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的間諜生涯(組圖)

—— 台灣間諜自述妻離子散拾荒度日的淒涼日子

　　當年，他們在台當局威逼利誘下淪為間諜；在牢裏經過數十年的改造後，這些台灣間諜們重獲自由，但卻一無所有；如今，他們靠每天的拾荒度日，同時開始發起向台灣當局的索賠運動

　　薑建國：我的悲慘下半生

　　薑建國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屢次強調，“我們是香港不該養而養我們，台灣該養我們而不養”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下午3點之後，是找不到薑建國的。

　　這個已經71歲的台灣老間諜，每天3點開始就從自己住的十五六平米的公屋出來，去附近撿紙皮、廢報紙，直至深夜。

　　2007年1月1日，這個拾荒的老人在香港成立了“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決心向台灣當局索賠。

　　六名被寬大釋放的台灣間諜1976年1月30日乘飛機離開北京，取道福建沿海回台灣。圖為他們登機時與送行者告別。戈春江／攝 本報資料圖


　　圖為1987年福建省國家安全機關繳獲的台灣“軍事情報局”在大陸進行恐怖活動的部分罪證，包括繳獲的快速發報機2部、手槍4支、子彈100餘發，以及其它特務器材、指令、經費等。林慧／攝 本報資料圖

　　威逼利誘下淪為間諜

　　被推選為協會會長的薑建國，早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1981年，他攜妻女到了香港，棄醫從商。1985年5月，薑建國從大陸購買蠶絲運到台灣，被台當局沒收。薑建國親自赴台交涉，結果在台灣“軍情局”的威逼利誘下，被招募成台灣間諜。

　　在電話那頭，薑建國回想起當年的情景還有些氣憤，他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當時台灣單個聯係我的是一個姓張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具體叫什麽。當時他說加入‘組織’，保證沒有事的。後來他讓我去大陸發傳單，我說，‘這怎麽會沒有事呢？如果我在大陸被抓了，怎麽辦？盡管殺頭是不會的，但十年八年牢是要坐的。’他承諾說，‘一旦有事，你的家屬我們會照顧好，會安排的。’”

　　很快，薑建國被台灣“軍情局”委任為中校處長，並在台北接受特工訓練後，開始執行間諜任務，月薪不到4000元人民幣。

　　1986年，薑建國潛入上海，竊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計劃，獲得獎金4000美元。同年，他在大連用微型相機拍攝某軍港時，被埋伏已久的大陸公安人員當場抓獲，並因“特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拾荒度日，窮困潦倒

　　“2001年8月15日早上，監獄長送我出了監獄的大門。我是9月1日回到香港的。”薑建國說，“可過了關，回到原來的家，發現什麽都沒有了，已經改成公路了。我隻好去住了旅館。”

　　第二天，薑建國到台當局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求助，結果對方再三敷衍，讓他自謀生路。此後，他隻能在香港靠領救濟金維持生活。

　　僅僅靠救濟金生活，遠遠不夠。於是薑建國每天下午3點開始，就滿香港地去撿紙皮和廢報紙，每天賣得幾十塊錢貼補生活。“晚上我一般都要等到超市關門，11點半多，等他們把不要的紙皮丟出來。”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10攝氏度左右。薑建國患上了退化性關節炎。

　　薑建國還告訴了《國際先驅導報》他的“外快”來源——“去當電影公司的臨時演員”。

　　“有事的情況下，那邊打電話叫我去一次，一般給100塊錢；如果是後半夜，給120塊錢。我已經演了好多戲了，比如演古裝劇，演個老兵拿著旗子‘嗚嗚’地走，滿場跑來跑去。”

　　“有時候運氣好些，1個月有3次到5次演戲機會。但最近兩個月都沒有叫我了。”薑建國不無遺憾地說。

　　七元西裝，過期饅頭

　　“那你多久沒有買過新衣服了？”記者問道。

　　“哎呀，哪有什麽新衣服？”薑建國猛地喊了出來，“有什麽穿什麽。”

　　然而，接下來薑建國的話讓記者大吃一驚。

　　“你知道我買衣服到哪裏買嗎？（香港）通州街的天光市場。那裏早上5點多，就有地攤擺出來了，什麽東西都有，很便宜的。衣服兩三塊一件，貴些的五塊。”他苦笑著說，“有些東西買來蠻好啊，我買了一件西裝，才七塊錢嘛。蠻好啊！”

　　“那平常都吃些什麽呢？下館子嗎？”

　　“哎，不可能出去吃的。我們沒有這個經濟實力。報紙上說的周國騤一日三餐都是西紅柿湯泡饅頭，這個報道不假，有的饅頭還是我給他的呢。我每天晚上去超市門口等著撿紙皮，有些超市裏當天到期的饅頭，人家就一包包地從後門扔出來。我看蠻幹淨的，也沒有壞，我就帶回來自己吃，也給他（周國騤）吃。”


　　圖為2004年春節前，大陸方麵出於人道考慮，允許台灣間諜嫌疑人宋孝濂（左一）與其家人在看守所內見麵，還在機場為其妻小提供便利並協助其順利轉機。 薑恩宇／攝 本報資料圖

　　無錢治病，四處躲債

　　薑建國在出獄後，其原來在香港的妻女不知去向，他也就和原來在上海認識的一個叫劉玲的女子結了婚。

　　不久前，劉玲從上海到香港看他，結果因突發盲腸炎，住進了香港的瑪嘉烈醫院。由於無錢付手術費，“我太太住了一個晚上，然後隻做了止痛就出來了。那麽多錢，再住下去不得了啊。”

　　“當時我問我太太，你挺得過嗎？她說，挺得過。”而《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從醫院給薑建國寄來的賬單上看到，盡管是政府醫院，但一個晚上的住院費用高達3300港幣，急症室的費用是570港幣。


　　薑建國說，“醫院來了一封催促信，讓我們趕緊還錢，不然要告我。我寫了一封信懇求他們，說我現在老了，給他們做做雜務工能抵債嗎？我也跟他們講了（我正在）向台灣方麵索賠，請他們寬限幾天。”

　　至於劉玲，薑建國已經讓她回上海去了，“暫時躲一躲啦，有什麽辦法？”

　　妻離子散，前景渺茫

　　除了在上海的太太，薑建國最掛念的，就是他與前妻生的女兒。一提到女兒，他的語氣異常激動。

　　“我被抓的第二年，我老婆把房子賣了。是我在上海的哥哥告訴我的，因為他收到了我女兒偷偷摸摸寄來的信。”薑建國現在還記得女兒那封信上的每一個字——“爸爸在上海坐牢，請伯伯代我照顧爸爸，媽媽要帶我去哪裏，我還不知道……”

　　薑建國出獄後，還登報找過他的女兒，還托香港和國外的朋友幫他找，但至今沒有消息。

　　“去年8月，我到台灣去。回香港時，‘中央軍事情報局’一個姓高的處長到機場送我，他說，‘你有什麽困難，跟我們講，我跟長官說。’我說，‘我可以不要錢，但你得給我女兒啊。你們說好了，要照顧好（我女兒）的，結果你們是把我女兒賣掉了，還是殺掉了？’”

　　那個高處長說，“你可以去網上找。”薑建國當時就火了，“我根本不懂電腦嘛，我坐牢的時候沒有電腦。我根本不懂，怎麽找嘛！”

　　在采訪結束時，薑建國反複地問《國際先驅導報》，“你說等我把（向台當局索賠）這件事情鬧起來後，我女兒能不能看到你們的報道？如果能看到，她會不會來找我？”

　　台情報部門專鑽台商空子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處於敵對狀態時期的兩岸，是世界上最活躍兼最危險的情報戰場之一。

　　潛入大陸的台灣間諜，一般由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簡稱“軍情局”）負責派遣，其前身是國民黨臭名昭著的“軍統局”。1985年，“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並，成為“軍事情報局”。其總部在台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據了解，台灣“軍情局”專收買小本經營或生意上有困難的台商做間諜，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麵臨失敗的台商，為使生意起死回生，往往鋌而走險當間諜。這些去當間諜的台商，通常受訓10天就會被安排工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間諜幾乎全部經香港潛入大陸。1964年10月，大陸試爆第一顆原子彈，震驚世界。該年台灣經香港派多名間諜潛入大陸，展開所謂“神斧行動”，刺探原子彈機密及沿海軍事部署情報，結果全軍覆沒。

　　間諜工作最為危險，除非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行事縝密，而情報係統又能保持絕密運作。

　　台灣間諜的任務包括搜集軍事、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麵情報，以軍事最重要。台諜搜集大陸軍情，主要又針對三方麵：所謂瞄準台灣目標的導彈類型和數目、解放軍最新動態、大陸軍事防線之死穴。台灣軍方認為，若能經常掌握這類最新情報，台軍就能提高應變能力。

　　“我們不管政治，隻管生活”，這就是台灣老間諜們決定接受本報采訪的共同理由


本報獨家從薑建國處拿到的來自台灣“軍情局”的神秘來信。本報記者 張立／攝


本報獨家從薑建國處拿到的來自台灣“軍情局”的神秘來信。本報記者 張立／攝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等我拿到了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的米缸填滿。買足了米，再把油鹽醬醋買好，其他的就再說了。”這，就是“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會長薑建國的願望。

　　薑建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們這群晚景淒涼的台灣老間諜，為在有生之年討回公道，正準備集體向台灣當局索賠。

　　協會內部有明確分工

　　這些台灣老間諜們大多都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10年以上。出獄後台灣當局對他們置之不理，結果隻好靠拾荒度日，其中最年輕的58歲，最年長的82歲。

　　“這對我們太不公平了。我們為他效勞賣命，結果到頭來老了，身體差了，他們什麽都不管，讓我們自生自滅。”

　　薑建國在跟《國際先驅導報》提到他發起集體索賠的想法時表示，“我原來在台灣認識一個姓魏的，是派到大陸的間諜，現在已經88歲了。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成立了‘劫後餘生敵後回歸同誌自救會’，當時是國民黨‘執政’台灣期間，他就在‘立法院’門口跪下，然後有很多人聲援他。我就是受到他的啟發。”

　　“如果我單獨去索賠，台灣那邊隻會隨意打發我、敷衍我。我15年坐牢，這期間的工資一直沒有給。去了，也就給我一兩千打發，連路費都不夠。我隻想拿回我15年的工資。”

　　2007年1月1日，薑建國發起成立了“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並到香港警務處注冊審批。目前，協會共有香港籍台灣間諜7人，如果加上內地和海外的，共60多人。“12月26日《東方日報》（香港）登報後，還有幾個通過《東方日報》找到我們，要求加入協會。”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從薑建國用筆草草寫在信紙上的協會章程上看到，協會內部有明確的分工，協會的核心成員主要是香港籍的台灣間諜，由會長薑建國、秘書長陳景聖以及組織、財務、內務、聯絡等部門組成7人核心成員，包括簡誌鈞、周國騤等。

　　“協會秘書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重大事務由會長或委托秘書長召開7人常務會議，至少有四人以上參加，並以多數通過決定。協會每月召開常務會議一次，總結審核本月工作及安排下月工作。協會辦公地址每天有人當值辦公。”

　　在這份薑建國起草於2006年12月8日的章程上，他還特意強調了協會的合法性：“協會在香港注冊為合法的組織，……協會成員必須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如若違犯後果自負。”

　　要到中正紀念堂門口靜坐

　　薑建國透露，協會在接到《國際先驅導報》的采訪要求後，還特意召開了常務會議，討論能否接受內地媒體的采訪。在會上，老頭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接受采訪的理由——“我們不管政治，隻管生活。”

　　隨後的幾天，薑建國陸續向《國際先驅導報》獨家透露了他們的索賠計劃。

　　“陳景聖是秘書長，他年紀輕一些，也靈活一些。我叫他去接觸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他們結果對我們相當同情，願意寫信給他們台灣的朋友，包括台灣‘立委’李慶華。我們決定到台灣後，去找台灣‘立委’李慶華，然後通過他去找李俊敏，進而擴充我們的力量。”

　　目前為止，薑建國還沒有找到能幫助他們打索賠官司的律師。於是，他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一個更大膽的計劃，“我們也想好了。我打算寫大字報，把我們的遭遇寫下來，請求律師協助我們打官司。我們準備到中正紀念堂門口靜坐。我們不想多拿多少錢，隻想要回我們的工資。”

　　“我們準備去台灣，討回我們的公道，協會的7個常委一起去。去了可能也得不到什麽，甚至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但我們7個人一起去，同時媒體也開始關注，他們也不敢對我們怎樣，我們7個人不會一起從地球上蒸發掉的。”

　　“台灣方麵也可能先會對我們采取哄騙的手段，給些小的禮遇，應付一下，因為前幾次都是這樣對我們的。台當局也可能會收買我，我是主要組織者。給我錢的話，我也會拿，但會向協會公開。我會拿來為我們的工作增加後座力。”

　　拒絕台灣“軍情局”封口費

　　目前在索賠準備工作上，薑建國已經花了好幾千元，包括印製了協會的信紙、信封。老頭們一般兩三天碰一次頭，基本都在薑建國那十五六平米的家裏開會。薑建國說，他們還準備在春節前再開一次協會的常務會議，研究怎樣討回公道，向社會求助。

　　這群台灣老間諜打算集體向台灣當局索賠的消息傳開後，台灣方麵也迅速開始行動。

　　薑建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1月17日，我收到台灣‘中央軍事情報局’一位自稱王的人打來電話，說11日給我寄出了一封信，要求我現在不要對外說話，要我不要衝動，耐心地等收到信後再說。我猜想可能是要收買我。我當時要求與上次去台灣接待我的情報處高處長或梁參謀講話，但王說他們出差了。我質問他，‘你代表誰，能答複什麽問題？’但他始終不吭聲。”

　　1月19日，薑建國收到了來自台灣“軍情局”的那封神秘來信。“自稱‘鍾誌強’的人說給我3000美元封口費。收錢後，我就什麽東西都不好講了。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與工作有關的事務，也不再以任何事由索賠。我自然不答應。”

　　當記者問及他如果再這麽鬧下去，怕不怕台灣當局報複時，這個71歲的老間諜明顯遲疑了一下。他說，“目前，台灣方麵還沒有威脅我們。但這樣的機關什麽都做得出來，我有預防，心理也有準備。反正我也沒有什麽怕了，70多歲了，我怕什麽？”

　　薑建國說：“姓魏的搞了‘敵後同誌回歸自救會’,不了了之；我現在搞的是‘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他是兩岸關係不正常時的第一代（間諜），我是第二代（間諜）。我準備在報紙上呼籲，讓那些正在為他們（台灣當局）效勞的第三代（間諜），叫他們馬上清醒，看看我們這兩代老特工，淪到怎樣的下場？”

　　“當時派進去（大陸）的有5000多人，後來隻剩500多人了。我現在呼籲年輕一代不要為這樣的‘政府’，或者說所謂的‘國家’賣命，他們根本是既不民主也不人道。如果你們的下場最後和我們一樣，後悔莫及！”

　　圖為2004年春節前，大陸方麵出於人道考慮，允許台灣間諜嫌疑人宋孝濂（左一）與其家人在看守所內見麵，還在機場為其妻小提供便利並協助其順利轉機。 薑恩宇／攝 本報資料圖

　　台“軍情局”慣於過河拆橋

　　台灣“軍情局”對待被逮捕的間諜，不僅會立刻宣布其“死亡”，而且還會千方百計阻撓一旦出獄的他們回到台灣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台灣“軍情局”對待間諜的絕情早已聞名。此次薑建國發起的索賠運動，已不是間諜們的第一次“造反”了。

　　能把活人說成“死人”

　　台灣前“立委”林正傑的父親林坤榮，也是台灣派往大陸的間諜。林坤榮在1956年被派往大陸從事間諜工作時，隻有33歲，那時林正傑才3歲。開始間諜工作不到兩個月，林坤榮就在廣州被捕。

　　林坤榮原以為台灣當局會因為他的被捕，會對他的家人多加照顧。可直到他出獄後才知道，在台灣當局的眼裏他已經“死了”。當局並沒有對他的家人有任何特殊的照顧，甚至他在大陸被釋放後，台灣當局也不願意讓他回到台灣。最後他的兒子林正傑以“立委”的身份向當局施壓，台當局才在林坤榮出獄3年後，允許他與妻子在香港見麵，而後才允許他由香港回到台灣。

　　台灣派往大陸的間諜李俊敏，被台灣“軍情局”“除籍死亡”7年，卻又“複活”的新聞，前些天在台灣媒體上很是熱鬧。薑建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李俊敏在坐牢時，和他是同一個小組的。“當年我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改造時，上海市把所有反革命分子集中起來，其中我們這些海外的，包括從香港、澳門、日本、菲律賓滲透進來的間諜一共17人，被編成1個小組，叫作‘反革命中隊第1組’。”

　　薑建國說，李俊敏被放出來前，台灣當局以“李俊敏精神病”為由，一再阻撓李俊敏的妻子和兒子去大陸接他。最後母子兩人耽誤了3天，才把李俊敏接回台灣。

　　“軍情局”的“傳統信條”

　　“隻能戰死、不能投降”，是台灣“軍情局”的所謂“傳統信條”。據傳是起源於當年黃埔軍校學生畢業時，蔣介石都會贈送一把短劍，要求他的學生在戰場上碰到有可能被俘虜時，必須以短劍自殺，就像日本人武士道的切腹自殺一樣。

　　被認為是台灣軍情係統創辦者的戴笠，對這種要求頗為認真。台灣“軍情局”也就一直把“情報員寧願死亡、不可被俘”，當作必須執行的信條。正因為如此，數千名潛入大陸當間諜的台灣情報員，隻要一失蹤或被俘，就被台灣當局理所當然地宣布為“死亡”。就算若幹年後被釋放，也很難獲得允許再次進入台灣。

　　據台灣媒體報道，曾經在大陸工作多年的台灣間諜張誌鵬，於2001年公開希望台灣當局能夠獎勵他和他在大陸被捕的同夥為台灣所做的“犧牲”，並稱若不獲同意，他將立即轉赴香港，向大陸自首，並公布台灣間諜在大陸的分布情況。可對張誌鵬的要求，台灣當局一直不理不睬。直到2006年4月，張誌鵬已經準備起身赴香港了，台灣當局才匆匆把他攔下。由於張誌鵬是在台灣政界有影響力的老間諜，台灣當局不敢對他采取過分的手段，但也沒有答應他的任何要求。

　　而2001年，已退伍的台灣“軍情局”中校周楚光，在台灣“立法院”與10名同在大陸刑滿歸來的老間諜舉行公聽會，同聲抱怨台灣當局拋棄他們。周楚光告訴記者，1953年他被派到大陸收集情報時，還是30餘歲的少校軍官，但1964年在大陸被捕入獄，1992年申請回台後，連同薪餉和補償隻領到新台幣135萬元。

　　另一名台諜嶽正武則說，1960年他和其他4人一組，由“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進行情報搜集，1992年才回到台灣。整整 30多年，他都沒有拿過台灣的薪俸，好不容易回到台灣，台灣當局對他們依然沒有任何補償。曆史和政治的殘酷給這些間諜們的一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