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答季羨林教授：“破鞋”傷害我，總理批評過

五柳村編者按：這是一位年輕網友從《聶元梓回憶錄》中摘出的一段文字，是對季羨林《牛棚雜憶》中一些她認是為不實之詞的辯正，我想縱然聶元梓有她自身的問題，但為恢複曆史的真相，也應有她說話的權利。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也許永遠也達不到一致，但事實總隻能有一個。對有關事實如有其他的材料，可以留言或來稿補充或糾正。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出了一本《牛棚雜憶》，講北大“文革”期間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間，由於當時的形勢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傾錯誤，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對許多事情的盲目和無力，沒有能夠控製住北大的運動局麵，使包括季羨林在內的一批北大師生受到各種錯誤對待，受到各種各樣的衝擊和迫害，我願意承擔我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推諉，不回避，願意在這裏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道歉和永遠向這些師生作深刻的檢討。盡管說，我並沒有親自指示對包括季羨林在內的任何一個北大師生進行批鬥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時間裏，北大發生的許多事情，我都應該作出深刻反省和檢討。

但是，季先生的回憶，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後，很不以為然。不僅因為，季羨林講了很多涉及我的事情是與事實不符的，還在於他回憶往事時對待青年學生的那種態度。

先說《牛棚雜憶》中與我有關的內容。季羨林先生在書中，甚至還要使用“破鞋”這樣的文革盛行的汙言穢語來傷害我。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批評過這種對女同誌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是做學問的人，現在還對當時反對我的學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樂道。這太失水準。

說到我的其它事情，季羨林也有許多是弄錯了的。他說我是新北大公社的頭頭，其實，我並沒有參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頭頭。新北大公社有總部有委員，我沒有參加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當主任。還有，他說北大成立革委會那是工軍宣隊進校後的事，這話說了兩次。當時北大根本沒有成立革委會，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領導運動，與全麵負責學校事務的革委會不同。當時的情況是，“地派”占優勢的學校，都成立了革委會，別的許多高校的革委會，也都成立了。北大該怎麽辦，我請示了周總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參加“五一”慶祝活動，在天安門上我請示了周總理，要不要成立革委會？周總理說，學校還是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好。我領會周總理的意見，校文革是領導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至於辦學校，將來還要有校長和校黨委會。

季羨林說他之所以挨整，是因為得罪了我，這話不知從何說起。全校那麽多人，擁護我也好，反對我也好，我哪裏都能注意到啊。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群眾做的事，都歸到我的頭上，口口聲聲是聶記“校文革”，這太不嚴肅，也不符合事實。雖然說，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當時的那種局麵，比較混亂，不要說是對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幾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們做的事情就應該歸結到我的頭上？我犯的錯誤，我不推卸責任，但是，總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時期的一切，都要我來承擔吧。反過來，季先生曾經擔任過“井岡山兵團”東語係的“勤務員”，難道能就此推論，他在任時期，東語係那些反對我的學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擔全部責任嗎？

季先生說他因為反對我而進了牛棚，這是可能的，也是不幸且令人同情的。但群眾整他，我當時確實不知道。連他參加“井岡山兵團”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怎麽反對我，我至今還不知道。他說北大的群眾組織兩派之間沒有原則區別，他與我的原則區別又在哪裏？他也參與了北大學生的兩派鬥爭，還是“井岡山”在東語係的負責人，他為什麽不對當年的“業績”深刻反省呢？難道二十年之後，還僅僅把“文革”理解成我這樣的“壞人當道”，他那樣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的一幹二淨，全然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客觀的說，大家都參與了悲劇的上演，又都承受了惡果。痛定思痛，皆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