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標準話”是如何形成的

　　人口龐大、居住地遼闊的漢族，盡管各地的方言與風土人情有著千差萬別，但在文化上，卻始終維持著統一民族的心理。中國的國土麵積同歐洲差不多，但歐洲最後形成幾十個國家。不少國家和民族的語言差別其實又比中國各地同一漢族的方言差別小。但方言的差別從來沒有成為分裂的因素，從文化上說，方塊字確是起著維係民族統一的第一紐帶的作用，這是不應低估的。此外，標準語，即語言學家們稱之為漢族共同語的作用，也同樣不可小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第二紐帶。

　　中國漢族自古以來，盡管一直有許多方言，但既然有統一的文字，事實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隨著一種標準語。用語言學家的規範稱呼，叫漢民族共同語，這是相對於方言而論的。古代標準語並非出自行政命令，進行推廣，並且遠不是各地的人都能聽懂，卻是自然形成的。它出於同一民族內部交流的需要，其作用亦非方塊字所能取代。古代標準語的形成和變遷，自然是與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關。

　　在中國古代，更遠的情況無法追述，但在秦與西漢時，大致是以秦晉一帶的方言作為標準語，而自東漢以降，又以洛陽一帶的方言作為標準語。口頭語言與書麵語言的關係，當然是源與流的關係。事實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辭多古語”，上層士大夫與下層民眾的口語差別很小，都是講《史記》那樣的文言。唐詩的韻律，也是依洛陽話為據。宋人談論“天下語音何處為正”，認為“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但仍應以“讀書人然後為正”。當時洛陽話與“讀書人”的差別，大致就相當於如今北京土話與標準普通話的差別。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頭語言與書麵語言的差別顯著增大了。富麗堂皇的唐詩中，已經采納了一些當時的口語。宋代的漢文更出現了口語化的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編的《朱子語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語講授和談話的原貌。這證明即使像他那樣文化修養很高的士人，盡管還是用古文寫作，但平日的言談，甚至講授儒家經典，也已經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樣，“其辭多古語”，但他作為 “讀書人”，說的還是洛陽話。

　　自金朝中期開始，今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於是標準話就逐漸由洛陽話轉變為北京話。金人接待宋使，“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反映了當時中都話的推廣。金朝後期，完顏合周“語鄙俚”，他所寫的榜文說：“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眾所周知，現代北京話帶“兒”字，是其一個特點。看來早在遼金時代，燕地方言即帶“兒”字。如遼代稱漢人為“漢兒”。燕地方言到明清時成了官話，而在民國時方確定為標準話。

　　古代的標準話是習慣形成的，沒有法定，而且使用的範圍肯定不如現在的普通話廣泛。故語言學家稱之為準共同語，是較為確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