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起用李德生始末（組圖）

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滿14歲就參加紅軍。1950年任某軍副軍長，同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同時被授予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將軍銜。“文革”開始，他受命於毛澤東、周恩來進入中央軍委，此後曆盡風風雨雨……

“文革”伊始接受使命

1967年夏天，不僅是一年四季中溫度最高的季節，也是“文革”開始以來“溫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紅色風暴”橫掃中國大部分地區，中華大地陷入史無前例的混亂之中。人們由唇槍舌劍迅速升級到真槍實彈。火炮相拚的武鬥給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嚴重危害，幹擾了人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這時任南京軍區第12軍軍長，駐紮在安徽境內。社會的混亂現象還沒有擾亂部隊，所有工作還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裏之外的電話，這是周恩來總理的緊急電話。周恩來用急切的口氣命令他：立即來北京，有重要任務。馬上有一架專機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沒有等他喘口氣，周恩來立即召見他。在見麵的握手之間，周恩來就將召他來京的意圖簡短地表明了。坐下後，又詳細地介紹了安徽乃至全國的形勢。形勢很嚴峻，令人擔憂。李德生聽見周恩來沉重的語氣，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雖然在安徽，並沒有直接參與地方領導，還不知道安徽局勢惡化得這樣快，連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鬥行列。

周恩來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帶部隊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來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沒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開創世界戰爭罕見記錄的上甘嶺戰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領的部隊。上甘嶺戰役是朝鮮戰場上戰鬥最艱苦、作戰時間最長的一次戰役，電影《上甘嶺》之所以能引起億萬人民無比的自豪，就在於它打出了中國的軍威、國威。可這一次，李德生麵對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國鬼子，也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決這個矛盾要比對付真正的敵人難得多。

如果沒有難度，周恩來也不會徹夜不眠，將他從千裏之外調到北京親自布置任務。周恩來在“文革”中竭力把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體會的。

臨走，周恩來又扼要地叮嚀道：“製止武鬥，消除派性，促進聯合，穩定局勢，抓革命促生產。”

無須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國總理此時此刻焦急擔憂的心境。他沒有在北京停留，當即返回所在部隊，隨後又日夜兼程帶領軍直機關趕往合肥。

製止武鬥隻身進入火力網

合肥上空這時已經硝煙彌漫，大樓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槍戰的工事體。連日來已經發生多次流血事件，兩派群眾沒有因為死亡、流血而放棄敵對情緒，正好相反，敵對情緒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武鬥場麵像脫韁的野馬，什麽人都拉不住。整個城市好像充滿了濃烈的瓦斯，一丁點兒火星都會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緩！李德生命令部隊把汽車開進兩派對峙的“前沿陣地”。當時，人們已失去了冷靜的頭腦，也不管來什麽人，幹什麽來，照樣開槍不誤。幹部戰士躲開正麵射擊目標，在密布的火力網下，開始了猛烈的“前沿”宣傳攻勢。沒想到這一喊話，還起到一定的冷卻作用，特別是李德生親自做宣傳工作，使兩派群眾有了信任感，認識到這樣武鬥是違背中央精神、違背毛主席指示的。漸漸地槍聲稀零下來，混亂局勢得到了控製。接著李德生趁熱打鐵，親自和兩派代表談話，反複宣傳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勢走向穩定，兩派實現了聯合。

製止武鬥有時要冒生命危險。一次，李德生到武鬥嚴重的蕪湖，趕到現場，被圍困的一派從窗戶裏放下一個軟梯，隻準李德生一個人上來和他們談判。警衛人員一見，死活不敢讓軍長一個人去冒險。雖說上麵不是虎穴，但是他們對上麵的情況不了解，再說“文革”以來，多少黨的高級幹部被打死整死，哪裏還有什麽法製可言？讓軍長單獨和對方談判，搞不好會出事的，怎麽向中央交代？

一聽大家的擔憂，對部下從不高聲責備的李德生有點生氣了，說：“怕什麽？如果我被打死了，壞人也就暴露了，群眾就會覺悟了，問題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李德生不顧個人安危，爬上了軟梯。

他的這個舉動足以叫兩派群眾感動，武鬥的緊張局勢隨之解除。離開基層部隊到中央工作

1969年4月，擔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德生在“九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回到安徽不久，天氣漸漸熱起來，李德生接到周恩來的電話，中央決定調他到北京工作。

在周恩來麵前，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讓他離開相依為命的部隊，再說他也適合在下麵工作。

周恩來在電話裏笑了：這是中央的決定，也是工作的需要。林彪成為寫進黨章裏的接班人以後，他的勢力範圍隨著野心的迅速膨脹而日益擴大。軍委已被林彪和他的親信把持，陸海空三軍的軍權都在他們手裏。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擔憂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後考慮用“摻沙子”的方法抑製林彪勢力的增長。可是這“沙子”的人選並不是太好選的。老帥們受冷落，都沒有出來工作；老將們受衝擊，摻進去也不合適，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經過反複考慮，最後決定了幾個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當天，周恩來便把中央的決定告訴了他：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和軍委辦事組工作，同時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德生心裏有點緊張，這個擔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過了幾天，周恩來高興地通知他：主席要見見他。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接見他，他在興奮中有點緊張。可是走進毛澤東居住的房間，緊張的感覺不知不覺消失了。毛澤東的房間沒有什麽擺設，滿眼都是書，尤其是線裝的古書特別多，連睡覺的大床上也堆著書。毛澤東的隨和、簡單使人感到親切。特別是在談話間，毛澤東隨手拿起陪同一起來的周恩來的老花鏡，往眼睛上試戴了一下，還遠近看看合適不合適。這個常人的舉動更讓他感到親切。

他們的談話很輕鬆，周恩來在一旁不時地插話補充，最後毛澤東問李德生看沒看過《紅樓夢》。主席認真地說：“要讀《紅樓夢》。《紅樓夢》我看了5遍才解開。《天演論》和《通鑒紀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當時並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澤東叫讀古書的意義，後來在實踐中逐漸明白，這是讓高級領導從曆史中學會借鑒，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對毛澤東說，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勝任這麽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澤東連連搖手：不能免，一個也不要免。周恩來在一旁也鼓勵他大膽幹。

被派到軍委辦事組工作

中央軍委辦事組（也就是“文革”前的軍委）的許多人，因為林彪拉幫結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銳。如果沒有較好的修養和沉著冷靜的頭腦，是不能保持出汙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顯而易見不是林彪的人，誰也不和他交流情況。輕一點把他當外人，什麽話都不和他說，重一點把他當敵人，想法要排擠整治他。有時軍委開會，整場會議像沒這個人似的；表決什麽問題，事先不征求意見，事後不交換看法，同意不同意橫豎是要通過的。一個人在這個環境裏會是什麽感覺，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種種冷漠和輕視。他心裏隻想著一點，我是主席和總理派來工作的，我的行為對中央負責，對軍委負責，至於個人的失落委屈，不過是暫時的，就當它是過眼雲煙，不往心裏去，不往臉上掛。後來毛澤東問他情況時，他也不多說自己的情況。

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表麵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卻積極調查研究，了解各方麵的情況。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黨逃跑的前一天，毛澤東提前結束南方的視察回到了北京。在豐台火車站，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走上毛澤東的專列。這時，毛澤東已經對林彪叛黨行為有所估計。他在和他們幾位談話時，不時流露這個擔憂，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黨的行為。最後毛澤東吩咐李德生調一個師來南口，幹什麽他沒有說。毛澤東擔心的事當晚就發生了，林彪帶妻攜子乘機叛逃，走上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道路。

飛機一跑，誰也不知道會去哪兒，後果怎樣。人民大會堂成為指揮中心。空軍是“重災區”，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就是林彪的死黨。緊急關頭，周恩來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軍。李德生受周恩來重托，在空軍招待所指揮，整整5天5夜沒有合眼。

事後周恩來說：“當時情況不明，我們派德生同誌去空軍，他是隻身入虎穴，我們都為他捏了把汗，但結果還是我們勝利了。”

林彪事件後，李德生又參加了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的專案工作。

從1969年進軍委工作，他始終是林彪眼裏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團的人極力排擠他，想把他擠出軍委。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大肆鼓吹“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從廬山回來，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澤東指示，隨同周恩來一道去北戴河，親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懸崖勒馬，認識自己的錯誤，並且出來參加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這是中央給他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實際也是一個下台的台階。但是林彪一不檢查二不開會三不參加活動，抵觸情緒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溫都爾汗。

成為黨的副主席受江青特別“關注”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在北京召開，李德生以他獨特的經曆和特殊的功績走上了黨的副主席崗位。

李德生成為黨的領導人，這無形又在江青一夥通往最高權利的道路上樹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們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結又相互拆台。在廬山會議上，江青對林彪設國家主席是持反對態度的，成為勝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裏有了反對林彪的資本，以為從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個月，《解放軍畫報》7、8月合刊上，第一張大照片就是江青從廬山回來後，專門請林彪來釣魚台她的攝影室親手給他拍的，畫麵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見，江青還想繼續利用林彪。

但是江青卻以功臣自居，向黨要權要職務。黨的十大上她進入中央政治局，但隻是委員卻不是常委，她還不滿意。不過，“四人幫”的勢力是從十大開始形成的，王張江姚都進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對江青他們一直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後來擔任總政主任有許多問題無法回避江青，特別是拍攝“樣板戲”電影，江青長期對八一電影製片廠不能占為己有而耿耿於懷，李德生沒有聽從江青的“指示”，恢複了八一廠的軍隊建製。這可把江青氣壞了：這不是拆“樣板戲”的台嗎？從此，江青更記恨李德生了。

放火燒荒事件

1973年10月，江青又開始新的活動，她在清華、北大發動所謂“反擊右傾回潮運動”，拉開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為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覺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亂軍隊，軍隊首先是穩定其後才是參與。總政領導班子集體做出決定，部隊的報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對於批林批孔的意義、動態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兩報一刊的提法。通知一發出，馬上就有人匯報給了江青。這不是在唱對台戲嗎？江青大為惱火，對旁邊的人說：“軍隊不批孔批什麽？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對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賊船？和林彪是一條路上的人！你們要去批！”

李德生的“問題”終於上了一個高度，不是什麽對樣板戲的態度問題，而是和林彪反黨集團搞沒搞到一起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態度問題是大問題。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稱的“3·5”放火燒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導演下出台了。

總政、八一廠等單位在一天裏出現了相同的大字報，李德生成了軍隊裏的“大軍閥”，黨裏的“大黨閥”，是林彪集團的人，等等。富有煽動性的大字報很快就散發到各地，引起了軍隊內部的困惑和混亂。

這一係列做法不能僅僅看成是江青發泄私憤的行為，而是她奪權的一個步驟。先亂黨後亂軍，才能達到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目的。拿李德生開刀是他們妄圖亂軍的一個突破口。

黨的十大後，毛澤東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當時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職務，和沈陽軍區的陳錫聯對調，10天內對調的司令員們必須到位上任。對調前，毛澤東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對調動的意見。李德生向毛澤東表態：服從中央的決定，對這次對調沒有意見。毛澤東關切地問他：要不要帶幾個人去？“不需要帶人，沈陽軍區有過去的老上級，去了能和他們搞好工作的。”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說：“除了不兼總政主任外，其他職務都不動。”

沒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陽，江青他們的手也伸到了沈陽。從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沒有任何黨內職務，直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過問，他才擔任了沈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因為江青他們不停地向沈陽“灌風”“打氣”，李德生成了有其位無其實的“冷板凳”書記。

晚年李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