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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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打倒“高饒反黨聯盟“，前後隻用了一年左右（實際上鬥爭在1954年2月就基本結束），除了高崗、饒漱石兩人外，其他幹部很少被清洗，牽扯的人不是很多(但陝北幹部從此不被重用).從表麵上看來，這次政治風波的規模不大，比後來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牽扯麵都要小的多，影響並不深遠。然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高、饒（尤其是高崗）的倒台，對中國此後十多年的政治經濟格局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尤其是在經濟建設方麵，高崗倒台的影響是非常複雜、非常深刻的，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一朝一夕的人事變動上，更長期的體製和政策變動上。
首先，讓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如果1953年高崗能夠安於自己的位置，不在毛的默許下反對劉少奇,不爭取更高位置的活動，那麽，高崗肯定能夠坐穩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寶座。因為在當時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中，除了陳雲之外，高崗的經濟工作經驗是最豐富的。他擔任東北主要負責人四年多，工業、農業建設都搞的非常出色，東北成為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有人說：“東北的工業搞的好主要是因為基礎雄厚，與高崗沒有什麽關係。“這顯然是片麵的。東北的確有日本留下的大量工廠、設備和技術人員，但在解放戰爭中也遭到了比較嚴重的破壞，高崗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恢複並大大發展了東北的工業建設（當然也少不了蘇聯援助的功勞），這個效率是非常高的。解放後很快爆發了朝鮮戰爭，誌願軍的軍需大半都依靠東北，正是高崗運籌帷幄保證了誌願軍的武器、彈藥、糧食、車輛、醫藥等供應高崗進京時，中央將政務院最重要的8個工業部都交給他主管，充分顯示了對他能力的信任。
高崗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期間，作為他副手的李富春也來自東北軍區，兩人是老搭檔，在高崗倒台後，李富春長期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雖然毛澤東對他有許多不滿，但仍讓他長期主管工業方麵的工作。高崗為人處事大刀闊斧，李富春則比較謹慎，經常講“反冒進“，如果這兩人能夠長期搭檔主管國家計劃和工業工作，無疑是比較理想的。相對於李富春，高崗最大的優點是在經濟政策上與毛澤東比較一致，容易贏得毛澤東的好感。在工業企業管理問題、企業領導與工人的矛盾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工商業改造問題等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高崗的觀點和毛澤東都比較一致，這也是毛澤東選擇高崗主管國家計劃工作的原因之一。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雖然搞經濟也有一套，但都不是毛澤東的嫡係，思想也比毛澤東偏“右“，因此始終沒有贏得毛澤東的完全信任。鄧子恢曾長期從事農村經濟工作，但是他與毛澤東的觀點更加不符，甚至在1962年因為“在農村合作化問題上犯嚴重錯誤“而被撤職，其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一起撤消，這時毛澤東恐怕也有一點想念高崗。總之，高崗的倒台，不但使中共喪失了一個搞經濟的能手，最重要的是使毛澤東在經濟領域喪失了最值得信賴的部下，從此以後，毛澤東和國家經濟負責人就一直處在長期的衝突和不信任中,嚴重影響了工作。
高崗倒台，還引發了國家計劃體製的根本變革。1952年底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本來是國家經濟計劃的唯一最高機構，而且不隸屬於政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實際上與政務院總理平級。考慮到高崗還兼管政務院的8個工業部，因此在經濟事務上他的發言權要比周恩來大的多。除了工業部門外，農業、財政、交通各部門也都受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製約，高崗權力之大遠非以後的計委主任能比。到了1954年製訂憲法，才將國家計劃委員會置於國務院管轄之下，並將“主席 “改為“主任“，不再兼管工業生產部門。試想，如果1954年高崗還在位，毛澤東未必會將計委置於國務院之下，有可能仍然會保持這種平行的局麵，計委會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內閣“；即使仍然將計委置於國務院之下，高崗也至少會兼任副總理，仍舊兼管工業部門，經濟決策權還是會高度集中在高崗手中。相對於陳雲、李富春、薄一波，高崗肯定會更加熱心地執行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製、加速工商業改造、在沿海地區設立更多新工廠、調整輕重工業比例等等，中國在1954-1965年間的經濟發展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
談到這裏，有人可能會提問——既然高崗會更加熱心地貫徹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而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已經在“大躍進“中被證明失敗，那麽如果高崗不倒台，豈不會對國家經濟帶來更大的災難？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當時的經濟構想，也並非完全不符合中國實際，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業體製，在今天看來很沒有效率，但在當時卻是加快工業發展的捷徑。另外，現在的人們往往誤解了毛澤東的經濟觀點，認為大力發展重工業、大搞三線建設、全民備戰備荒等等都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實際上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是反對這些觀點的。在《論十大關係》裏，毛澤東就說過，必須適當調節輕重工業發展的比例，繼續大力發展沿海工業，削減軍費，提高工資等等，但周恩來、李富春、彭德懷等人並不支持這些說法，李富春隻同意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從8比1調節到7比1，不同意在沿海地區新建任何大型工廠，而彭德懷則堅決反對大幅度削減軍費。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宏觀經濟上的指導思想絕不能一概歸結為“瞎指揮“。但是，由於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等國家經濟領導人經常與毛澤東發生矛盾，毛澤東逐漸開始“直接幹預經濟“，尤其以1957-1959年為甚,反而蠻幹亂搞起來。
在那段時間裏，毛澤東親自製定國民經濟方針，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這並不能說明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是錯誤的，隻能說明毛澤東對於具體的經濟事務是外行。如果高崗長期領導國家經濟，不與毛澤東發生矛盾，毛澤東自然也沒有必要到前台來直接指揮經濟。據毛澤東的秘書回憶，1958年，毛澤東對陳雲已經非常不滿，甚至曾經拍著桌子大叫“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毛澤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在經濟上總是存在冒進的傾向，而陳雲則是現實主義者，與毛澤東的反差太大，一次又一次的矛盾隻會使毛澤東越來越走向“冒進“的極端，所謂“三年鋼產量超過5000萬噸““畝產10萬斤“等口號，其實也是毛澤東對於陳雲、李富春等“小腳女人“的一種過激反應。如果高崗在位，與毛澤東的衝突減少，可能會有一些冒進，但冒進的程度應該比“大躍進“小的多。高崗搞經濟未必比的上陳雲，執行毛澤東的政策也未必會收到很好的效果，但這至少會減少許多黨內鬥爭，減少毛澤東對經濟負責人的不滿，使國民經濟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發展格局。
李富春接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後，毛澤東對計委的工作越來越不滿，為了打擊計委的“右傾保守主義路線“，又建立了兩個經濟計劃機構——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大致的分工是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製訂五年計劃，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製訂年度計劃，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則負責基建計劃。當年的高崗 “經濟內閣“，變成了1956年的“三駕馬車“——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兼國家建委主任陳雲。這三人還兼管國務院大部分工農業部門，與周恩來（政治局常委、總理）、李先念（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一起組成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班子。但周恩來在黨政軍都要負責，經濟建設的重擔主要是由陳雲來挑。毛澤東當時的想法，主要是想讓國家經濟委員會製定比較激進的年度計劃，推動國家計劃委員會提高五年計劃的指標，達到“躍進“的目的。但是“政出多門“也降低了經濟政策的統一性，無論是陳雲還是薄一波，都與毛澤東存在著嚴重分歧，毛澤東隻能施加種種壓力讓他們就範，卻始終不能達到充分控製經濟政策的目的。
到了1957年，計劃部門與生產部門脫節的惡果開始顯現——由於計劃不善，許多工業產品要麽過剩，要麽短缺，尤其以鋼材、水泥為甚；輕工業發展受農業收成影響太大，計劃經常趕不上形勢變化；由於缺乏全局觀念，許多過剩的工業產品都被出口，沒有留下來作為戰略儲備；消費品嚴重短缺，農民感歎“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基本建設的攤子鋪的太大，新增許多工人，帶來許多負擔。這些惡果不能僅僅歸結為某一個領導人的錯誤，而是經濟政策缺乏連貫性、統一性的結果。毛澤東和經濟部門負責人存在矛盾，經濟部門負責人之間也存在隔閡——當年高崗、李富春搭檔負責國家計劃工作，李富春是高崗的老部下，政務院的8個工業部門也直接聽高崗號令，經濟部門的效率當然會比較高；而現在陳雲、李富春、薄一波同時負責國家計劃工作，陳雲是老資格的中央領導，李富春是出身東北軍區的幹部，薄一波則出自劉少奇控製下的華北局，三個人的派係、觀念和辦事作風都大不相同，不可能不出現種種問題。而農村的經濟工作，更多的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負責，鄧子恢的思想和毛澤東相差更大。相比之下，毛澤東更信賴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在國務院似乎有牽製周恩來、陳雲的意味，然而這種牽製的力量是薄弱的。
毛澤東與經濟部門的矛盾，以及經濟部門內部的混亂，導致了1955-1956年經濟發展的挫折，毛澤東的威信也受到了影響。雖然毛澤東對計劃部門施加了很大壓力，但李富春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仍然沒有屈服，他既不肯大幅度提高經濟計劃指標，也不肯在沿海地區興建更多工廠，在農業合作化上也采取消極態度。鄧子恢也在農業合作化、興辦大食堂方麵提出了很多掃興的意見。鑒於經濟部門的幹部都不能貫徹自己的意圖，毛澤東終於開始親自規劃“大躍進“，製訂了 “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提出了高的嚇人的經濟指標。中央開始提出的口號是“十五年內鋼產量超過英國“，但很快這個口號就變成了“三年內鋼產量超過英國“，其他經濟計劃也都大大縮短，毛澤東甚至提出“我們可能比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幻想。在毛澤東的強大壓力下，陳雲一如既往地“休息養病 “——一直到廬山會議後，陳雲都處於休養狀態，沒有對“大躍進“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製約。而薄一波甚至推動了毛澤東的冒進思想，連他自己都承認，是他向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三大元帥升帳“的口號。周恩來則在被毛澤東批評“保守“後做了自我檢討。雖然國家計劃的製訂者一直在與毛澤東發生矛盾，但在毛澤東堅決貫徹其計劃的關鍵時刻，他們並沒有堅持自己的立場，甚至還助長了“大躍進“，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高崗倒台後，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個能夠緊跟自己步伐的人來主導國家經濟工作。陳雲、李富春肯定不符合條件，林彪、陳毅、彭真等人都不適合搞經濟工作，李先念雖然善於理財但資曆較淺，鄧小平倒是比較符合毛澤東的要求。鄧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敏銳，善於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有“舉重若輕“之譽；從 1933年毛澤東遭到王明批判時起，鄧小平就和毛澤東站在一邊，在1956年的“八大“會議上，鄧小平在報告中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最高的。高崗的倒台在客觀上促成了鄧小平的飛躍，鄧小平正是因為在對高崗的政治鬥爭中的冷靜、成熟，才贏得了毛澤東更多的信任。雖然文革期間經常把“劉鄧“作為一體進行批判，但在文革之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分歧很大，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共同點遠遠多於他和劉少奇的共同點。毛澤東讓鄧小平擔任新設立的總書記，或許是出於對劉少奇的不滿，為未來培養備用的接班人，但鄧小平既然已經負責黨中央的日常事務，就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管理經濟了。
1958年，毛澤東發現了一個新的人選——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他的計劃甚至比毛澤東自己製訂的還要激進的多，遠遠超過了周恩來、李富春等人“反冒進“的計劃。毛澤東甚至拿著柯慶施寫的文章，在中央會議上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這東西你寫的出來嗎？“、當時紛紛傳聞毛澤東想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但由於“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被迫依賴周恩來、陳雲收拾殘局，柯慶施到1965年才擔任副總理。如果柯慶施沒有在1965年去世，毛澤東或許真的會用他主管經濟工作；但柯慶施無論在資曆上還是工作能力上，都不能和高崗同日而語。柯慶施和高崗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會支持毛澤東，他在華東工作十多年，也有不少成就，但比起高崗的大刀闊斧、明斷明決，他是肯定無法同日而語的。
高崗管經濟,當然不希望經濟被搞亂,就象林彪在文革中也不希望軍隊被搞亂一樣.老毛吃順不吃逆,林彪順著勸老毛,軍隊就穩住了.如果高崗能順勸老毛一把, 毛在經濟上也許不會搞得那麽過分.經濟搞得不太糟,劉少奇也就不會頂毛放權,毛大權依舊,也就不會發動文革,這樣來看,高饒事件間接導致了文革,當初劉要不搞倒高饒,也許也就不會發生毛搞倒劉的事.再者高支持毛並不等於就不會給毛提意見.高崗也是快人快語,喜怒形於色的性情中人.抗美援朝的時候就彭總等少數人支持毛出兵,一般認為彭該是毛的鐵杆支持者了吧,結果廬山上放炮的也是彭總.
另外高崗跟蘇聯的關係也不錯,如果日後中蘇關係分裂的時候高崗能參與決策,不把關係鬧得那末僵,以致軍事衝突,而是多少有些緩和,我們就不會在國際上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腹背受敵,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麵.
在閱讀“大躍進“及其後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史料時，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時候，掌握國家計劃大權的人是高崗，形勢會怎麽樣？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馬納曼也曾說過，他在越戰後期不隻一次思考過，如果肯尼迪總統還在白宮，還在決定著大政方針，他會如何對待這場戰爭。然而曆史不能假設。但是，高崗在49歲的盛年自殺，對於國家經濟建設無疑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比鄧小平小一歲，比周恩來、劉少奇小七歲，比陳雲隻大三歲，是當時黨內的少壯實力派領導人，蘇聯人、日本人都曾經由衷地讚歎過“高崗有領導氣質“。高崗並不是靠政治路線上台的，論到政治他實在太幼稚了，比陳雲、鄧小平都差了一個數量級，他能夠青雲直上，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熱情。東北戰場的後方建設，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恢複和發展，朝鮮戰爭的軍需供應，都是高崗留下的重大業績。如果他當時沒有被打倒，以他大刀闊斧的性格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在經濟建設中是大有可為的。
在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建設走了太多彎路，這能夠歸罪於毛澤東的“瞎指揮“嗎？還是應該歸罪於“經濟建設經驗不豐富“？然而，看到當時經濟政策的政出多門，經濟管理體製的疊床架屋，計劃部門與生產部門的巨大隔閡，經濟工作與黨務工作的糾纏不清，我不禁想到：或許經濟決策的不穩定和經濟管理的混亂，才是製約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毛澤東曾經找到了一個“能管20年“的高崗，試圖建立一種以國家計劃委員會為中心、工業生產部門從屬於計劃部門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但這個努力被“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打碎了。我們無法假設曆史，無法準確預言高崗可能的另一個結局，但無論如何，看到中國後來圍繞經濟政策發生的種種尖銳矛盾，我們還是無法釋然。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裏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
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
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
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隻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