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沈君山
我在1973年回台任清華大學（指台灣“清華大學”，下同——編者注）理學院院長，1998年退休，但我和清華的淵源卻更早。1949年北平解放前，當時的校長梅貽琦帶著學校大印，乘蔣介石特派的最後一班專機逃出圍城，後來移居美國。1950年以後，拜朝鮮戰爭之賜，蔣在台灣立定了腳跟，又想起要造原子彈，此處用一個“又”字，是有典故的。1945年兩顆原子彈逼降日本，蔣覺得真要躋身四強，也必須加入原子俱樂部，召集了吳大猷等幾位學者，商議造彈之道，吳說造彈必先造人，沒有人造不出彈來。蔣納其議，遂用原定造彈的經費選送一批年青才俊到美國去學造彈之道。當然先從聲光電化開始，物理方麵，就由吳大猷負責，他選了李政道、朱光亞二人，後來，兩人中留在美國的得了諾貝爾獎，回來的也確實幫中國造出了原子彈。
1955年前後，蔣得到情報，大陸已在進行造彈，乃積極規劃也在台灣造彈，他還深深記得造彈必先造人的話，想起流寓美國的梅貽琦，就請他回來主持，在1956年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同時清華也正式在台“複校”，這是台灣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許多大陸學界人士隨同流亡來台，但一律不準複校，一方麵固然是因為經費關係，更主要的是因為內戰期間，國民政府吃足了學生運動之苦，聞虎色變，風雨飄搖之際，大學之道當然隻好以後再說。但“保國必要造彈，造彈必先複校”，此話道理或許欠通，但說來冠冕堂皇，何況是層峰交待的，因此“複校”一請就準，而且一準就是“大學”，這也是破例。當時“複校”審查極嚴，1960年以後，交大中大也相繼“複校”，但隻能成立“院”，交大是工學院，中大是理學院，直到1970年代才能稱校。
在申請複校的公文上，梅貽琦蓋了個“國立清華大學”的大印，此大印據說是北伐勝利後，清華從洋學堂收歸國辦時國民政府頒發的，而且梅貽琦做大學校長已數十年，總不能現在再要他降一級做院長，在十分為難的情形下，“教育部”隻好準許隻有一個研究所十八個學生的清華“複校”成為大學。
四十年後，這顆大印又派上了用場。 1995年，那時已是校長的我率了台灣清華的三“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及各院院長到北京清華訪問，並簽訂合作交流協議。這是一件大事，我先做了一番準備，北京清華的規模和學生人數都比台灣清華多上一倍半，而且“天下狀元，半入清華”，是大陸一等一的名校。雖雲回母校必會受到殷勤接待，但總不能太比了下去。於是預為準備，兩校正式來往函件概用上當年大印，又製作一卷介紹新竹清華的錄像帶，一開始就是校徽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以校歌配音：“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和大印一起帶去北京，在第一天有老教授老校友參加的正式聚會上拿出來放映。“文革”期間，北京清華原來的校歌校徽都被廢了，那時還沒有恢複，許多老教授老校友都已二三十年沒聽過校歌了，乍然聽到，“此日中堂聞舊音，何人不起故校情”，當然激動得很，錄像帶一開始不久，就聽見座中有驚呼“老校歌”的聲音，後來還有跟著哼的，錄像帶放完，該我報告介紹台灣清華，我把報告精簡了些，最後留三分鍾把錄像帶的開首再放一遍。
這次聚會兩岸初晤，氣氛非常非常之好，真個是曆盡劫波兄弟情更濃，後來的協議當然也很順利，簽字就簽了四份，兩份簡體字，兩份繁體字，兩份新竹（台灣）清華在前，兩份北京清華在前，真正的對等互惠。最實惠的是庚款事也解決了。清華創校原仗庚子賠款，後來支持放洋留學，培育了許多人才，在台“複校”，也賴此款挹補，以後就一直歸校長專用，稱為校款。校款原來是隻準動用利息的，但在1949年後，幾番轉換，到我任校長時，到手的隻剩箋箋之數了。但箋箋之數還是數，1979年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款亦將轉手的傳言不斷，一度（台灣）政府還指派專人負責“護款”。但兩校自己卻因無直接交往，從未談起過。 1993年在香港的一個大學會議，我首次遇見北京清華的王大中校長，他問起此事，我想終於來了！乃坦誠相告，此款現由中美人士合組的一個委員會保管，我管不著，等我弄清楚了我們再好好談。以後又有一兩次晤麵，他又提到此事。此次赴京，我想此問題總要麵對，乃想好了腹案，但到了北京，一直地忙，王校長倒也沒提起此事，直到簽完合作協議，中間有一條專談兩校師生交流的事，儀式結束後，觥籌交錯互相恭賀間，我指著這條說：“校款就用來支持這項活動怎樣？”王校長是解人，頷首會心一笑，那棘手的庚款問題就此解決。當然，王事先也早打聽清楚，庚款餘額確已無多，而保管委員們卻都是耄耋長者（吳大猷是主任委員），這種麻煩不惹也罷。
回首前事，轉瞬十年過去了，應該“坦白”一下：那顆大印不是原裝貨。和北京交流前，我曾著人尋找原來大印，但早不知蹤影，好在舊日文件都在，乃仿製了一顆，可以亂真，說是梅校長用過的大印，也是培養氣氛，請王校長老校友多多見諒。不過校款確已是箋箋之數，今暑（2004 年）兩校師生交流，還靠它貼補。在中國教育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庚款（出自八國聯軍賠款，是國恥之款），始於（太平洋）兩岸之遊學，終於（台海）兩岸的遊學，也可算是善盡其用。
且說1956年清大在台“複校”，全校有校長一人，專任教職員四人，研究生十八人。教職員工包括教授吳大猷——知名學者，助教沈君山——台灣大學六年級生，主任秘書及工友共四名。
怎麽會有一個大六的學生來做研究生的助教？原來我在台大讀了四年級，去受軍訓一年，回來發覺必修的德文沒有及格，隻好留校一年，做個六年級生專修德文。那時我在台大已是位“名學生”，名學生有多種，有的功課特佳，有的犯上作亂，我一概不是，是個不太用功、功課卻還不錯的逍遙派，特點是參加很多課外活動，幫學校贏得許多獎牌，其中之一還麻煩胡適幫我平反，是我大學生活最記得的一事，雖在《浮生三記》中追述過，此處還忍不住再說一遍。
大四那年，我代表台大參加高級別的橋牌比賽，抱回一個大獎杯。
父親自小家境清貧，苦學出身，日常訓誡，總希望子女能勤奮向學，卻不知如此反引起正處於成長期的兒子的反彈，“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什麽都拿獎，惟有功課不拿獎，父親看我這次又抱了個橋牌獎杯回來，乃置之廁所，讓我晨昏麵對，好好反省。不料有一天，當時台大的校長錢思亮來我家做客，看到學校的獎杯放在廁所，詫異地詢問父親緣由，父親反數落他一番：“做大學校長，不好好教學生讀書，卻去打牌，是怎麽回事？”父親較錢校長年長，校長不便反駁，心中卻不服氣，恰好那時胡適自美返台，寄居錢寓，錢把此事跟胡適說了，胡適安慰校長說不妨，他會找機會幫我們平反。
不久，胡適應邀來我家便餐（他和父親原是康奈爾大學同學），陪客都是很熟的朋友，父親叫我也在末座坐了。酒過三巡，談談就談到橋牌獎杯的事，胡先生先講了個真實的故事，一位美國年輕人求職，因為在校課外活動表現好，反被賞識，勝過了功課好的，被錄取了。然後就說現代教育是要多元化，參加課外活動是好事等等，娓娓道來如春風化雨，滿座皆頷首稱是，父親亦無話可說。客人去後，父親就叫我把獎杯搬回客廳，那蒙塵已久的銀杯終於見天日了。
獎杯主人的得意就更不同了，四處地說，說胡適到我家來了次機會教育，這話後來當然也傳到胡適那兒，他想想掃了老友在兒子麵前的麵子，過意不去，乃送了我們一幅字：“從今後，要怎麽收獲，先怎麽栽。”
這幅字的後麵兩句是胡適的名言，海內外傳誦已久，但在此加上“從今後”三字，卻有告誡我的意思。它至今還掛在我的客廳，已近五十年了。
這個故事後來也傳到梅貽琦那兒，那時學校初創，他需要一位助手，也要幫即將返國的吳大猷找一位助教，當然要學物理的，他想起我，就找我去談話。
梅貽琦是一個不多話的人，隻講了幾句話，約略告訴我工作的性質，提起橋牌獎杯的事，他說：“吳先生也是喜歡玩橋牌的。”這就引起了我一大番議論，把胡適之自由主義多元教育的意思，大大加油加醬地發揮了一番。校長隻微笑不作聲地聽，後來就錄取了。讓一個未畢業的大學生做了一年三個月研究所的助教，到出國為止。
這一年多我跟在梅、吳兩位身邊，真是受益終生。其經過在《浮生三記》中已有所述，此處就不贅述了。當時梅校長是否慧眼先知，是否在為四十年後的台灣清華培養一位校長，隻好猜測，但1996年台北月涵堂（當年他辦公居住的地方）翻修，我為他立了一個銅像，下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這八個字，我想應是對梅校長最恰當的寫照吧！
清華不是庚子賠款所建，而是多給了美國一倍半的多餘的那部分款項來建設的。
清華不是庚子賠款所建，而是多給了美國一倍半的多餘的那部分款項來建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