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事件：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發生，與中國近代史上的其他教案一樣，有著深刻複雜的社會政治原因與文化衝突原因。例如，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的規定把西方傳教事業強加給中國，從而在中國民眾與士大夫中引起的反感；洋教士的良善不齊；教民中的敗類以教會為護符，武斷鄉曲，欺淩孤弱①；教會宣揚的教義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激烈衝突 (如洋教會不許信教者拜神禮佛、把祭祖先等等) ；中西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誤會②；教會慈善事業的種種弊端等等。凡此種種多方麵因素的結合，使士大夫官紳及一般民眾與洋人教會之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隨著西方列強侵淩步步深入以及中西文化在近代的衝突日益劇烈，民眾與教會的矛盾也日趨激化。

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有著民眾反抗西方列強的侵淩的自發鬥爭與中西文化衝突鬥爭的兩重性質。而天津教案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卷入這次教案衝突事件的各階層人數之多，清議派人土及正統士大夫在這一事件中態度之鮮明，對我們認識中國正統士大夫與民眾在反洋教的鬥爭中表現的社會心理方麵的一些消極特點，以及這些特點對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發展趨勢的不良影響，具有典型的意義。

天津教案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同治九年六月，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賣兒童的罪犯被天津官府抓獲。該犯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當時，社會上關於洋教堂拐買兒童及以兒童心肝配製長生藥的傳言業已十分廣泛。武蘭珍案件發生後，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在仁慈堂外天津市民不期而集者達萬人之多。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案件調查的法國領事豐大葉乖戾暴躁，首先開槍擊傷清朝官員，民眾積憤一發不可收拾，當場毆斃豐大葉及其隨從。此後，民眾又自發鳴鑼聚眾，殺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二十人，以及中國雇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國內外注目的一大命案。

曾國藩奉命調查此案。調查結果表明，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均稱由其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無拐騙實據①，當時天津城內外，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②，被教堂掩埋的死嬰屍中，也都有心有眼③。社會上有關仁慈堂“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純屬謠傳，沒有任何實據④。經官方審查，百姓中也沒有提出證據者⑤。

迫於英法等七個西方列強的聯銜抗議，清廷議定賠償死者家屬撫恤金四十六萬兩，由崇厚代表清政府前往法國致歉，府縣官員因料理不善受流放處分，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眾數十人，天津教案始算了結。

與我們分析的論旨有關的問題是，為什麽當時由—個罪犯提供的、未經調查核實的謠傳，居然能在極短的時期內使天津土民深信不疑，以致上萬民眾群情激昂地不期而集? 為什麽這一謠傳，競能象導火線一樣激起憤怒的民眾焚燒教堂、殺死洋人及中國雇員數十人的這一震驚國際社會的大教案? 曾國藩根據調查結果給朝廷的報告中稱：“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凶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 ”此言不可不謂合乎事實。盡管如此，大多數朝野土大夫為什麽對傳聞仍信以為真? 內閣學士宋晉奏稱“仁慈堂有罈裝幼孩眼睛”。連慈禧太後也深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她向曾國藩諭道：“百姓毀堂，得人眼人心，呈交崇厚，而崇厚不報，且將其消毀。”①

為什麽當官方調查結果已經公布，謠傳已得到澄清之後，人們在情緒上仍對這類謠傳還不肯拋棄，以致使曾國藩在當時的正統派土大夫清議的攻擊之下深感“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而“引咎自責”②？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謠傳，根據《東華錄》記載，在湖南、江西、揚州、天門、大名、廣平教案事件中，都曾發生過①，並且都通過各地士大夫鄉紳的檄文、揭貼廣為流布。為什麽這類“挖眼剖心”的傳言在當時各地具有如此普遍性，尤其是為什麽，上述各地教案結案之後，此類謠傳的虛實總是不能“剖辦明白”②?

現代大眾傳播學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解釋這個秘密。國外一些研究社會信息傳播規律的學者發現，受傳者在可以獲得的大量信息中，特別注意選擇那些同他的立場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並且支持他的原有價值觀念的信息。人們對社會信息的反應態度，受到其主觀的心理構成的製約③。有的研究者還進一步提出受傳者心理上的三種選擇性因素：

首先，是選擇性接受。人們總是願意接受那些與自己固有觀念一致的、或者自己需要的、關心的信息，而總是下意識地回避那些與自己固有觀念相抵觸的、與自己情緒狀態相抵牾的信息。

其次，是選擇性理解。對於同樣一個信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解為人們固有的態度和信念所製約。

第三是選擇性記憶，人們容易記住自己願意記住的事，而容易忘記自己不喜歡的事情①。

上述理論對我們認識近代社會有關洋人的信息傳播過程的特點是有啟示的。史料表明，近代士大夫社會和民間社會對有關洋人的信息，事實上確實存在著鮮明的選擇性吸收的社會心理現象，例如，郭嵩燾就曾指出：

“常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耳，引此為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矣。”②

這種憤怒地拒絕社會上有關“西洋好處”的信息，而樂於聆聽對洋人“詬訶”的信息的社會心理現象，反映的正是深受洋人壓迫和欺淩的中國國民中心理定向反應。

郭嵩燾在其光緒三年一段日記中，更確切的記述了在京師不下萬人的士大夫社會中對有關洋人信息的選擇性接受與拒絕的現象：

“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洋)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議。為語及洋情，不樂，垢毀之。然則士大夫所求知者，垢毀洋人之詞，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師士大夫不下萬人，人皆知詬毀洋人，”。。。。。但以詬毀洋人為快，一切不複求知。此洋禍所以日深，士大夫心思智慮，所以日趨浮囂，而終歸於無用也。”①

憤怒地拒絕接受有關“洋人好處”的社會信息並喜於聆聽對洋人“垢坷”的社會信息，是一種在士大夫及一般國民中極為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這表明，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由於中西文化在近代衝突的尖銳性，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國民中已逐漸形成一種對西洋文明、西方列強及其在華的洋教士、洋商人、洋領事的深感厭惡和憎恨的心理定向反應(或稱為心理定勢)。這種心理定向反應，乃是民族自衛意識、傳統文化本位意識及心理、挫折感與屈辱感壓迫下產生的心理防禦機製，以及信仰與思維方法等諸多因素彼此結合而成的複雜構成物。它具有一種鮮明的對社會信息的選擇性吸收和抗拒的傾向性。

這裏，我們進一步值得考慮的是，為什麽這種特定的社會心理定向反應具有對有關洋人的社會信息的選擇性接受與拒絕的傾向性? 因為一般正統士大夫與民眾由於在長期受西方列強與洋人侵淩欺壓，由於中西文化衝突的極其深刻而劇烈，被壓抑在內心的屈辱感、憎惡感有一種渴望強烈地抒發和宣泄的潛意識要求。這種潛意識要求，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通過在戰場上打擊強大的敵人的方式實現，而由於不平等條約的規定下來的洋人享有的治外法權，又使人們無法通過訴諸打官司的法律手段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種種有關洋人“禽獸生番”行為的謠傳就最能動人聽聞，激發人們群起聲討和攻擊洋人的社會心理，從而使人們內心的積憤和屈辱，有可能通過群眾性的暴力反抗而獲得宣泄的渠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宣泄和抒發被壓抑的積憤，以實現對侵害者予以打擊和反抗的潛意識願望，便構成了冤抑莫伸的民眾與士大夫對有關洋人信息的非理性化的選擇性因素。

有關洋教士“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煉丹采生” 的迷信謠言，從明朝末期算起，在利瑪竇入華傳教以後，就在正統士大夫中開始流傳，這種謠言的流傳史幾乎長達二、三百年之久。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越到近代，與洋人交涉越多，謠言不但沒有作為誤會而被澄清。相反，隨著人們對洋人侵淩中國的民族仇恨的加深，此類謠言在士大夫和一般國民中也就相應地成正比地越傳越廣，到了義和團時期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同樣，我們也不難理解，武蘭珍的假供詞何以會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使如此眾多的天津市民迅速地信以為真。他們多年以來一直從文人廣為傳布的反洋教的揭貼、告示、檄文中和道聽途說的社會消息中得知了洋人們如此這般的“禽獸之行”，如今武蘭珍口供使他們認為洋鬼子們的此類獸行業已得到本地人的證實，他們的怒火便象火山內的熔岩找到了突破口而爆發出來了。

其次，我們也不難理解，曾國藩負責調查天津教案，其調查結果公布之後，為什麽竟會“津人毀之，湖南尤相與毀之，及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之者。”這種社會心理現象的普遍性強有力地證明，民眾潛意識中迫切渴望抒發被壓抑的屈辱感的情緒，已經強烈到使他們對調查結果表示同仇敵愾的地步，假如官方調查結論阻止了他們去宣泄自己長期受壓抑的積憤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