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澤東的最後一麵（圖）

　　長征結束後，在延安窯洞裏，浪子回頭的張國濤同毛主席這樣會過最後一麵。

　　建國初，高崗同毛主席會過最後一麵，以後是彭德懷，再後輪到了劉少奇。

　　這是毛的能力和智慧、誌趣和人情化一再表現，還是他戲劇性的人格在現實中任意馳騁。

　　為什麽毛總以勝利者的姿態擺出一場富有戲劇性的會麵呢？是否他象貓捉老鼠諸葛亮吊孝,兔死狐悲，山不轉水轉，來日方長，這些中國的民俗和智慧在作怪，或者表現了他對人生的理解和處世原則，社會生活中象政治、宗教、愛情這些活動本質是超理性的。

　　感情並不是反理性的，感情是理性的一個組成部分，難道隻有讓個人毀滅，才能消除個人的恩怨和偏見嗎？

　　毛主席跟高崗的最後一麵是１９５４年１月。

　　在中南海頤年堂終見分曉了。高崗午夜十分火急火燎地來到毛主席的住所見到毛以後顯得忐忑不安。毛慢慢踱出來，說：“上次剛剛說過一次，又有什麽急事要說。是天塌了還是地陷了？”

　　高崗囁嚅地小聲說道：“主席，我想向主席匯報幾點想法，我想了很久，感到這個問題隻能向主席談，也隻有主席有權威來解決。”

　　“啥子問題這麽嚴重？你敞開說嘛，顧慮什麽，天大的事你說出來嗎。”

　　“最近有人要整人。”

　　“要整誰？”毛主席裝不知。

　　“他們要整饒。我總感到不對頭。我這是冒著風險向主席反映，請明鑒。”高崗說完差點跪下，聲淚俱下，又說：“當年主席救過我一命，主席您可是了解我的。

　　“沒得關係嘛，天塌不了。”毛說得大義凜然，然而卻是一句模態判斷的話。當時隻要毛一句話就能使一個陷入絕境的人化險為夷。高崗退出後，小心翼翼地揣度著毛那張溫厚善良掛滿笑容的臉。依舊還是慈祥地對他點頭，是肯定還是否定，深不可測。

　　“回去吧，沒得關係。心裏沒有虧，半夜不怕鬼叫門。”

　　臨走時毛主席說了個不鹹不淡的話使高崗摸不著頭腦，也更沒有安全感。這時不能說半“是”字，說了等了白說，也不敢說半個“不”字，說了當受天罰。

　　高崗心裏有些失魂落魄，回到了他的住所“高崗”樓。

　　毛呢過後回到他湖南老家湘潭休假去了。

　　其後一個月舉行了七屆四中全會，中央委員３５人，候補中央委員２６人，列席黨政軍人民團體主要負責人５３人。１００多雙手臂象一片叢林。劉少奇受政治局和毛的委托主持了會議，並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屆四中全會的報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４４人發言揭露批判高饒反黨分裂活動。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加黨的團結的決議》。

　　毛因休假沒有出席全會。這是曆次黨中央全會中毛唯一的一次在黨的重大政治鬥爭中不出席會議的。休假期間秘書接到中辦電告，高自殺了，請示深入調查，並請示是否要出公報向全黨通報和保密等級。毛緩緩抬起頭，似乎在點心猿意馬。他隨便擺了擺手，說：“孩子都死了，留塊介子作啥子。”

　　全國一屆人大時，毛主席回來，高崗死了，幹幹淨淨，鬼神之間誰也不礙誰的事。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毛主席在一屆一次人大致開幕詞：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著我們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這氣勢猶如地火運行，那麽宏大的氣魄，那麽富有詩意，帶著一股灼人的號召力，完完全全是一派正氣，絲毫也看不出內心的不安。

　　１９５５年４月４日召開了七屆五中會議。由鄧小平做了《關於高饒反黨集團調查報告》。會後批準了三項決議，一五計劃，成立中央監委，開除高饒的黨籍並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補選了林彪、鄧小平為政治局委員。同年鄧又接替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自七大以來，劉少奇曾在這個職務上曆任１０年之久。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體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央後補委６２人，全國代表２５７人。毛致開幕詞，鄧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其中點了高崗、饒漱石、郭峰、安子文、習仲勳、賈庭三、賈拓夫的名。

　　毛主席發言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刮陽風，燒明火，一個是以別人為首的司令部，刮陰風，燒鬼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從以上許多事來看，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王國和單幹戶。”

　　這是第一次出現兩個司令部的理論，其後又經過不斷的了豐富和擴大，兩個司令部的理論最終給中國曆史上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和悲劇。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中，鍛練和造就了一代雄才大略的領袖集團。這些領袖群和毛澤東有著親如手足的情誼，建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兄弟般的情誼消失了，隨著文化大革命一個個先後落馬，折戟沉沙，隻有極個別的三朝元老才能善始善終。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老毛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上的講話。

　　很多問題周恩來同誌都講了，我就不要講很多了。

　　第一，黨內生活問題。七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的黨內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會是應該召開的，反對了高崗那一種破壞性的煽動，增強了黨的團結。這以前，我們黨內有相當一些同誌不夠警覺，不夠自覺，上了高崗的當。所以，把高崗這個“圍子”塞起來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來，還讓他再搞一年，那我們的黨就會被搞得很亂。可是在高崗問題被揭露出來以後，我們黨內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謹小慎微，莫談國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生怕犯那個錯誤。現在我們就講清楚，國事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一種是建設性的。像高崗那種破壞性的國事就不要去談，但建設性的國事就要大談特談，因為它是建設性的。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曆史。在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是比較活潑的，五萬多黨員，生氣勃勃，但是由於後一個時期陳獨秀的右傾路線錯誤，革命失敗了。後來我們就搞武裝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第一次“左”傾路線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 “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還有張國燾的右傾路線。鑒於這些教訓，我們開展了一個整風運動，接受好的東西，批評和糾正錯的東西，主要口號是又團結又鬥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統一和分散的問題也有曆史的經驗教訓。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比如“失敗”這兩個字就是講不得的，事實上是失敗了，可是不能講失敗，如果講了，你就是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是有關係的。於是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等來進行糾正。在糾正的時候，我們仍然給各根據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又發出關於建立請示報告製度的指示，逐步把這種過於分散的狀態糾正過來。這種過於分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適用的，後來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就不適用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各自獨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又有一種偏向產生了，這就是集中過多了。有些問題，比如工業的集中問題，工廠要有多大的自主權，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權，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權，都還沒有研究好。如果說蘇聯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好，似乎我們也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我們革命勝利才隻有這麽幾年，而且有些東西既不是中央的決定，也不是地方的決定，就是那麽照搬過來了。

　　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麽一段曆史，要想一想這段曆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那個時期地方的權力太大了，有一段時間事實上等於沒有中央了，後頭才逐步糾正過來，這是完全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會議上，我一共念了八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講需要集體領導，不要分散主義。現在我們講，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於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鑒於蘇聯的教訓，請同誌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曆史，以便適當地來解決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恩來同誌說了，現在由國務院組織一個機構，跟地方的同誌一道，擬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隻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第三，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製問題。關於企業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搞到什麽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無非是這樣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的企業，工業是廠礦，農業是生產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就是運輸業和商業。這些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我這裏是隨便這麽講，表述不是很準確，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高崗的那種獨立王國當然是應該反對的。這裏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我這個話不能上憲法，不能上黨章，也不能上決議案。總之，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關於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要設多少部門，它們有多大的權力，地方有哪些部門，管哪些事，有多大權力，恐怕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搞出一個草案來。

　　我請同誌們注意，請中央各部門的同誌們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聽說，現在到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中央部門處理問題拖延不決，這兩點相當普遍。地方要解決問題，到中央部門就是見不到人，連處長都不容易見到，有些問題拖了幾年不得解決。應當檢查這個問題，看用一種什麽方式，又能見到人，又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中央曾經發過一個通知，說地方有權製止中央部門發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裏是說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製止，如果一切都製止，那就是高崗的獨立王國了。也許你們會製止得多了一點，但並非出於壞意，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信任現在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給了你們這個權。這個權不能給地委，也不能給縣委，隻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因為省委、市委和區黨委這一級領導幹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總之，你們有權製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製止“五多”的東西。

　　第四，修改黨章問題。陸定一同誌說，黨章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麵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誌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麽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製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問題。是哪一個同誌在這裏講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現在是發展了命令主義，合作社什麽都得聽命令。過去是個體經濟，就是搞自由主義。現在集體化了，能聽命令，一起上工，這就有極大的利益。但是什麽都得聽命令，這就寬了。命令要正確，範圍不要太寬了，要給農民一些自己活動的時間，就是要有一點自由，如同我們每天都要有一點自由一樣。我們這些人沒有一點自由能活下去嗎?我就不相信。比如你們回到家裏就可以隨便談談，跟你們的夫人、小孩講一點笑話。整天要板起一副麵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板起一副麵孔，我看隻要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嚴肅是同不嚴肅相對立而存在的，沒有不嚴肅哪有嚴肅呢?紀律是對沒有紀律而來的，是對自由主義而來的，不搞一點“自由主義”怎麽行?總是要有一點“自由主義”的。現在我們反對自由主義，是反對在不應當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對一切自由。如果反對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個家庭設一個檢查長去檢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麽嚴肅，都不搞一點自由。

　　第七，全國平衡問題。全國的平衡還是需要的。有一個同誌講，地方要有獨立性，同時還要有全國的平衡，我看這句話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隻有國家的統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還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如果上海的貨不運到四川去，你李井泉 [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貨統統到北京來銷，就要把北京的貨都打倒。所以還是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平衡，沒有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全國的工業化就搞不起來。我們在講地方的獨立性、講地方獨立自主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極端，偏到另一方麵去了。當然，在現在地方缺少獨立性的時候，強調一下地方的獨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經濟工作問題。我們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這兩年要切實摸一下經濟工作，中央同你們每年來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區黨委都來匯報一次。但是總還要找一些委、部、局、廠，搞一些典型來研究一下，因為我們也不大懂。請各位同誌切實研究一下，著重研究一下，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工作
 

　　１９５９年夏，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彭大將軍終於落馬，多少年的威武正氣瞬間就無影無蹤了。這位中國的第二大元帥和北洋軍伐打過，和蔣介石打過，和日本鬼子打過，和美國在內的聯合國軍隊較量過，如今他捧著自己的光頭，自己跟自己的過不去。他懺悔，他檢討，他真心誠意地作踐自己。

　　毛卻說；“高饒事件你也陷得很深呢，莫傷心，來日方長。”

　　彭小聲說：“主席你放心，我彭德懷向你保證三條，在任何條件下不做反革命，不自殺，今後工作不好做了，就自食其力。”

　　“年紀大了，勞動是不好搞了，好生學習學習。”

　　勸一位國防部長好生學習學習，好大的氣量。言外之意當然不言而喻。這可謂是東方文明的精髓，中國語言的哲學的結晶。

　　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情況的決議》，一支支手臂迅速舉起，毫不遲疑。不管是笑逐顏開的還是心存內疚的，不管是明白的還是糊塗的，反正都一碼舉起了手。

　　彭德懷不用看就知道這些手中有許多是他搭擋的手。

　　在井崗山他當五軍團長時，政委是騰代遠。長征時他任三軍團長，政委是楊尚昆，政治部主任是劉少奇。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林彪任付司令員。八路軍時，彭任付總司令，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左權任參謀長，粟裕任付參謀長。１１５師師長是林彪，１２０師師長是賀龍，１２９師師長是劉伯承。唇亡齒寒，坐壁上觀，殃及池魚，勿傷其類。廬山大劇院裏批鬥彭的主持人正是劉少奇。由一個人左右大多數人的命運，由一個人的意誌造成大多數人的苦難。隻要存在專製，猶大就會存在。其實出賣人的人並不壞，他隻不過是為了在人前證明自己更好罷了。在突變情況下坐視不救是人的一種自我保護。醫學上認為哭是一種自我保護，暈倒也是一種自我保護，麻木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人都是為自己活著的，再好的好人也是為自已活著，假如世上還有良心，那就讓良心先睡大覺吧。人心是最不可捉摸的東西了。當麵對大海時，他就是魚，麵對桑田時，他又變成蠶，麵對閃電，他變成青的，當著火焰，他又變成紅的，當麵對空氣時，他就變成透明的。這些政治怪物。人鬼之間並非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其實人本身就是罪惡，亞當和夏娃偷竊，該隱謀殺，猶大告密，這三大罪惡就象影子一樣緊緊伴隨人類。再說毛提前分別給劉周打了針，：“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彭德懷同誌原來就是高崗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毛麵對劉少奇仍然笑得很慈祥，劉少奇心裏卻打了個寒顫。

　　自1953 年12月起，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對於高饒的活動，彭德懷是不沾邊的，然而廬山會議，陳伯達等人竟公開指責他“充當了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應該說陳伯達等人對彭德懷的攻擊，並非完全沒有事實。彭德懷與高崗一段時間的確關係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緣故。當時彭德懷是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高崗在東北主持工作。高崗對朝鮮前線的各方麵支援非常盡力，這讓彭德懷對他懷有好感。高崗也把拉攏的目光鎖定在彭德懷身上，有意識地與之搞好關係。彭德懷在與高崗的接觸中，的確在一些公開場合議論過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懷，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被高崗利用了。

　　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彭德懷直到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才感覺到。而當時軍委正在召開全軍高幹會議，主持會議的彭德懷打算會議一結束就向中央反映。沒想到被繁忙的事務拖到了會議閉幕。這時他的報告已遲了。公正地講，彭德懷在高饒問題上是有錯誤的，這就是被高崗利用和察覺苗頭後未及時向中央反映。但由此把彭當作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就真是冤枉他了。

　　毛主席還在發言：“廬山出現的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的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滅亡，鬥爭才會止息。”這是毛主席階級鬥爭理論的雛形，１９６２年時又再度發揮。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工作會議時毛主席講形勢：“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是一種階級鬥爭。”在會議公報上指出：“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裂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他那詩人的稟性、愛幻想愛出奇的氣質又在起作用，他那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氣概又在發揚。這種主觀臆測的不安全感，時時危及他敏感的心靈。他感到危險的來臨，把一切雞飛狗跳、烏鴉噪喜鵲叫都化為一種神靈啟示，把國際形勢變化加上主觀理解判斷，再緊密聯係國內黨內就變成了一種末日的災難。把黨內正常意見爭論人為化成一種兩條路線的鬥爭。

　　一代有一代的危機，一代有一代的煩惱。

　　當今和未來就象是一滴水，首尾相連。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７日，８屆１０中全會開幕期間，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準予參加全會，彭的正當申訴被駁回，被批為翻案風。

　　賦閑三四年的康生猛地跳出來，來者不善。這個人本來就是個黨棍，人家打鼓他上牆，人家偷驢他拔撅兒。他誣陷小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習仲勳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全會立即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　五人看成“反黨集團”，決定成立彭專案組和習仲勳專案組。高崗問題又被提出來了。

　　“你們的真實目的是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你們的用心夠惡毒的，你們心裏也清楚，為高崗翻案，量你們也沒有這個膽量，隻能是通過影射文學來達到翻案的目的。……你們利用小說替高崗翻案，也就是為彭德懷翻案。”

　　“彭德懷寫了本萬言書，他究竟想幹什麽？就是想翻１９５９年對他批判的案，而你們用小說美化高崗，實際你們是采取迂回的手法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鳴冤叫屈。你們是老搭擋。彭德懷垮了，但你們還有活動能量，你們是有計劃，有目的配合行動，矛頭是指向毛主席。”

　　康生發言後給毛寫了條子，本來就疑神疑鬼的毛主席，這上正好順坡下驢，在條子上批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經過一番思考後毛把這張條子向大會宣布了。

　　康生更得意了。媚俗是一種期待，期待機會的來臨，張狂則是一種表演，等待開幕時的表演，否則就白費了心機。失業已久的康生終於抓住了小說《劉誌丹》來大作文章。康生既而又點了農村工作部鄧子恢的名：“你也是屢教不改的，單在５０年代初在合作化問題上你就跟毛主席唱對台戲，你反對盡快在全國實現合作化，你這不折不扣地小腳女人，毛主席對你進行了批評，但你耿耿於懷，一點也沒改，你還是老革命呢，我看你是老右傾，老保守，老落後，一有機會你就要表演。在全國經濟困難的時候你又來了，好象你是農民的救星。”他有意使用“大救星”這個字眼，其用心是極其惡毒的。康生接著又開始攻擊：“你同毛主席的三麵紅旗分庭抗禮，按照你這套思想，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倒是搞錯了，你鄧子恢搞單幹這一套倒是搞對了，你是單幹戶還是小集團，是誰讓你這麽幹的？把後台交出來！”

　　我們聽到這咄咄逼人的語氣聲音，我們想到了紅衛兵小將，而說這話的人卻確確實實是在延安混過的老家夥。康生狠狠打了鄧子恢一棍子，鋒芒所向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康生看準了機會，投其所好，因為這正合毛主席的胃口。中國傳統的政治戰術，一種是棒殺，一種是捧殺。在康生的一輩子裏都表演著這兩種角色。政治的全部藝術正在於此。

　　１９６５年經過“社教”“四清”，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又發揮了。在１月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批評６４年頒布的《２３條》，即社教運動的一些問題。其中心思想是強調階級鬥爭。

　　“我國城市和農村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成立以後，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利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複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糾纏在毛主席心靈的那個危險的幽靈又再度出現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放大，一次比一次豐滿。

　　這次大會毛主席給後人留下了一連串的警句名言：“八億人民不鬥怎麽行呢？”“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其中最箸名的是：“我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毛真正警覺到大權旁落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在廣州叢化賓館會見日共代表團團長宮本顯治時，宮提出希望中共協助轉運蘇聯的援越物資。毛在此感到有些迷惘，助手鄧小平答複：“蘇聯的援越物資原本就是一直通過中國轉運的。”不知小平同誌是一時說突擼了，還是有意點破，反正毛對此深感惱火，這麽大的事怎麽沒跟我打招呼？於是乎，一個個幽靈出現，變得更加可怕。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出台了。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樣的語匯當然出於毛澤東的大手筆，如果是別人所說，肯定要是妖言惑眾。聽到這一道道神密而可怕的咒語，從政治局到善良的老百姓，人人都有大禍將至的感覺。政治敏感的大小人物心裏都在嘀咕：“要有好戲看了。”

　　由於主觀臆想的和平演變和顛複政變，仿如地火運行，天馬行空，那種睡在身邊的定時炸彈分分秒秒向人們逼進，不知何時會起爆。這是建國以來持續時間最久、波及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十年動亂開始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８屆１１中全會期間，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的大院裏，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題頭是《炮打司令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社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

　　１２年前的兩個司令部的經又念起來了，且極盡誇張之能事。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久久地折磨著他。他也是人，也有恐懼、痛苦和仇恨。那無形中的幽靈在壯大，一變倆，倆變三，他給自己也給大家虛構了一群恐怖的幽靈。他要把牛鬼蛇神的幻影碎屍萬段，誰想阻止都不可能。恐懼和仇恨是兩種相當接近的感情，一當火候適當就會結合在一起。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北京各高校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萬人大會，會上撤消了工作組，因派工作組釀成殺身之禍的劉少奇說道：

　　“怎麽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懂得，我想黨中央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有時候自己也莫名其妙。”這是一段難言的苦衷，流露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苦惱和沮喪。這是劉少奇的一段心曲。

　　當矛頭明火直杖捅過來的時候，劉少奇怎麽也不相信是衝著他來的。當然他早就感到危險的存在，可他還是不相信。如果分歧真那麽深遠，又何共事又如此漫長？如果說分歧不那麽嚴重，為何又遭此厄運？

　　在八屆１１中全會公報裏，林彪在政治局排到了第二位，而劉少奇落到了第八位。林彪是瞅準了戰機，從１９６４年就開始火力偵察，用的卻也不是什麽新武器，全是劉少奇當年延安“七大”的花炮，不過稍加改造，放得很花哨。當年從老人到孩子，八億人背得滾瓜爛熟的就是那個著名的台詞：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一切工作　的指導方針。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詞匯還是那麽豐富，疊加堆砌的象一堆沒有溜縫的紅磚頭，碼在一塊，神殿的台階就搭好了。祭壇上奉獻的犧牲，祭壇下燒起了升天的大火。偉大的人傑和偉大的民族共同創造了人神合一的莊嚴時刻到來了。

　　８月１８日，毛澤東走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毛主席登上了神殿，紅光滿麵，以君臨一切的氣勢俯瞰眾生，“上出重宵，下臨天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

　　林彪緊隨其後，臉色青白，外表絕不象是個風雲一代的英雄。矜持的笑容透出狡詰的智慧。一隻手緊攥著毛主席語錄，好象那是個護身符。“虹銷雨霽，雁陣驚寒，今辰捧袂，喜托龍門。”

　　劉少奇走上台階時低下頭，頭發似乎一夜之間白了許多。他清楚地看見了腳下的台階，如此之麵熟，這本來就是他親手所為。他曾不遺餘力的幫那個偉人登上人神的天階，積極協助那個天神去實現他自己的宏偉目標。他望著人海躁動的廣場，感到了初秋的悲涼。“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望長安於日下，指吳令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亦堅，不墜青雲之誌。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權。”

　　周恩來穩健跟上，不出其右。他注意著腳下，也注意著空間。他熟悉著路數，並未曾看錯，“三尺微命，一介書生。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物換星移幾度秋。”周恩來以退為進的那種精道戰略戰術也許正是高層政治生活的反應。我們隻好把那種人格、喜怒不形於色，那種謙就忍讓、委屈求全、隨機應變統統稱之為中國人的政治智慧。

　　１９６７年１月在中南海豐澤園內，兩位合作了40多年的老朋友麵對麵了。劉少奇顯得有些拘謹，說話不暢，斷斷續續，毛擺出豁達寬容的姿態，開場白很輕鬆。劉打破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局麵，他知道毛請他並不是來聊天的，也不是談國家大事的，確切地說，是談他們倆之間的事。所以劉隻好開門見山。

　　“我犯了路線錯誤，因為我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其他廣大幹部如果有錯誤的話，責任也全在我，不能全部打倒。我願意辭去國家主席和黨中央常委的職務，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

　　毛抽著煙，彈了彈煙灰。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但又必須回答。他壓低了湖南高音，對自己的可憐的老鄉說：“還是多讀書吧！好好學習，跟上形勢，保重身體。”勸一位國家主席保重身體，是一句多麽博大深邃然而又模棱兩可的話，讓後人慢慢咂麽去吧。

　　對劉來說這是意料之中的，畢竟他們共事合作３０多年了。談話結束後，毛親自把他送到門口，始終沒直接批評他的錯誤，還很客氣地一再讓他保重身體。劉少奇當然清楚，勸一個政治家，一個國家首腦，注意身體意味著什麽……

　　劉走出豐澤園已是淩晨時分，他走在靜諡的花磚道上，步履拖遝。這位一貫以平穩持重而著稱的國家主席，幾乎是踉踉蹌蹌爬上了自己的紅旗轎車。他心死如灰。一個共和國主席和他的共和國就這樣走向了悲劇。

　　“我犯了錯誤，但沒做壞事，我不是反革命。”劉檢討過，辨解過，認罪過，當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時，他沉默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開了政治局８屆１２中全會，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被永遠地拋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這是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最後一麵。在毛澤東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中，他總有福氣安排這樣的場麵。這對劉少奇是最後一次，對毛主席來說也是最後一次。從此他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來擺出這種勝利者的姿態了。

　　８屆１２中全會的公報結束語又在重複４年前１屆人大時毛的開幕詞：“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著我們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還是那麽大義凜然，還是那麽富有號召力。當人神共聽到全場呼應這口號後，一點也不肝顫嗎？這一天晚上，北京和全中國都在為把大叛徒、大內奸，大公賊、大特務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而通宵達旦地遊行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