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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的“右派”20年(圖)

(2009-06-20 12:14:29) 下一個

從東北工業部到國家計委,20多歲的朱鎔基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表現,成為當時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開始,脾氣倔強、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從此陷入了長達20年“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蹉跎歲月。

從清華到東北開完歡送會、宣誓會,懷著特別的憧憬,承載著建設國家的使命,1951年,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朱鎔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生奔赴東北。

“朱鎔基是學生會主席,在學生中威信比較高,所以組織上叫他帶隊。”朱鎔基清華時的同班同學郭道暉回憶說。是年,新中國不足兩周歲,工農業生產還沒有恢複,正是百廢待興之時。“當時東北要建成重工業基地,所以,這些理工背景的學生都去那裏了。”奔赴東北,朱鎔基被安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



朱鎔基的結婚照

新華社公布的朱鎔基簡曆說,朱鎔基1951年到1952年,在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當生產計劃室副主任。這一職位按照中國幹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

據當時的同事介紹,朱鎔基那時23歲,年輕氣盛,工作起來不要命,“熱情很高”,當時的領導對這些清華高才生也很重視,所以,“朱鎔基沒來多久就擔任了計劃室副主任。”“這個時候,湖南人的個性和清華畢業生的‘脾氣’已經有所體現。”但當時由於他年紀還小,黨內政治生活還很正常,也沒有人對此太在意,相反,朱鎔基由於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表現,贏得了當時工業部領導的極大賞識。

東北工業部對朱鎔基來說,除了取得初步經濟工作經驗外,還在於,這個年輕人的工作表現引起了相當多的人注意,這些人都很欣賞朱鎔基的人品和才氣,而且很多人後來都身居要職。多年後,每遇危難,都會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過了次次危機,並能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這些人中包括後來成為朱鎔基直接領導的呂東、袁寶華等,而對朱鎔基最重要的當屬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馬洪。可以說,這次“邂逅”對朱鎔基仕途和人生經曆影響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難加以評估。

馬洪比朱鎔基大8歲,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

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鎔基高許多,在工作上,馬洪是他的上級,馬洪對他十分賞識。3月2日,馬洪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時朱鎔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聰明,很正直,很有發展前途。”國家計委的初步曆練1952年12月,東北工業部撤消,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

由於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曆的專業幹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願望,於是“地方幹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據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餘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我和朱鎔基是其中的兩個。”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曆,朱鎔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據朱鎔基的同事說,朱鎔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張璽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鎔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被朱鎔基的同事給予否定。

馬洪說,“在計委工作的時候,朱鎔基的表現也很出色,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幹部之一。”朱鎔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朱鎔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鎔基講話邏輯性極強,看到什麽不對的地方,他就會指出來,從不馬虎。有時開會,由於職務關係,他隻能坐在後麵,但他隻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朱鎔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6年中,中國經曆了初步工業化,而計委作為計劃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的,無疑處在中國工業化的風口浪尖上。

由於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特點,計委幾乎要執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

有經濟學家評論說,“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鎔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朱鎔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計委工作相對宏觀,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但對朱鎔基的曆練是一樣的。”前不久,朱鎔基在香港發表演講時說,這麽多年,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還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認為,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工作經曆不能說沒有關係。

朱鎔基的同事回憶說,當時經常看見朱鎔基翻看各種資料,還要經常起草文件,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學習,外語也沒有丟。

平靜的生活由於政治的幹擾而結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於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政黨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本來,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鳴放”,於是很多人響應執政黨的號召,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反而被稱作“蛇”,要引出洞來打。

自從被稱作“蛇”後,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曆,他表示,不願意回憶那段曆史。

對朱鎔基來說,之所以不願意回憶那段經曆,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曆的艱難和辛苦,不堪回首。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1958年,“反右”拉開了朱鎔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之前的艱難序幕。

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據一位了解這段曆史的人介紹,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後。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表社論說,“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在當時,不僅黨外鳴放,黨內也要鳴放。”李銳說,“朱鎔基是在黨內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

他為什麽被打成右派,他鳴放了什麽?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願意提及,甚至諱莫如深,幾經周折也隻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計劃取得了一定成就,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熱,在領導經濟工作上,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鎔基,雖然在國家機關曆練了7年,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在反右的大背景下,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而朱鎔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而且在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右派。

朱鎔基的同事,現任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朱鎔基的一位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裏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據了解,朱鎔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鎔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就向往著革命,怎麽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

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鎔基的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因為“想通”是很“高難度”的動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朱鎔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永遠不會再回來!

“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鎔基簡曆並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曆,隻是說,“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對比當時大多數右派的悲慘命運,客觀地說,朱鎔基應該算是幸運的。

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鎔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

事實確實如此,朱鎔基在下麵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的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幹部們學習數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

郭道暉回憶說,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後,朱鎔基還當過英語教師。“他是一個有心人,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有熟悉這段曆史的人說,在當教員期間,朱鎔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故被學校裏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麵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曆得到朱鎔基同事的證實。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了教員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就意味著不是黨的人,所以朱鎔基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隻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五天一大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的朱鎔基肯定算不上是“當權派”,但由於有“右派”的經曆,也少不了陪著挨整。

1968年以後,“文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清理階級隊伍”。

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而重點是在後者。

最大限度地接觸底層民眾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匯產生:“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指出軍隊既要學軍,還要學工、學農;工人也要學農,學軍,學文化;農民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幹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命名為“五七幹校”。

1968 年10月,毛澤東再次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此後,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五七幹校”,數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勞動鍛煉、接受改造,“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有回憶說,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所謂革命化的“五七幹校”其實已成為迫害異己、懲治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是“變相勞改”的一個地方。

1970年元旦,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幹校沒有家具,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於是幹校便從外麵運來一些生活用品。

由於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鎔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裏,忍饑挨餓,“天氣冷極了,也沒有暖氣,沒有水。” 和朱鎔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國家計委襄樊“五七幹校”位於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幹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於有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幹校實行軍事化管理。

這段時間,朱鎔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偶爾也看看書。這5年的人生經曆對朱鎔基十分重要,可以說是20年“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

朱鎔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但並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於朱鎔基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結”。

廊坊的“傳奇”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複出後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雖然此時“文革”還在進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但由於有鄧小平的努力,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

朱鎔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幹部們也借此機會回到了北京。回京後,朱鎔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怎麽辦?

一個機會擺在麵前,中央決定把原先並入燃料化學工業部的石油工業部重新分出,石油工業部急需技術幹部,於是朱鎔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

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麽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

此時距朱鎔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20多年前,朱鎔基被分在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委任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而20多年過去了,40多歲的朱鎔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許這個時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誌”。

朱鎔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在已經23年了,但今天關於朱鎔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

3月1日,本報記者初到廊坊,便聽到有人講朱鎔基的故事:

朱鎔基在任的時候,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票,朱鎔基一怒之下不批準報銷,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隻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鎔基的湖南普通話。在民間,甚至還流傳著朱鎔基和當時的領導鬥智鬥法的傳說。剛正不阿的朱鎔基,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幾百口子人隻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場麵極其淒涼。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

老人拉著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說著兩個人都哭了。

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退休職工否定。和朱鎔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係很好,這個人叫周來福,但不是門房老大爺,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當時家在北京,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於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他到車站,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兩個人關係確實很好。

那麽,當時的朱鎔基到底是什麽樣的?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

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在我們眼裏,朱鎔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不愛多說話,他和大家的關係還可以。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他的英語很好,能說能寫,能翻譯。”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裏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裏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裏的時間長,當然不是朱鎔基一個人在一線,大家都在一線。當時風氣也很好,因為大慶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朱鎔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後,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慶祝,曾告訴朱鎔基。朱鎔基批示說,讚成管道局周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

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鎔基多舛命運的最後階段,不久以後,朱鎔基回到北京開始他新的人生曆程。

老同學眼中的朱鎔基

郭道暉


朱鎔基總理在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有關人權的提問時,講到他曾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曆史比你早得多。”……

清華大學是一所曆史悠久、享譽中外的著名學府。自1911年“清華學堂”建立到後來改為大學,以其“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校訓和嚴謹的教學與學術風氣,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和大科學家,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同時,從“五四”到“一二·九”運動和解放戰爭時期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學生運動中,又鍛煉出一批又一批革命的政治家和實幹家。朱鎔基總理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縱論“愛與憎”走上革命路

我同鎔基同誌在清華大學是同班同學。其實,在中學也是同學。那是在1946年,我們同在湖南省立一中讀書,讀的都是理科,我比他高一班,但彼此並不相識。那時,我家住在一中校內。我父親是湖南著名的化學教師,被人尊稱為“郭化學”。作為我父親的學生,鎔基對我父親甚為尊敬。我和我弟弟郭道堯在一中參與組織過1947年“六二”反饑餓、反內戰遊行,弟弟因此還被反動校方開除。我父親拍案而起,在校委會上痛斥校方這種行徑,並幫助被開除的6個學生轉學他校。我們一家在校內頗為同學們所稱道。朱鎔基是品學兼優、文理兼通、才華出眾的學生,據他的同班同學回憶,他在中學就積極參加了學生運動。此外,他多才多藝,還在全校登台演出過京劇《賀後罵殿》,他因演那個挨罵的皇帝而轟動全校,所以在同學中很有名氣。不過,那時我和鎔基還沒有機會交往。

1947 年夏,我在武漢,他在上海,同時考取清華大學電機係。進校後,又同住在大禮堂附近的二院。那本是大教室,因這一年新生特多,原有的學生宿舍各“齋”爆滿,就暫以此教室做新生宿舍。在二院,我住236室,他住235室,每室住十餘人。後來在平齋、明齋,我們又曾同住一室。他是長沙人,我祖籍湘陰,但生長在長沙,我們是同鄉,又是同齡人,加上我父親與他有師生之誼,我與他有同窗之緣,更主要的是我們思想、性格比較相投,所以一見如故,成了好朋友。

初來清華,美麗的校園風景,令人神怡。我們一起照了些相,還爬到航空館一架舊飛機上留影,覺得做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很自豪。我們還常一起散步,談天說地,敘說個人生活經曆。

鎔基的功課比我好。這歸因於他過人的天分與勤奮,也由於他一直在湖南名校、名師授業下,基礎紮實。我在中學雖也曾名列前茅,但抗日戰爭中四處“逃難”,每 “流亡”到一地,就轉一個學校,高中6個學期就念了5個學校,時斷時續,有時主要是靠自學補上。報考清華時,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獎學金,鎔基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籍學生中,考分數他最高,而我少了4分,隻好望“金”興歎。我們那時都家境貧寒,平日常到“學生公社”幹些磨豆腐、花生醬和拔草等 “活計”,補貼零用。

這是1947年秋天。自西南聯合大學複員回北平後,經過“抗暴”、“五二○”等學生運動的洗禮,清華園也彌漫著一股清新自由的政治空氣。同時,學校嚴謹認真的學風,既使人欣慰,也叫人刻苦自勵,不敢怠慢。剛進學校頭一個月,我總是搶坐前排,認真聽講。可是,隨著內戰趨緊,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學生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我積極投入每次學運、遊行、散傳單,曾不顧國民黨軍警坦克車和機關槍的威嚇,爬到西四牌樓上用油墨寫反美反蔣的標語,同時到學生自治會辦的“一二·一圖書館”借來進步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我上課聽講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後移,最後躲在一個角落裏,一邊似聽非聽老師講課,一邊悄悄閱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和一些馬列著作。當我讀到列寧號召工人和士兵“把槍支從右肩移到左肩”,變國際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推翻沙皇統治時,真是豁然開朗,拍案叫絕:中國現在不正是從對外抗日轉到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國內革命戰爭嗎?自此,我徹底拋棄了任何不流血變革的改良主義幻想,認定了“隻有革命,才有出路!”

朱鎔基初進清華時,也是集中精力學習功課,博覽群書。電機係的功課當時在全校是最難的,他卻應付裕如,是班上的“業務尖子”之一。他為人正直,待人誠摯,當過班上的“課代表”,協助老師推動同學們學好功課,在同學中有威信。我因參加活動較多,耽誤了一些功課,不時向他請教,他總是熱心指點,備加關照。但他自己也並非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他很注意看報,關心世界大事和國內政局,視野廣闊。我們常常縱論天下大事,抒發要投身於革命的誌向。1948年春,有一天,我偶然從北平一家報紙副刊上讀到他以“容基”的筆名寫的一篇《談愛與憎》的文章。這是一篇優美的散文,文中他援引了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曹禺的話劇《北京人》、李廣田的詩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複活》中論愛的格言,可以見出他當時的文學根底和誌趣。特別是他有感於自幼失去父母天倫之愛(他是孤兒),對舊社會世態所扭曲乃至玷汙了的“愛”表示了深沉的懷疑和鄙屑,提出“愛與憎要分明”,要以新的曆史觀、人生觀去“自我犧牲”地熱愛廣大人民,並且“恨那不準他愛的”,引起了我的共鳴。我立即在同一報紙上發表了《與容基先生談愛》的文章,與之呼應。我的文章認為:“愛是施予,而非取得。”在這樣一個鬥爭的狂飆時代,失去父母之愛,也許反而是“值得羨慕的事”,因為這樣可以無牽無掛地“去‘自我犧牲’地愛,去愛真理,愛人民,愛人類”,“是不會感到‘孑然一身’的孤苦的”。我表示願和他“攜緊心靈之手,學習著走上這條真理之路”!

這兩篇互相“談愛”的文章,反映了當時走向革命的青年的心情和誌向。聯係鎔基在50年後就任總理時的一段誓言:“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正是他對人民“自我犧牲”地愛的一貫體現。

爭民主 爭人權 反迫害

我們考進清華的那一年,正是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國民黨反動獨裁政府進行著殊死鬥爭,並且正處在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的轉折點,國民黨反動派加緊了對學生運動的瘋狂迫害與鎮壓。全國學生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反抗壓迫,反對獨裁,爭取民主和人權,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在我們進校前, 1946年底,在北平已經掀起抗議駐華美軍強奸北大女生的“抗暴”運動。1947年5月又開展了全國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運動持續一個月,規模遍及國民黨統治區六十多個大中城市。毛澤東於5月30日發表《蔣介石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一文,指出學生運動是同人民解放戰爭並行的“第二條戰線”。

我們進入清華後剛半個月,北平就接連發生反動當局非法逮捕清華、北大等校同學和中學教師事件,兩校為此成立了“人權保障委員會”,進行抗爭。接著又發生了國民黨政府屠殺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和血腥鎮壓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等血案,清華學生和北平各校一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罷課抗議。

1948 年4月,北平各校又掀起了“反饑餓、反迫害”的“四月學運”風暴。那時,物價指數已漲到1937年的20萬倍,師生最低夥食費每月達300萬元。教師靠月薪五六百萬元(相當於戰前十五六元),已無法生活。而國民黨政府卻置之不顧,反而加緊對師生的迫害,甚至組織流氓打手包圍北大,高叫“打倒紅樓”、“推倒民主牆”、“北大清華是共匪老巢”等荒謬口號,衝入教師宿舍大打出手。這一連串事件,激起清華和北大等校師生員工共同的義憤和反抗,舉行了連續半個月的罷課、罷教、罷工鬥爭。為了對付所謂“清共大隊”“下鄉清共”(即衝擊清華)的暴徒,清華同學組織了護校糾察隊,日夜保衛校園。電機係是一支勁旅。我和朱鎔基那時同住一室,我們都參加了糾察隊,輪流值班。我拿著棍棒半夜值班歸來,就叫起鎔基接替。
1948年秋,在古城即將解放的前夜,我們十來位湖南籍同學自願組合了一個“過共產主義生活”的小集體——明齋117室生活小組。我和鎔基搬進了這間可容十餘人的房間。“生活”的內容是組織讀書會,學習從解放區傳來的文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由張信傳同學領頭主編了一份油印報《曉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潤草,向湖南家鄉的中學青年傳播革命信息;而在太陽出來即解放後,就自行消失)。我為這個報寫些評論和搞美工(負責刻寫所謂“民主體”的標題),朱鎔基和其他同學撰稿、發消息,他還幫著刻蠟板(他的字寫得工整漂亮),還不時給中學讀者複信。在《曉露》上,我們發出了《饑餓道上一塊兒走》的呼喊,報道了《冤獄滿天下,了案無確期》的消息,發表過吳晗、張奚若教授寫給青年的文章,刊載了《孤城落日話長春》等軍事述評,還撰寫了《曆史的道路》,回顧“五四”以來的學運,清華、北大校園裏的民主生活和爭人權爭自由的鬥爭,以及紀念聞一多、朱自清的文章和介紹清華、北大名教授的文章如《錢三強重返清華》《向達先生》等,很受讀者歡迎。有的中學生還寫信要求我們指導他如何投奔解放區。

在清華園剛解放時,奉地下黨組織之命,117室全體同學突擊三天,以紅油墨印出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新民主主義論》等書,供全校同學學習。這是第一次以公開合法的形式,在校園內組織學習革命書籍,鎔基積極參加了“117”的各項活動,成為“117”的骨幹之一。

入盟入黨 化雨春風

當時,117室的戰友中,有三位是地下黨員(張信傳、張履謙和我),還有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盟員,他們同時在各自的崗位上戰鬥,彼此無橫的聯係,心照不宣。

當時在清華,參加革命組織一般要經過幾個台階:先是參加由地下黨所領導的學生自治會組織的各種進步社團,如讀書會、壁報社、農村識字班以及文藝社等,這是 “進小學”;然後進一步吸收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簡稱“民青”、“新青聯”)等進步青年組織,過秘密的組織生活,團結青年同學,參加學運,開展各種進步活動,這叫“進中學”;最後,經過學運的考驗和黨組織的考察,發展入黨,這叫“進大學”。我入黨也經曆了這樣三個階段,至解放前是清華電機係地下黨組織負責人之一,兼任“新青聯”電機係分部的書記。

在學運中,在“117”的戰鬥生活中,鎔基同誌受到很大的鍛煉與考驗。1948年冬的一天,我代表組織,介紹他加入“新青聯”,他當即欣然同意。那時,“新青聯”是秘密的進步青年組織,也同黨組織一樣過嚴密的地下生活,3至4人編成一個小組,小組間無橫的聯係,隻有組長與上級領導單線聯係。此時,我們成了並肩戰鬥的戰友,一起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反動政權進行著最後的鬥爭。

鎔基一經加入革命組織,更有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動力,又有了組織的支持,在工作中他的聰明才幹就如泉湧般噴發出來。他先擔任班長,深受同學們擁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後進城宣傳的工作中,在黨組織的領導和新青聯的組織下,他帶領同學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據同班同學孫駱生的回憶,1948年12月15日清華園解放後,組織上曾派幾個盟員,其中有他和朱鎔基,由同班同學蔣企英(地下黨員)帶領,前往被圍的北平城郊,去動員傅作義部隊的家屬進城,做瓦解敵軍的工作。與此同時,“117”的劉觀豐同學也被組織上派去國民黨青年軍二○八師駐地偵察敵軍兵力。北平解放後的第一個暑期,黨組織又派朱鎔基隨同幾位黨員,參加由團市委主辦的中學生“暑期學園”工作。電機係的淩瑞驥負責全麵工作,化學係的龔育之管政治思想教育,朱鎔基則負責文化補習工作。據淩瑞驥回憶,鎔基承擔了集教務長和部分總務長工作於一身的重任。工作中嚴格認真,熱情負責,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組織工作能力也受到很好的鍛煉。1949年10月,他申請加入共產黨,我當時是電機係黨支部副書記,很高興地做了他的入黨介紹人,我們又成為同一個黨支部的戰友。在新黨員宣誓儀式上,朱鎔基被指定為新黨員的代表,在會上作發言,表示堅定地忠誠於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1949 年12月,我調到清華大學黨總支任宣傳委員(總支書記是彭佩雲同誌),後來又任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沒有再在班上工作,但仍和鎔基一起學習和保持親密交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開始時,據當時的電機係黨支部書記李叔平說,支部裏是朱鎔基第一個自願報名參軍的。當時在群眾中存在恐美情緒。他作為班長,代表本班同學在全校大會上發言,還援引蘇聯小說《恐懼與無畏》,說明勇敢是鍛煉出來的,為了保衛祖國,革命青年應當不怕犧牲,無所畏懼,抵抗美國的侵略。後來黨組織考慮到工作需要,沒有批準他參軍。但我們班還是有6位同學被批準參加了海軍,後來成為海軍中的技術骨幹和海軍學校的教授,有的現已成為工程院院士。

1951年1月,黨組織又推薦朱鎔基擔任學生會主席候選人。我們班同學都動員起來幫他競選。(清華學生會換屆,解放前後一直采取競選方式。解放前還是一場同國民黨、三青團爭奪學生會領導權的鬥爭。)他當選後,正值抗美援朝運動高潮,學生會的工作是緊密圍繞這個中心展開的。朱鎔基在清華黨委的領導下,依靠青年團組織,動員和組織同學開展了各項活動。如組織全校同學參加“五一”大遊行,聲援浴血奮戰的誌願軍將士;動員同學踴躍參加捐獻飛機大炮運動;組織同學分赴長辛店、豐台等地進行抗美援朝的宣傳;還同校委會與青年團聯合製定了“全校愛國公約”等等。

朱鎔基作為學生會主席,還代表學生成為學校行政領導機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溝通校方與學生的關係。當時的政治活動很多,學生會都要作出迅速的反應。作為學生會主席,他不但要指揮、開動龐大的學生會機器(其“內閣”包括學生會主席團和秘書處,學習、生活、體育、文娛以及中蘇友好部等5部1處),還要隨時在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發表鼓動性的演講,動員和組織同學積極參加活動。他的演講出口成章,條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邏輯力量,感染力很強,總是能夠成功地征服群眾,使各種活動蓬勃地開展起來。

這年7月l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之際,朱鎔基滿懷激情,在《人民清華》周報上,發表了題為《離開了黨的思想領導就將一事無成》的文章,以自己在學習與工作中的切身體會,感謝黨的教育和培養,表示要為共產主義事業、為人民“貢獻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光榮和驕傲”。

1951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奉黨委之命,帶領全校三百餘名畢業生奔赴當時我國的工業重地——東北,開始走上了新的征途。

首先要做個有骨氣的中國人

80年代末,朱鎔基任上海市市長、市委書記時,我登門拜訪,談及他的組織能力與口才時,他對我說,這全是在清華當學生會主席時鍛煉出來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在清華80周年校慶時,才深情地寫下了這樣的題詞:

水木清華,春風化雨,教我育我,終生難忘。

在清華電機係建係60周年之際,他又在祝辭中以“為學與為人”為題,寫道:

四十多年前,母校電機係主任章名濤教授在一次會上對我們講過這樣一段話:你們來到清華,既要學會怎樣為學,更要學會怎樣為人。青年人首先要學“為人”,然後才是“為學”。為人不好,為學再好,也可能成為害群之馬。學為人,首先是當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

哲人已逝,言猶在耳。清華就是教我們“為學”,又教我們“為人”的地方。它以嚴謹的學風和革命的傳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獻身革命和建設的“有骨氣的中國人”。飲水思源,終生難忘。

為學在嚴,嚴格認真,嚴謹求實,嚴師可出高徒。

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後正人。

清華電機係行年六十,弟子七千,為人為學,人才輩出。值此建係六十周年大慶,敬錄章師名言,願與同學共勉。這一祝辭,也正是他自己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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