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北京人的生活（組圖）

　　30年代前期，北平公教人員不太多，最大機關，一是宋明軒將軍的政務委員會，一是北平市政府。較之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參眾兩議院時代，行政機構少得十分可憐，而且也窮得十分可憐。魯迅先生自1926年離開後，1929年回來探親，寫給上海家中的信說：“抽空看望了幾個舊日教育部的老同事，見大家都窮透了。” 《兩地書》這種情況，到30年代前期，並未有多大改變。不過這個“窮”與後來的“窮”是兩樣的。當時知識階層，失業的人多。1928年政治中心由北京遷到南京之後，北洋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不少未能南去，留在北京。大官自然不要說了，宦囊充裕，有房地產、股票、存款，自可在北京做寓公，東西便宜，文化氣氛濃鬱，高級的講講書畫、玩玩古董、坐坐茶座、發發牢騷，杜門教子，生活悠哉悠哉中級的聽聽戲、吃吃館子、逛逛市場、打打台球。低級的燒燒煙、打打茶圍、打打牌，適可而止，也花不了多少錢。這是當時下野官僚的三種賦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到居土林念念經，弄弄“扶乩”，或到中山公園行健會打打太極拳以消永日。至於小官、一般職員，便不同了，手裏有點積蓄的，賦閑在家，有出無進，仗著東西便宜，省吃儉用，還可維持幾年。而平時沒有積蓄的，賦閑時間一長，自然就更窮了。因而魯迅先生信中說“窮”，是有特定時代涵義的。吳子玉將軍下野後，以“三不主義”住在什錦花園做寓公，他的部分僚屬，也在北平賦閑，每月吳宅賬房，還要給這些人發工資，每人象征性一元。一位保定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自己未做大軍官，因同學在河南做大軍官，沾光做了兩任縣稅務局長，包稅賺了幾萬元，在北平賦閑過日子，教育子女，錢存在銀行吃利錢，靠利錢生活，十分安定。比起做小局長時，自然“窮”了。當然也有小書記 即錄事，專門抄寫公文，不是現在的書記被裁員下來，那就真“窮”了。如《日出》中的黃省三，一月工錢隻十元二毛五，卻要不停地寫、寫、寫......這真是小知識分子的窮途末路，不如一個拉洋車的了。

　　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麵，靠一些大學、中學維持繁榮。首先幾個國立大學、院校，按月有一筆款子到京，清華是“庚款”，北大、師大、平大等是教育部撥款，每月二十多萬元，折合兩千多兩黃金。以今天的金價計算，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那時行政、官吏人員分特、簡、薦、委四等。科員是委任職，一等科員是薦任職，月薪一百元。而一般公私立中學教員的薪水，除拿鍾點費的代課教員外，大多均在一百幾十元。高初中都教的英語、國語、算學教員，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如做過我的老師的申介人、蕭佩蓀、陳斐然諸先生，他們又是師大附中教師，又是誌成中學教師，自己都有包車，和平門、小口袋胡同兩頭趕著上課，月入都在二百幾十元。那可是個不小的數字呀！可買二兩五錢黃金。

　　那時清華、北大等國立大學的“部聘教授” 由教育部下聘書，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來元。魯迅在廈門大學月薪四百，後住上海，南京大學每月送幹薪三百，其時北平各大學教授的工資均與此相同。由學校發聘書的教授，月薪均在三百元以上。自然私立大學，經費不足，那就另當別論。再有當時南京教育部規定教員隻能接一個大學的教授聘書，如在此校為教授，又到彼校講課，則隻能算講師。如著名的錢玄同先生，是和平門師大教授、中文係主任，在北大講課，似乎始終是拿“講師聘書”，另外還在孔德學校有辦公室，老先生一直是忙於三校之間的。

　　當時在各大學教書的人，收入多，錢值錢，因而生活十分優裕，不少人負擔也很重，家裏養著不少閑人。已故謝國楨夫子就和我常常感慨地說：“當年我在小水車胡同家裏，天天開飯擺圓桌。”著名法文教授，《羅曼羅蘭傳》、法國古典名著《巨人傳》的譯者鮑文蔚丈，現在八十六歲高齡，還健在。五十多年前，他住在我家後院，先生在中法大學和孔德學校兩處任教，家中夫人、剛剛降生的公子、先生的弟弟，四口人住五間北房、兩東兩西，另外還有兩間小北房作廚房、下房傭人住，還有浴室廁所，安靜的小院，在大院中成為獨立單元。一部嶄新的包車，二位女傭人照顧嬰兒、洗衣服。另外還有一位廚子。他家的廚子是當時皇城根大院最幹淨、漂亮的廚子，出門穿紡綢大褂，騎一輛雪亮新自行車出門買菜。當時名牌自行車“三槍”、“飛利普”，德國“藍牌”賣八九十元，日本“富士”賣五六十元，國產雜湊的賣四十元上下一部。他那部新車是雜牌的，但也十分出風頭，別的廚子都羨慕他。前年文蔚丈來上海，我去看望時，還說起他家當年的生活情況，說到他家當年的大個子拉車的和那位廚子開銷有多大呢。

　　盧溝橋炮響，教授的優裕生活急劇下降，鮑先生那位幹淨廚子，後來到協和醫院工作去了。

　　我由三塊錢月工資的老年女傭人，說到三百元工資的大學教授。這中間雖然相差百倍，但還都是“指身度日”的勞動者。我不舉有剝削收入的，如靠房租收入、買賣收入以及擁有大資本的下野官僚，擁有房地產、銀行工廠的下台軍閥以及清代的王公貴族、遺老遺少等。那些人是不能和廣大的工薪階層比較的。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老北京街頭的元宵攤

　　人們的經濟生活，表現在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上。收入多些，支出少些，有所節餘，便可蓄儲，這是最好的。其次是收入和支出正好平衡，這在當時人的感覺中，就覺得危險，所謂賺多少花多少，不留餘糧、不留後事是不行的。三是入不敷出，收入比支出少，這就要拉虧空。但這中間又有一個基本生活需要和是否奢侈浪費的問題。還有一個是否會打算、是否遇到不幸遭遇的問題。因之經濟生活是一個主客觀統一、個人與社會密切相關的問題。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正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拉洋車的。他攢錢買的車，動亂時如果不拉清華園買賣，車不被人搶，也許他能夠靠賣力氣成家立業。如果娶了虎妞，虎妞不死，虎妞五百來元的積蓄，做個小買賣，會動腦筋，也許發了財。將本求利，省吃儉用，也可越攢越多。但祥子一被搶車，二遇虎妞死的不幸，以後逐漸墮落沉淪，被社會吞噬了。因而個人經濟生活首先客觀上要兩個保證，一是安定的社會環境，二是穩定的通貨價值。

　　至於主觀上那就因人而異了。北洋政府時代有個做過好幾任財政部長的張弧，每做一任就成千萬、幾百萬貪汙；一下台就因幾百萬豪賭，負債累累，叫起窮來，又千方百計鑽營上台。所以窮奢極欲，錢再多也還是窮，反之那位賺三元工資的女傭人，住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一邊幫人，一邊養老，無欲無求，賺了工錢也不花，一年倒攢幾十元，手邊老是富裕的。因而經濟生活中收支比例是很重要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生活上有個最低生活費用的標準。每月三元工錢的老太太，在當時你讓她吃自己，或者讓她再養別人，那就無論如何也不夠了。

　　我在誌成中學上初一的那年，教室隔壁就是教員餐廳。說是“餐廳”，我用的現在的說法，當時叫廚房、飯廳，總之是連在一起的。每天上午第三節課下課，我肚子餓了，又是孩子氣，也不懂什麽不好意思，總愛站在飯廳門口張望，裏麵台子已擺好，兩個圓桌，白台布，五六大盤菜肴，什麽壇子肉、紅燒雞塊、雪菜肉絲、佛手肉絲、燒茄子等等，熱騰騰香噴噴地招人饞，印象最深的是每桌兩大盤冒著熱氣的雪白的荷葉卷，每每招得我———這裏引一句知堂老人的詩———“銜指倚門看”了。早飯、晚飯吃些什麽，我不知道。想來也不會差。這樣的夥食標準多少錢一個月呢同班兩位同學，因其叔父是校董教師，一同在此搭夥，據他們告訴我，是五塊五角一月。

　　西城二龍坑一帶，是學校集中的地方，各胡同中有不少專供外地學生寄宿的公寓。最便宜的是“八塊錢房飯”，即每月八元，包括房錢和飯錢，即一間裱糊得 “四白到底”的小房間，一般八九平方米。簡單家具，一副鋪板，一個小書架，一個兩屜或三屜桌，兩個方凳。夥食是早飯粥、饅頭、鹹菜，中，晚均一菜一湯、米飯、饅頭而且送到房中吃。菜和湯自然不會太好。一般肉絲炒綠豆芽、肉絲炒菠菜、肉絲炒雪裏紅等，湯是豆腐湯、蛋花湯，肉絲不多，但總要有兩根，好歹是葷菜呀。一位山東籍大年齡同班同學，就住在這種公寓中，我常到他那裏玩，也常吃他那裏的客飯，就是再加一份這種飯，二角錢。自然比起來，這份客飯就貴多了。

　　當時不少客居北平的人，都是兩頓都在小飯館中吃。一般小飯館炒菜不過幾吊錢或一兩毛錢。民國二十五年《北平旅行指南》刊載西長安街小食堂經理周文治 菜價雲：“新生活冷葷、炒菜、湯菜，菜價五分起碼，二角為度。”刊載八麵槽華利食堂 經理杜江西餐價格雲：“一菜一湯，每份四角。”從以上資料可見，當時頓頓在飯館吃，所費亦十分有限。至於飯攤上，肩挑貿易的平民化食品，那就更便宜了。當時《實報》刊有平民食品風俗漫畫及張醉丐寫的打油詩，其“賣餛飩”寫道：

　　一碗銅元五大枚，薄皮大餡亦豪哉。街頭風雨淒涼夜，小販肩挑緩緩來。

　　這是風味雋永的普通食品，每碗隻賣五大枚，再加三大枚，便可在餛飩裏加一枚荷包蛋。一毛二十三大枚，差不多可以買三碗餛飩、三枚荷包蛋，一般飯量吃不了。這餛飩味道如何呢 梁實秋《雅舍談吃》是這樣寫的：

　　兒時，裏巷中到午後常聽見有擔販大聲吆喝：“餛飩———開鍋 ”這種餛飩挑子上的餛飩別有風味，物美價廉。那一鍋湯是骨頭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渾渾的、濃濃的。餛飩的皮子薄，餡極少，勉強可以吃出其中一點點肉，但是佐料不少，蔥花、芫荽、蝦皮、冬菜、醬油、醋、麻油，最後灑上竹節簡裏裝的黑胡椒粉，這樣的餛飩在別處是吃不到的。誰有功夫去熬那麽一大鍋骨頭湯。

如以一碗餛飩、三枚芝麻醬燒餅當一頓飯，那隻合十一大枚，也不過五分錢。如此最低夥食標準可以降到三塊錢。平均每人每月三元夥食費用，在自己家中起夥，那還用不著吃粗糧，如遇賢中饋，省吃儉用能幹的小媳婦，能吃得可能還不壞，油汪汪的炸醬麵、香噴噴的蔥花餅、熱騰騰的菜包子......這筆細賬如何算呢以四口之家計，一月吃上一袋半麵、四十斤米，或一袋麵、五六十斤米，總之七八元的糧食就夠了。菜錢每天平均不過五六分錢。當時豬、羊肉不過五六十枚一斤，買十大枚肉，給你片老大一塊，用荷葉一托，鮮紅的肉，雪白的膘，碧綠的荷葉，在你掌心中，簡直是一幅重彩的畫。其色彩之誘人，不亞於怡紅院中寶釵代襲人繡的五彩鴛鴦、紅綾麵、白綾裏的兜肚。兩大枚黃醬，可盛半碗，一大枚黃瓜、一大枚綠豆芽作菜碼，全部不過十四大枚。兩元一千斤煤球，每月燒上三百斤，不過六角。一角來錢一斤花生油，一角五一斤小磨香油，一月吃上五斤油不過五六角錢。因此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夥食，足可維持小康水平。自然不能吃大魚大肉那時一般中下水平人家，平時買肉很少整斤地買，一般都是八大枚、十大枚地買。豬肉杠片肉也都是一刀準，買五大枚的都肯賣，片一刀，掛在鉤子秤上一稱，正好兩頭平，真絕 ，但也用不著啃窩窩頭。

　　住三間廂房，五六元房錢，便可租不算太壞的。這樣的四口之家，吃、住兩項，十八元便可解決。如每月有二十五元到三十元的固定收入，省吃儉用，便可維持住這樣的小日子。如月收入在二十元之內，維持四口之家，就苦了，難免要啃窩頭、拾煤核兒了。

　　以上我是給最低生活標準的家庭算個細賬。不過當時是私有製社會，在北京固然有不少純靠月薪收入生活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指身度日，靠賣力氣養家的勞動人民。有的有手藝，有的沒有手藝，這有無手藝也大有差別。但另外也還有不少有產者，或者有點積蓄，比如有個千把塊錢，存在銀行銀號或可靠的字號裏，金融穩定，不會貶值，月一分利，不算大利錢，每月便可收入十元，補貼日常生活。自己再有個事由，每月再賺個三二十元，這樣日子就過得不錯。或者祖傳有所房子，小四合，自己住北房、東房，把西廂房、南屋租出者，每月也可得十二三元房錢，也可以大大補貼生活了。如果有兩所四合院，家中有四五口人，自己住上五間北屋、三間西屋，寬寬敞敞，剩下的全可租給房客，這樣就叫“吃瓦片”，靠房租就可維持生活了。總之當時金融穩定，錢值錢，由辛亥民國元年，直到“七七”事變，金價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降到最低點：一兩到過十八換外 即一兩黃金折合十八兩白銀 ，其他則在五十到七十換之間均指“關銀”，即海關以白銀兩數結算。30年代前期銀價高，銅價低，民國元年每銀元換銅元一百三十五文，民國二十五年每元換銅元四百六十文。其間是逐年增長的。金價每兩一百零幾元，進出不超過五元貼水。所以民國元年如有一百銀元存款，每年一分起息，存到民國二十五年，不但分文未貶值，以銅元計，不算利息，隻本錢就增加了四五倍。金融穩定，人們生活就安定，沒有恐慌感。當時最大的恐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書桌”，侵略者的魔爪，步步逼來，“七七”事變的無情炮火，終於響了。燒殺搶掠，多少善良的人死於敵人的炮火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說不勝說的。即使僥幸未死，苟且偷生於亂世的芸芸眾生，也從此墜入通貨膨脹的深淵，長期掙紮在饑餓線上了。不要說月入三百多元，正月裏廠甸買舊書，夏天天天到來今雨軒坐茶座的教授生活不可想像；就是每天家裏給一毛錢飯錢，中午吃三個小子兒一個的滿嘴流油的燙麵餃的中小學生生活，也是羲皇以上的“神話”了。30年代前期在北京讀過小學的也都六十開外了。不過現在老壽星多，30年代前期在北京當過教授的知名人士，海內外健在者也還不少，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馮友蘭先生，台北的成舍我先生、錢賓四先生......以及眾多的那時在北京上過中學，大學，如今八十、七十來歲的知名人士，在他們白發蒼蒼的腦海中，有多少關於那時的經濟生活的回憶呢？

[閑人Filiz]

詳盡！
馮友蘭先生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