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組圖）

在中國世俗社會中，唐伯虎這個名字稱得上是家喻戶曉。且不說關於他的各種野史逸聞濫觴於民間，舊時的一部《四傑傳》以及評彈《三笑姻緣》亦可謂深入人心，遍傳於大江南北之街頭巷尾與茶樓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視作品的推波助瀾，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帶有了濃重的世俗文化意蘊，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為一個半人半神的傳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風流倜儻和瀟灑不羈為其標準的民間定式，各種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現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遊戲人間的才子本色，無論是明人馮夢龍的小說《唐解元一笑姻緣》，還是當代周星馳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其間一脈相傳的無不是唐才子對傳統道德的藐視和對世俗規範的顛覆，他的所作所為既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大相徑庭，而他的風流韻事卻又為一般大眾所豔羨和津津樂道，其微妙之處的確耐人尋味。那麽，現實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實的麵目究竟如何呢？

我們先來翻閱一下《明史》。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給唐伯虎的不過隻有區區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傳中，唐伯虎名列倒數第十六，其誌傳的內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裏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童，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誌，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頹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另外，一些地方誌諸如《江南通誌》、《蘇州府誌》和《吳縣誌》等，對唐伯虎的記載也基本如此，其間並沒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見，唐伯虎除了的確以才華名動一時之外，其個人經曆與宗法社會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樣，也並無多少特殊之處，至少，這個唐伯虎與民間傳說中的那個風流才子形象相距甚遠，兩者之間不可以道裏計也。

綜合各種史料，我們大致能夠勾勒出一個這樣的唐伯虎形象：唐伯虎，名寅，字伯虎，後字子畏，號六如，明代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出生於蘇州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唐氏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唐伯虎雖生於商人之家，但其父唐廣德卻深知功名之重要，對伯虎的教誨亦可謂不遺餘力，所以，唐伯虎雖然“童髻入學，才氣奔放”，從小就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個人稟賦，但是，針對涉及自己一生命運利祿的功名，他還是時刻不敢稍忘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舉鄉試第一，被時人稱作“唐解元”，並被學士程敏政所激賞，一時之間才名遠播，伯虎本人亦春風得意、心驕誌滿，大有問鼎狀元郎舍我其誰之態。次年，唐伯虎與自己的朋友、江陰巨富徐經一起進京參加會試，主考官一位是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另一位即是時任禮部侍郎的程敏政學士。既然程學士對唐伯虎早已存在良好印象，彼此之間的走動也就難免密切了一些，而且，程學士也的確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對伯虎的文章表示了自己的讚賞。正所謂“驕妒互會，竟媒禍胎”(顧琳《國寶新編》)。而唐伯虎百無禁忌的狂放姿態以及程敏政對他不假掩飾的偏愛，顯然觸犯了宗法社會立身處世需明哲保身之大忌。至於程敏政遭彈劾以及唐伯虎被黜入獄的真實原因，甚至包括徐經是否真的以賄賂程敏政家童得到了試題，當時的史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相互抵牾，《明史》的記載亦顯然失之於簡略，以致後人對其中的關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不過，我們所能夠知道的基本事實就是，這次彈劾不但使程敏政提前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並最終為之含恨而歿，同時也成為唐伯虎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從此之後，春風得意的“唐解元”便逐漸為放浪形骸的唐伯虎所取代，民間傳說意義上的唐伯虎這時才開始正式步入了我們的視野。

在世人的眼中，唐伯虎自然已不複再是那個仕途光明的大才子。就他本人來說，剛剛出獄，且又經曆了一場妻離子散的家庭變故，遭此巨變，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價值了。於是，心情極度苦悶的唐伯虎決定出遊，以自然景色的優美空靈來滌蕩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氣。他先是在鎮江、揚州一帶盤桓，然後沿長江逆流而上，經蕪湖、九江、黃州，到達嶽陽，再南行至衡陽，最後經福建、浙江和安徽返回蘇州。其間先後遊覽的風景名勝有瘦西湖、平山堂、廬山、赤壁、嶽陽樓、衡山、雁蕩山、天台山、黃山、九華山等等。回鄉之後，唐伯虎對人間滄桑與世態炎涼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遂在蘇州閶門內的桃花塢修建桃花庵別墅，退避其中，自稱 “桃花庵主”，過起了一種以賣文賣畫為生的詩酒逍遙的個人生活。表麵看來，此時的唐伯虎已經看透了仕途險惡，對科舉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但事實上，科舉失利卻無疑深深挫傷了唐伯虎的自尊心，成了其內心無從擺脫的一個的大情結。否則，他也不會輕易為寧王朱宸濠的禮聘所動。很顯然，唐伯虎把寧王對自己的青眼看做了步入仕途的又一次機遇。再加上寧王對他禮遇有加，既以百金為聘，又在南昌專門為他修建了一套別墅，唐伯虎想要拒絕恐怕也難。遺憾的是，命運又一次給唐伯虎開了一個絕大的玩笑。寧王此舉並非是真正看上了唐才子的才華，而隻是為自己的謀反做一個禮賢下士的姿態。唐伯虎當然也很快看出了寧王的謀反之誌和他的別有用心，為求脫身，萬般無奈之下隻好裝瘋賣傻，既“佯狂使酒”，又“露其醜穢”。寧王的手下前來饋贈衣食用具，唐伯虎竟然裸體盤膝而坐，且口出穢言，譏嗬使者。寧王哪裏見到過這等才子？大失所望之下也隻有放其還鄉。自此，年近知天命的唐伯虎才最終絕意仕進，在一種心灰意懶、頹然自放的狀態中度過餘生，於五十四歲那年在貧困交攻之中齎誌而歿。

遭禁的唐伯虎春宮圖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後期，正德年間也曾經被許多古今學者視之為明代社會發生微妙變化的一個轉捩點。那是一個很好玩的時代，從皇帝到平民都充滿了一種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樣，十四歲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為臣僚的批評所動搖”。的確，正德皇帝雖然算不上是稱職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對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均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態度，這就使得商業行為與意識悄悄地越過了政治所能容許的範圍而自行發展，都市時尚與各種奢華的交易也開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種小國寡民式的社會理想與道德體係則逐漸瓦解。雖然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結果卻是無可避免地打破了農耕社會原有和諧的階級關係——既然連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直接促成了一種新的士紳文化品格的形成。唐伯虎生活的蘇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說的“最後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特別是到了明代中後期，蘇州更成為整個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真個是“說不盡富麗乾坤，話不完繁華景象”(《四傑傳》)。這就為市民文化的勃興提供了適宜的溫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點綴。蘇州之所以在那個時代英才輩出、群星璀璨，亦顯然是得益於商業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包括唐伯虎在內，祝枝山、文征明、張靈等人俱為蘇州當地一時的才俊。站在個人的角度上，可以說印象中江南風物的鍾靈毓秀與天寶物華，是與這些才子們緊密相連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業已成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業文化的繁榮雖然帶來了明代士風的轉變，卻也使得身處紅塵世界中的士人們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動以及滿足欲望與保持道德之間日益緊張的兩難選擇之中：一方麵他們要麵對物質享樂的誘惑，另一方麵則要麵對世道淪落所帶給自己的憂患意識。他們既是商業文化的得益者，卻又對商業文化抱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樸素的生活和對“學而優則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業文化的繁榮使他們喪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讓他們一時之間即變得失魂落魄、手足無措起來。生活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對科舉抱有一種欲迎還拒的矛盾心理，從情感上難以接受，理智上卻又不得不去俯就繩墨，雖然科舉製度與他的思想個性格格不入，但又沒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選擇；雖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這個稱謂隻是一種民間榮譽，既不能拿來當作吃飯穿衣的本錢，也不能給個人前途帶來任何的實惠。除了繼續走“學而優則仕”這條老路以開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別無選擇。不過，仕途這條路也不是誰想走都能夠輕易走得通的，論才華，唐伯虎固然是才華超絕，足以恃才傲物，但僅有才華卻是遠遠不夠的。在傳統社會中，仕途就是官場，而官場又是什麽呢？官場的規則與性情中人的生活原本就截然不同，入官場首先需要練就一身趨炎附勢的軟硬功夫，同時還必須深諳厚黑之術，隻有那些老於世故、虛與委蛇之輩才有可能在其中如魚得水——這是由宗法社會官僚製度的特點所決定的，那些才氣縱橫、鋒芒畢露的才子們不但會弄得大家都沒有飯吃，而且，由於他們的才氣和自信，也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而遭到體製的排擠。所以文人在世俗社會中大抵隻能有兩種選擇，或者事功，那就隻有隱藏起自己的本來麵目，夾起尾巴去等待時機；或者自娛，滿足於個人心性，那就幹脆放浪形骸、笑傲江湖。這兩者之間形同水火，根本就是難以折中的。然而不幸的是，唐伯虎身上既具有才子百無禁忌的傲氣，又有著孩子般的單純與不諳世事。所謂“性格就是命運”。唐伯虎雖然和天下所有的士人一樣，想依靠科舉來實現自己的個人抱負，但即使沒有科場舞弊案的發生，他也未必能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地走下去。對此，經過一番磨礪之後的唐伯虎才逐漸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曾在《與文征明書》中不無悲憤地作了如下反省：“牆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仆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蕪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一輩子震赫，如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集。……海內因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

科舉受挫之後的唐伯虎自然在事業上陷入了低穀，但他的仕途無望，卻也無形間為中國文化史貢獻了一位風流才子。對於唐伯虎本人來說，這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實在不好說到底是幸，還是不幸。當然，也正是從這一時期起，唐伯虎才開始頻頻流連於煙花柳巷、脂粉堆裏，創作了大量有關女色與享樂的詩詞和繪畫作品。前者諸如《詠纖足俳歌》、《如夢令》(“昨夜八紅沉醉”)等等，其內容或者吟詠三寸金蓮，或者描寫平康冶遊，完全表現出一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放縱姿態；後者則設身處地，將美人遲暮的感傷跟自己的萬千心事融合在一起，借美人不遇來抒發自己的身世之感。所以王世懋評價其“美人圖”“意在言外”，而文征明更以一首小詩表達了自己對於唐畫的感受：“知君作畫不是畫，分明詩境但無聲。古稱詩畫無彼此，以口傳心還應指。”商業文化的繁榮無疑為妓女文化的發達提供一個契機，同時也為唐伯虎等落拓士人提供了情感的歸宿與寫作的靈感。與傳統社會中的大家閨秀相比，妓女最大的好處就是參透了性愛的真諦，她們既能夠坦然麵對性愛，不再視兩性關係為畏途，反而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質。而且，妓女文化的發達還將純粹的兩性關係重新塑造成為一種文化關係，士人們在這裏找到的不僅僅是性愛，甚至還有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得到的浪漫愛情，以及因科舉失利所帶來的痛苦與迷茫。事實上，士人與妓女在身份的認同上也的確有相似之處，妓女的以色事人與士人的以才事人，其間並無本質的區別，所以他們之間既比較容易溝通，也更容易產生同情之理解。但是，士人的自戀與自憐終是與社會的擠壓分不開的，當社會缺少個人思想的餘裕時，他們隻有躲進心靈的世界來梳理自己的羽毛，特別是對於像唐伯虎這樣極富思想個性的士人，在他們驕傲的外表之下，往往隱藏著孩子一般的天真和任性，隱藏著一顆脆弱而無助的藝術家的心靈。他們既然不能取悅於現實，且被主流社會視之為 “另類”，自然很難以平常心麵世，索性浪蕩江湖、消極對抗，醇酒婦人也就是他們必然的選擇。不過，唐伯虎所處的時代其實並不具備飄逸生活的客觀條件，所以，士人們追求快樂，卻又懼怕快樂，風流既是他們的權利，又不是他們的權利，那種根深蒂固的性不潔的思想，也時時會以各種麵目浮現到他們的日常行為之中 ——他們最終隻能把性與女人看作自己生活中的附屬品，而並非真正是生命享樂之一部。也隻有當仕途無望時，他們才會放浪江湖，把醇酒婦人當作一種自我放逐的手段，當作一種自我療傷的特殊功效，其醉生夢死的背後乃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唐伯虎的詩詞向以“語殊俚淺”名世。他認為創作就是為了抒發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聲言“人生貴適誌，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這種論點在以“前七子”為首的“複古派”把持文壇的當時，無疑具有一種開風氣之先的意義。俚俗入詩對唐伯虎在民間的文名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同時，他的這種創作態度對晚明文壇影響甚巨，非但徐文長、袁中郎等人深受啟發，我們甚至在清初“性靈派”文人的創作中也仍然能夠看出唐伯虎的流風餘韻。唐伯虎經常在自己的詩文中以李白自比，民間也曾傳說他與祝枝山、張靈在雨雪天扮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則沽酒去寺中痛飲，並大呼“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這一方麵可見其放浪形骸、荒誕不經之一端，另一方麵亦可見他們對李白詩境的刻意追求。但是，與李白相比，唐伯虎的詩文無論在格局上還是氣魄上都明顯小了許多。這當然怪不得唐伯虎，因為明代社會的逼仄與大唐氣象從來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古代士人似乎總會對時間與生死之類的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唐伯虎的詩文既然是為了“以口傳心”，我們在其中讀到的除了他對個人身世的感歎之外，還有一種徘徊於大地的大感傷與大悲憫，即使是在唐伯虎的那些描述尋歡作樂的詩文中，也仍然蘊含著一絲對於時光流逝的永恒恐懼。比如唐伯虎的那首廣為人知的《桃花庵歌》，他雖然在詩中以“桃花庵裏桃花仙”自命，表現出一副安貧樂道的曠達胸懷和一種詩酒逍遙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終還是將時間看做了衡量人類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結局也仍然不免要歸結到虛無，歸結到一個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另外，像《一世歌》、《感懷》、《歎世》、《悵悵詞》等作品，也大致表現了同樣的創作意象。應該說唐伯虎民間形象的形成，的確是與他創作的通俗易懂分不開的。而他對於後世文人的影響，則與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顯不無關係。所以，後人一般都把唐伯虎歸之於晚明人物，因為真正開啟晚明一縷文脈的，從理論上講自然屬王陽明最有建樹，但如果從精神人格與身體力行方麵來說，卻是唐伯虎的影響更大一些。

有關唐伯虎的逸聞和傳說，當時與後世的文人筆記中已多有記載。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主要有《蕉窗雜錄》、《戒庵老人漫筆》、《皇明世說新語》、《風流逸響》和《詩話解頤》等等，其中在民間影響最大的當屬馮夢龍的小說《唐解元一笑姻緣》。從這些零零散散的記載中，我們或多或少能夠看出一些有關唐伯虎傳說形成的蛛絲馬跡，比如“三笑”的典故即原出於《蕉窗雜錄》之中，說是唐伯虎偶於金閶見一畫舫，其中坐一女郎，麵目姣好且“笑而顧己”。這一笑讓唐伯虎心醉神迷，於是買小艇尾隨其後，探知女郎為某仕宦家婢，名為秋香，遂假扮成落拓書生模樣，上門求做書童，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經過一番曲折之後，唐伯虎終於如願以償，與秋香喜結連理，同歸吳中。就是這樣一個捕風捉影的軼事，竟然在民間流傳甚廣，經過數百年的演義之後，秋香的“一笑”變作“三笑”，“某仕宦”也最終變成了有姓有名的無錫華府。對此，我個人認為，唐伯虎故事的演變所傳達的其實是一種下層民眾的集體潛意識，其中，落拓士人將唐伯虎當作了自己的隔世知音，而世俗民眾則將唐伯虎的才子風流當作了自己茶餘飯後的談資。他們不僅寬容了唐伯虎身上所有的不檢點，反而更將他引娼挾妓、眠花宿柳的行為看做是才子的本色與特權。或許中國古代的世俗生活實在太沉重了吧，無論是落拓士人也好，世俗大眾也罷，他們都需要一個桀驁不馴的形象來表達自己被壓抑已久的願望，也需要為自己的理想尋找一個具體的寄托。唐伯虎民間形象的形成，一方麵固然是因為在唐伯虎身上的確不乏“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的詩酒癲狂的豪氣，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下層民眾對一種卸下包袱、任情適性的詩意化生活的向往與追求，他們在“風流才子”的塑造中傳達出自己被深深壓抑著的潛意識，附會在唐伯虎身上，則使之更加生動感人。從這個角度上說，唐伯虎的形象其實是無數次集體創作的結果——對照民間傳說中唐伯虎的喜劇形象與現實生活中唐伯虎的悲劇宿命，大悲大喜之間，卻讓我們對古代讀書人的命運多了一絲惺惺相惜之情。

唐伯虎有一篇《伯虎自讚》如是寫道：“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卻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我們不妨把它看做是民間唐伯虎與現實唐伯虎之間的靈與肉的對話。事實上，民間傳說中的唐伯虎是不是他本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些傳說感受到了民間大眾向往自由的精神，同時也捕捉到了他們追求自由的靈魂。所以，對於這些傳說，我個人是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的，能夠在中國文化史上找到一位如此豐滿、鮮明的風流才子形象，哪怕是虛構多於真實，也仍然聊慰我心——畢竟，曆史因此變得格外鮮活、動人，不再寂寞。

[青柏]

能夠在中國文化史上找到一位如此豐滿、鮮明的風流才子形象，哪怕是虛構多於真實，也仍然聊慰我心——畢竟，曆史因此變得格外鮮活、動人，不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