月出訪了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並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也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幾內亞、馬裏、巴基斯坦等28國，提出了中國對亞非國家相互關係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強調提供援助應根據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國主權的原則，絕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在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方麵，提出區別對待的方針：對日本，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從開展民間往來入手，發展兩國關係；對英國和荷蘭，隻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係；對法國，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做法，使法國在1964年1月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對美國，在堅決反對其侵略幹涉政策的同時，主張坐下來談判，直接領導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內瓦、後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保持了雙方聯係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與毛澤東一起，做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決策，並直接領導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接待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訪華和1972年美總統尼克鬆正式訪華、發表“上海公報”等一係列重大外交行動。對蘇聯，一方麵對其幹涉和控製中國的圖謀進行堅決鬥爭，另一方麵又盡力防止局勢惡化，1969年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緩和了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文化大革命”期間堅決排除林彪、江青集團對外交工作的嚴重幹擾，在實際工作中盡力糾正極“左”錯誤，彌補損失，挽回影響。?

　　周恩來善於把外交理論與外交實踐相結合，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將國際公認的外交準則和手段同中國的優秀傳統和哲學思想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文選》上、下卷。建國後主要外交著作和講話收入《周恩來外交文選》(參見“周恩來外交思想”)。

第二任外交部長——陳毅(1958～197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4～1972)兼外交部長(1958～1972)。獲元帥軍銜。四川樂至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隨南昌起義部隊南進，1928年4月與毛澤東會師於井岡山，參與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反“圍剿”鬥爭。紅軍長征後，他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抗日戰爭時期，他任新四軍代軍長，領導開辟蘇南、蘇北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曆任新四軍軍長、華東軍區司令員和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參與組織領導了淮海戰役等一係列重大戰役。1949年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參與指揮了渡江戰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戰役。早在建國前，陳毅就參加接待了赴延安的美軍觀察組。1944年底，他受毛澤東委托，就美總統特使赫爾利調解國共矛盾問題研究對策，主張不接受美蔣條件，采取既不妥協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時機。這一建議被毛澤東所采納。建國後至1958年任上海市長。1958年起，他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外交政策思想，參與製訂新中國長遠的外交戰略方針，協助周恩來參與了一係列重要外交活動。1952年10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會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並順訪波蘭。1955年4月，作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和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赴萬隆出席亞非會議。1958年2月，首次以副總理兼外長身份隨周恩來對朝鮮進行友好訪問，對中國人民誌願軍回國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來或單獨率團先後訪問了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國，簽訂了中國同尼泊爾的友好條約和經濟協定、中國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條約以及中國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老撾問題，促使會議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的議定書》。1963年底至1964年初，應邀參加肯尼亞獨立慶典，並陪同周恩來訪問非歐亞14國，實現了新中國領導人對非洲大陸的第一次訪問。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為籌備第二次亞非會議奔波於雅加達、開羅、阿爾及爾之間。當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政變使會議擱淺後，參與磋商，強調亞非團結，反對分裂，促使達成會議延期的協議。此外，他還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僅對緬甸一國，即達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後陪同劉少奇對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進行了友好訪問。1965年9月在北京發表著名的記者招待會講話，闡述中國對一係列國際問題的看法，表明中國外交的嚴正立場，在國內外均產生深遠的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同林彪、江青集團破壞外交工作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1969年，受毛澤東委托，主持“四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國際形勢座談會”，寫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等書麵報告，認為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美、蘇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在當時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據此，向周恩來提出利用國際有利形勢開展工作的具體設想，成為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戰略決策的前奏。周恩來對陳毅的外交才幹和風格曾作如下評價：他在對外活動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之處；他思路開闊，知識深廣，眼力敏銳，膽略超人，言談中往往有新創造、新境界。

第三任外交部長——姬鵬飛（1972-197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兼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山西臨猗人。1931年參加寧都暴動後加入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長期擔任軍隊衛生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外交部工作。曆任中國駐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外交使團大使銜團長(1950～1953)、駐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首任大使(1953～1955)、外交部副部長(1955～1972)、外交部部長(1972～1974)。1979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82年後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組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1982年、1987年分別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顧委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兼秘書長，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長期協助周恩來、鄧小平同誌處理外交事務。參與的重要外交活動有：1973年1月率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參加關於越南問題的和平談判。同年6月應邀出訪英國、法國、伊朗和巴基斯坦。曾先後出訪蘇聯、日本、朝鮮、蒙古、越南、緬甸、泰國、埃及、阿爾及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委內瑞拉、加拿大、敘利亞、塞拉利昂、肯尼亞、布隆迪、馬達加斯加、毛裏求斯、塞舌爾、吉布提、約旦、科威特、阿拉伯也門和阿曼等國家。在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積極貫徹執行中國政府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製訂的和平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方針政策，參與接待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並出席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第四任外交部長——喬冠華（1974.11-1976.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1974.11～?1976.12)。江蘇鹽城人。早年留學德國，獲哲學博士學位。抗日戰爭時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撰寫國際評論文章。1942年秋到重慶《新華日報》主持《國際專欄》，直至抗戰勝利。1946年初隨周恩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1964.3～1974.11)等職。參加的重要外交活動和工作有：1950年10月，作為顧問，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1951年7月，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克農的主要顧問，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1954年4月，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經常起草或組織領導撰寫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1970年毛澤東主席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國侵略鬥爭而發表的五·二聲明等。70年代初，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係開展了一係列外交活動。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時，負責與基辛格談判、草擬中美聯合公報。1971年11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後，第一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全麵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曆屆聯合國大會。1973年5月，陪同鄧小平訪問法國。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長身份再次訪法。1976年後，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主要著作有：《國際述評集》、《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等。

 

第五任外交部長——黃華（1976.12—1982.11）

曾用名王汝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1976.12～1982.11)。河北磁縣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燕京大學肄業。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任北平學生聯合會黨團成員、燕大學生會主席，1936年任陝北蘇區紅軍總部翻譯、後方司令部秘書。協助埃德加·斯諾、尼姆·威爾士、史沫特萊等外國記者采訪蘇區。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1938年曆任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組織部長、中共長江局青委、全國學聯黨團書記，中央青委委員。1940年任延安青年幹部學校教育長。1941年任朱德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44年任中央外事組聯絡科長，參與接待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的工作。1946年參加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任葉劍英的秘書、代表團新聞處處長。1949年曆任天津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主持接收國民黨外交部、向各國原駐華使節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則。同年當選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委員。建國後曆任中共上海市委員、上海軍管會外事處處長。1953年任朝鮮停戰政治談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等職。1954年和1955年，隨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和萬隆亞非會議，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和發言人。1958年任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顧問。1960年至1971年相繼任駐加納、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組成員，具體負責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談判邀請尼克鬆訪華公告文稿事宜。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後，為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代表。1976年任外長，曾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過29、32、33、35和37屆聯合國大會。1978年和1982年，率團參加聯大討論裁軍問題的特別會議，闡述中國在裁軍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並代表中國政府向大會提出了《關於立即停止軍備競賽和進行裁軍的主要措施的建議》。曾先後出訪過加拿大、法國、英國、意大利、紮伊爾、伊朗、巴基斯坦、坦桑尼亞、聯邦德國、印度、美國、尼日利亞、蘇聯等30多個亞、非、歐、美洲國家。1978年8月與日本外相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主持與美國代表的建交談判，1982年與美國國務卿黑格簽署關於解決美售台武器問題的八一七公報。1979年隨鄧小平副總理訪問美國。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198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多次以副委員長身份率人大代表團到各國訪問和出席各種國際會議。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85年至1995年出席國際行動理事會年會，現任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會長、中國福利會主席、宋慶齡基金會主席。

第六任外交部長——吳學謙（1982.11—1988.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88.4～1993.3)、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93年當選)。曾任國務委員(1983.6～1988.3)兼外交部長(1982.11～1988.4)。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在上海從事地下黨的學生工作，曾任上海地下黨學委副書記、代理學委書記。1949年6月起任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派駐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建國後曾任青年團(後改為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副部長、部長(1949～1958)，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局長(1958～1978)、副部長(1978～1982)、外交部第一副部長(1982.4～1982.11)。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期間，以世界和平大會中國分會代表的身份多次參加日本反對原子彈爆炸大會，並曾出訪非洲、西亞的許多未建交國家，開展人民外交的活動。擔任國務委員兼外長期間，曾訪問朝鮮、馬來西亞、日本、埃及、肯尼亞、讚比亞、羅馬尼亞、法國、聯邦德國、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亞、非、歐、美洲50多個國家。1986年訪問芬蘭、瑞典和匈牙利等國，分別簽署了中芬、中瑞關於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協定，中匈領事條約。曾以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委員兼外長身份出席第38至42屆聯合國大會。在第41屆聯大期間，同蘇聯外長就翌年恢複中蘇兩國副外長級邊界談判達成了協議。1985年，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在萬隆舉行的萬隆會議30周年紀念活動和聯合國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1986年在於納米比亞問題的第14屆特別聯大會議上重申：中國堅決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義鬥爭。1987年出席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會議，表示中國將進一步發展同拉美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並在紐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講話指出，中美關係發展的三要素：增進相互了解，正視台灣問題，平等互利發展經濟合作。任國務院副總理後，1988年8月率中國代表團參加哈克總統葬禮並訪問巴基斯坦。1989年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1990年參加納米比亞獨立慶典，並簽署中納建交聯合公報。同年訪問加蓬和尼日利亞及日本，出席了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禮。1991年出訪印度並參加拉·甘地總理的葬禮。1992年率中國共產黨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慶祝活動。中共中央十二屆、十三屆委員，在十二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第七任外交部長——錢其琛（1988.4～19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長(1988.4～1998.3)。上海嘉定人。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學運，任上海地下黨中學區委委員、區學委書記。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報》任職員。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匯、長寧、楊浦區黨委委員、共青團區委書記。1953年～1954年任共青團中央辦公廳研究員。1954年赴蘇聯中央團校學習。1955年後曆任駐蘇聯使館二等秘書、高等教育部留學生司處長、對外司副司長，駐蘇聯使館參讚(1972.4～1974.4)，駐幾內亞大使(1974.8～1976.11)兼駐幾內亞比紹大使(1974.9～1975.10)，外交部新聞司司長(1976.11～1982.4)，外交部副部長(1982.4～1988.4)，外交部長(1988.4～1998.3)，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1991.4～1993.3)，副總理兼外交部長(1993.3～1998.3)，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十四、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外長後訪問了一百多個國家。1982年～1987年作為中國政府特使進行了11輪中蘇副外長級磋商，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1987年2月和8月，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同蘇聯進行了兩輪邊界談判。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與蘇聯外長互訪，為中蘇進行高級會晤、實現關係正常化進行會談。1991年5月，與蘇聯外長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1992年至1997年以外長身份四次正式訪問俄羅斯。1994年9月，在莫斯科與俄外長簽署了《中俄國界西段協定》。90年代，多次與美國國務卿會晤，就中美關係及重大國際問題進行會談。1990年11月、1994年10月和1997年4月分別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1989年後，率團或陪同國家主要領導人訪問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等12國以及歐共體，使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在經曆一段曲折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991年，出訪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三超越”原則，即超越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幹涉內政等原則基礎上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曾率團出席的主要國際會議有：第43屆至52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部長級會議、第24屆至第28屆東盟外長會議、東盟地區論壇首次會議、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第3屆至第9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會議。1996年，2月至3月先後出席了亞歐會議亞洲成員國外長會議和首屆亞歐首腦會議。3月底至4月訪問日本等六國。同年7月代表中國首次以東盟對話國的身份出席東盟對話國會議和第三屆東盟地區論壇會議。在本屆東盟外長會上，東盟正式接納中國為其全麵對話國。同年9月，率團訪問加拿大。1997年先後訪問法國、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南非等14國。同年2月出席亞歐外長會議，7月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及東盟與對話國會議。1998年1月～7月訪問摩洛哥、古巴等10國。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的重要外交文件有：中國同印尼複交公報、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文萊、以色列、韓國和南非建交公報，中國同挪威相互設立總領館協定、同海地互設商代處協議，及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關於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定、柬埔寨和平協定、聯合國關於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等。1993年7月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主任。1996年1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貫徹落實“一國兩製”的方針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創造條件，打好基礎，先後主持召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八次全體會議。1997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赴香港出席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1998年4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第八任外交部長——唐家璿（1998.3.18～2003.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2003.3～），外交部部長(1998.3.18～2003.3 )。江蘇鎮江人。1955年～1962年先後在上海複旦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1962年～1964年在廣播事業局對外部實習。後曆任外交部翻譯隊翻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駐日本使館二等秘書、一等秘書，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1985.5～1988.4)，駐日本使館公使銜參讚、公使(1988.4～1991.12)和外交部部長助理(1991.12～1993.3)，外交部副部長(1993.3～1998.3)等職。中共十五屆中央委員。任副外長期間，主管亞洲事務以及領事、禮賓業務。遍訪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諸國。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1993年～1997年率團參加中越政府級邊界談判和副外長級磋商，其中1993年10月與越方在河內簽署關於解決兩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主持中印(度)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談和副外長級磋商、中不(丹)邊界談判。1993年9月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製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5年4月率團赴印尼參加不結盟運動協調局部長級會議並出席萬隆會議40周年紀念活動。1995年～1997年間率團參加中國?東盟副外長級磋商。1997年12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朝鮮半島問題四方會談首次正式會議。任外長以後，1998年4月11日～13日，對印尼進行工作訪問。6月4日，在日內瓦主持由中美兩國倡議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關於印巴核試驗問題的外長會議。6月9日～20日，訪問幾內亞、科特迪瓦、加納、多哥、貝寧非洲五國。7月25日，率團赴馬尼拉出席第五屆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東盟與對話國會議及中國與東盟對話會。29日，順訪菲律賓。31日，對馬來西亞進行工作訪問。8月31日，率團赴南非德班出席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9月18日，參加第53屆聯大會議並於23日在大會發言。9月27日～29日，訪問美國。9月29日至10月4日，訪問加拿大。11月14日～15日，參加在馬來西亞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屆部長級會議。1999年1月3日～16日訪問埃及、肯尼亞、烏幹達、坦桑尼亞、讚比亞和法國。2月4日～6日，對泰國進行工作訪問並同泰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劃的聯合聲明》。曾多次陪同中國主要領導人出訪，參加中國領導人同各國主要領導人之間的重要會晤。

第九任 外交部長——李肇星（2003.03.17—2007.04.27 ）

李肇星，男，1940年10月生，山東省人，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學學習。1964年—1967年北京外國語大學進修。1967年—1970年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人員。1970年—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肯尼亞共和國大使館工作人員、隨員。1977年—1983年　外交部新聞司三秘、二秘、副處長。1983年—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萊索托大使館一秘。1985年—1990年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發言人。1990年—1993年外交部部長助理。1993年—199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1995年—1998年外交部副部長。1998年—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2001年—2003年3月外交部副部長，2003年3月— 外交部部長。1998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2002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迄今為止，李肇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交部20位發言人中任期是最長的一位。從1985年開始到1990年整整5年間，他頻頻出現在中外媒體當中，並一度以外交部部長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發言人。作為中共十三大和七屆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的成功組織者，李肇星在中外媒體記者中樹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資深記者陳建平曾這樣評價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國和境外駐京記者麵前，李肇星總是用一個讓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現，他跟你像朋友。”

　　在國際俱樂部發布廳，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好幾位西方記者就所謂的“西藏獨立”問題連珠炮似地向這位初次登台亮相的發言人發起攻擊。李肇星列舉事實，理直氣壯地批駁了西方國家在西藏問題上的種種謬論後斬釘截鐵地表示：西藏自13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事務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幹涉。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所謂“獨立”問題一概是不能討論的。李肇星的回答可謂義正詞嚴，慷慨激昂。

　　有位外國記者冷不防地冒出一句風涼話：“我也有自己的家鄉，如果你說我的家鄉不是屬於我們國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為什麽對西藏問題這樣在乎？”

　　“你對自己的國家怎麽看是你的問題，但是中國的主權是神聖的，外國人無權幹涉！”李肇星字字鏗鏘，擲地有聲！

　　由於偏見，在李肇星與西方人士的多次交往中，西藏問題一直是“熱門”話題。李肇星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後，在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演講時，一個老太太問他：“你們為什麽要‘侵略’西藏？”李肇星一改往日之態，沒有直接反擊，而是親切地詢問道：“夫人，您是哪裏人？”老太太回答道：“我是德克薩斯人。”李肇星表現出極大的耐心，細細地給她講述中國曆史：“你們德克薩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國，而早在13世紀中葉，西藏已納入中國版圖。您瞧，您的胳膊本來就是您身體的一部分，您能說您的身體侵略了您的胳膊嗎？”老太太樂了，心悅誠服。最後，她熱烈地擁抱住李肇星，連聲說：“謝謝您，謝謝您讓我明白了曆史的真相。”

　　“事實上，一個人的愛國感情、維護祖國利益的決心和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是會得到大多數記者的敬重的，盡管他不見得同意你的觀點。”這是李肇星的親身感受。

　　20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的健康問題越來越受到媒體公眾的關注。特別是那些西方記者，過一段時間就要“舊事重提”，表示一下他們對鄧公的“關愛”。

　　1989年8月31日下午，國際俱樂部二樓。

　　“鄧小平先生的身體很好。最近有些報紙報道的情況與此相反，完全是無中生有。”也許考慮到“老記”們會糾纏不休，李肇星“快刀斬亂麻”，把話說在了前頭。

　　“鄧小平是在家裏還是在醫院擁有這良好的健康狀況？”一位德國記者發難道。這個問題的角度很“刁”，他的潛台詞就是說鄧小平的健康是否靠醫療維持？“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裏。”李肇星首先用反詰擊破了對方的防線，然後又是一個輕鬆、幽默的調侃：“我不知道您在身體好的時候是否住在醫院裏？”台下頓時響起一片笑聲。一位外國駐華大使後來讚不絕口地對李肇星說：“你的回答太妙了！”

　　李肇星曾對記者真誠地說：“發言人雖然上電視，但不是即興表演、追求自我表現的演員。發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僥幸心理的學生答卷，不會可以‘蒙’。‘蒙’對了，白撈兩分；‘蒙’錯了，最多扣幾分。發言人代表國家，應該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須掌握兩條：說我知道的，說我可以說和應該說的。”

　　李肇星曾充滿深情地說：“作為一名發言人，時刻感受到中國人對曆史、對和平的責任。我深切體驗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熟悉政策，反應敏捷，外語嫻熟，這些都是發言人應具備的基本素質。除此之外，李肇星還有獨特的感受：集體比個人更重要，個人的作用總是微不足道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發言人不是“人”，隻是一種工作機製。

　　春去秋來，五年寒暑倏忽而過。李肇星早已適應了發言人這種頗具挑戰性的工作，他對外交部例行的每周一次的記者招待會充滿了自信。李肇星對人言：記者怎麽提都可以。提問題是記者的工作，怎麽回答則是發言人的事。就個人而言，自己喜歡記者招待會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銳而又有深度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問題的本身就是對發言人的一種激勵。李肇星還說：“如果隻在無關緊要的小問題上糾纏，記者招待會就沒有多大意義。一次好的記者招待會，既需要有好的發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記者。”

　　李肇星對那些精明、敬業的記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8年12月1日，已經就任新聞司司長的李肇星陪同錢其琛外長訪問蘇聯。早上7時20分，李肇星來到首都機場一號休息室為錢其琛外長登機前將要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做準備。一位美國記者馬上過來請教：“是否可以說：錢其琛外長這次訪問蘇聯是中國外長首次正式訪蘇？”起初，李肇星愣怔了一下，但仔細一想，感到這位記者出言不“俗”。中國外長最後一次訪蘇是在1956年，周恩來當時是以總理兼外長的身份訪問蘇聯。蘇聯外長最後一次訪華是1959年9月，當時葛羅米柯是以外長的身份陪同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前來參加中國國慶10周年活動。平心而論，中蘇蜜月時期，雖然交往頻繁，但中方以外長名義單獨訪蘇卻不曾有過。

　　飛機起飛不久，又一個讓李肇星“意想不到”：錢其琛剛剛係上安全帶，前麵的一位“旅客”便回過頭來攀談。還未等錢其琛完全反應過來，那位“旅客”突然“襲擊”，提出要求采訪。李肇星這才認出了來人是常駐北京的日本記者，他已經等候多時了！這是一次精心炮製、別出心裁的成功策劃！原來，這位用心良苦的記者根據半個月前外交部發言人李金華宣布的錢外長訪蘇日期，算準了錢其琛將乘坐的航班，並預先訂購了同一航班的頭等艙機票……李肇星獲悉此事原委後，感慨頗多。望著整個頭等艙裏這位唯一的新聞記者，李肇星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你想開辟新的道路嗎？那就到沒有人去過的地方吧！

　　“當發言人的最大好處，就是永遠使自己處於一種知識更新的過程中，永遠不能說我會了。這樣就可以保留一些小學生虛心學習的精神。”李肇星曾這樣頗有體會地說。

第十任（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篪（2007.04.27-- ）

1950年生，上海市人，職業外交官；197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1]，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等職，人稱“老虎楊”（Tiger Yang）。 

楊潔篪1963年考入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與王光亞是室友。於1968年因文革輟學，在上海浦江電表廠當工人。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外交部挑選一批外語方麵的人才前往英國進修。楊潔篪就曾先後就讀於英國巴斯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與楊潔篪同期被派赴英國進修的還有楊潔篪的夫人樂愛妹、王光亞及夫人陳姍姍，以及沙祖康、周文重、龍永圖等人。

1975年楊潔篪畢業後回國，與王光亞等人一起在外交部翻譯室擔任專職翻譯。

1977年，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應邀訪問中國，楊潔篪被派為全程陪同翻譯。

1983年後，楊潔篪曆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二秘、一秘、參讚、外交部美洲暨大洋洲司參讚兼處長、副司長、公使和外交部部長助理等職。1998年2月楊潔篪升任外交部副部長，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副外長。

2001年2月16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任命50歲的楊潔篪，為中國第七任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這也是中美兩國建交20多年來，中國派出的最年輕的大使；比他的前任李肇星年輕了整整10歲。

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楊潔篪曾三度被派往海外工作；而每次都去的是美國。他曾前後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工作了12年，算是一個“美國通”。而楊潔篪在中國外交界的快速升遷，一般認為也正是得益於其與布什家族的良好關係。布什家族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選擇與楊潔篪的私下溝通，作為同中國政府溝通的管道。就連楊潔篪在美國外交場上的綽號，都是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起的。

2004年12月楊潔篪任滿後回國，並再次出任外交部副部長。此時，由第十屆全國人大所產生的國務院任期剛剛過半，但是外交部長李肇星的已經年屆65歲，到了部長級官員退休的年齡。

盡管楊潔篪被大家普遍看好，但有媒體也暴出了他的一個“致命弱點”——健康狀況不佳。有報道稱，楊潔篪的心髒不好，曾做過搭橋手術。2007年4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結束，已經年逾67歲的原外交部長李肇星去職，楊潔篪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溫文爾雅、有儒家風範”這是中國外交業人士對楊潔篪的性格評價[6]。2001年4月，就在出任駐美大使不久，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發生了。楊潔篪曾一日之內四次奔走於美國國務院、國會與中國駐美大使館之間，表達中方立場，全力化解國會方麵對中國的反彈敵意；還曾經一天兩次出現在美國電視上，闡述中方看法。這場危機，最終得以化解；而楊潔篪也贏得了個人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