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前的毛澤東

　　攝影記者懷著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進毛澤東的客廳，無比驚奇地發現這裏是書的海洋。毛澤東像普通人一樣和他交談，親切的感覺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華社攝影記者，也是擔任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的杜修賢接到通知，他將同時擔任毛澤東的專職攝影記者。

　　多年從事政壇攝影，他有一種重如泰山的壓力和責任。然而對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師這一重任，他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能否勝任沒有把握。這時，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詩：高處不勝寒。

　　難道這就是冬季的機緣？

　　他曾問過辦公廳的領導：“總理一個人的活動就夠我忙的，又加個主席……這怎麽忙得過來呀！隻是管主席一人，還是兩人都管？”

　　“當然都管！”領導口氣十分幹脆，沒有商量的餘地。

　　他是個痛快人，做事不喜歡拖泥帶水，既然這樣，與其猶猶豫豫不如幹幹脆脆答應了。雖然他從60年代就走進中南海，成為一名出色的“紅牆”攝影師。他跟隨在總理身後，為當時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精彩瞬間，這其中也包括了毛澤東。但毛澤東在他的記憶裏有時仍有一種朦朧的感覺，好像他沉默、憂鬱。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講毛澤東沒有架子，講話很風趣，一舉一動都帶有詼諧的成分，特別是濃鬱的湖南話，使得本來就很有詩意的語言更加悅耳也更加難懂，為此工作人員們沒少鬧笑話，待主席明白他原話已被別人理解成驢唇不對馬嘴的意思時，他自己也會跟著一起大笑，絲毫沒有一點責備的意思。但由於沒直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所以杜修賢對毛澤東仍有一絲神秘感……

　　杜修賢接到毛澤東秘書的電話，說主席要接見外賓，叫他立即就去。這是走馬上任的第一次拍攝，也是他第一次走進毛澤東的遊泳池。

　　他走到這幢普通卻不尋常的平房前，決然料不到它是毛澤東一生最後十年的住處。

　　他第一次走進時，因為充滿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環顧四周。書房裏的情景並不像腦海裏所想像的那樣富麗堂皇，明光閃亮，甚至有點灰暗、陳舊，厚厚的紫色窗簾擋住了戶外的陽光，屋裏亮著燈，使得本來就很簡樸的陳設愈加簡樸。構成灰色主調的要算那貼滿牆壁的線裝書，一排排一層層一摞摞磚頭似的書擺滿了環屋的書架，許多書裏還夾著白色的紙條，這是讀書人留下的思考和閱讀的記號，猛一看還真像商店貨架上的價碼標簽呢。

　　除了驚人的書“海”外，醒目的陳設要算客廳中間擺成月牙形的沙發和擠在沙發之間的三角茶幾。沙發旁擺著落地台燈，茶幾上整齊地放著一摞紙巾、國產煙、青瓷煙缸和青瓷茶具，茶幾下麵有幾隻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親切。

　　這時毛澤東從他的隔壁房間走了進來，杜修賢正背對著門測光，沒有看見，待轉過身時，主席已坐進了沙發裏，他竟一點沒有察覺，自顧選鏡頭，無意間發現鏡頭裏怎麽有個人，一駭，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機，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動……毛澤東似乎也沒有注意他們，他拿著一本厚書，目光透過手裏的放大鏡，正細細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動。

　　杜修賢和拍電影拍電視的兩位記者生怕驚動主席看書，就悄悄地出來，到外麵的過廳裏等著。

　　主席的機要秘書這時告訴杜修賢：“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賢不相信地直搖頭，“我從沒跟過主席，他怎麽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說過你手快，抓神抓得準，動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點名要的將。”秘書的神情很認真，不像是開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見他拍的新聞照片，才這樣說的。

　　杜修賢隻是笑了笑，好像不以為然似的。其實他心裏很高興。但他知道毛澤東是不愛麵對鏡頭的，記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聞攝影小組的幾個人想趁主席在大會堂開會之際，為他照一些正麵的標準像。準備提供給畫家們使用。因為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要更換，畫家需要臨摹的樣本，這個拍攝“樣本”的任務就落在了中央新聞攝影小組幾個記者的身上。幾個記者就在會議室外的大廳裏架好大照相機，等候毛澤東開會出來。過了不一會兒，毛澤東走了出來，就是人們記憶裏的那種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計辦公廳主任已經通知他，有拍攝正麵像的任務。他大概看出攝影師們的用意，就徑直走來，在為他擺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嚴肅，好像在進行什麽重要儀式似的。

　　杜修賢知道主席不喜歡麵對鏡頭，就趕緊手忙腳亂地對焦距，想早點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卻傻了眼，明明鏡頭是正麵對著毛澤東的，怎麽……眨眼工夫就轉了向，鏡頭裏毛澤東是側麵！這是怎麽回事？他還以為是椅子沒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澤東卻側著身子。不僅頭部側著，連整個身子都側著。主席為什麽要側著臉照相？是要照側麵像，還是不喜歡麵對鏡頭？猜來猜去，杜修賢也猜不透主席此時的心思。一般標準照都是正麵像，杜修賢又不敢擅自做主給主席照側麵像。大家一邊直著急，可誰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幹脆，大家將大相機連架子端起來，順著主席的姿勢移了半個圈，直到又一次鏡頭對準他。

　　毛澤東一聲不吭，滿臉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鏡頭，幸好沒有再側轉身子。他們趕緊利索地搶拍了幾張就關了機子，好讓主席早一點“解放”。以為一拍完，主席會馬上離開拍攝地點，誰知他見關了機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煙點燃，深深地吸一口，接著又輕輕放出，一縷煙霧在他眼前飄散，好安逸！

　　大家見主席放鬆了，也跟著鬆了口氣。

　　後來發現許多次他都這樣，隻要你不將照相機鏡頭筆直地對著他，即使燈光忽閃忽閃的，他也會談笑風生，神情自若的。他並不是拒絕所有的鏡頭，而是喜歡記者在他輕鬆自由中拍攝他。

　　過了一會兒，秘書進來說外賓要到了。

　　因為毛澤東不喜歡記者圍在四周，更加討厭閃光燈，所以，他會見外賓隻允許一個攝影記者在跟前。如果有外賓帶來的記者，隻要是攝影記者，就一律攔在門外。

　　外賓的車子已停在了門口。主席放下書，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軀，彎腰將煙頭按在煙缸裏，快步朝門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還硬朗，臉色也紅潤，常從眉宇間流露出人們最熟悉的慈祥。

　　外賓由周總理陪同走進客廳。杜修賢飛快地按動快門，因為他能把握最佳瞬間，拍這樣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澤東隨客人一同落座。

　　鏡頭裏—毛澤東正和外賓談笑風生，將他精辟的論點和英明的預見交給來過這裏的客人。聚集著偉人思想的小小空間將成為影響全球的支撐點，毛澤東充滿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門不住地響動。

　　看見毛澤東興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裏都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會見時間一般不會很長。客人離去時，毛澤東總是堅持將客人送出客廳，穿過放著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過廳門口，主席這時才止住送客人的腳步。

　　過廳不大，一扇門通向外麵，人們進進出出都從這扇門裏走。過廳裏靠窗有一排沙發，工作人員常在這裏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賢見主席送客人到了過廳，估計不會再有新任務了，就收拾機器，準備離開。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轉過身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沒有想到，這個在中南海幹了10年的攝影師一個最難忘、最幸福的時刻就這樣降臨了。

　　他激動地走上前去，緊緊地握住那雙溫暖的巨手。毛澤東笑眯眯地問：

　　“老杜，你是麽子地方人？”

　　“陝西米脂。”

　　主席在過廳的沙發上坐下，從茶幾的煙盒裏取出一支雪茄煙遞給他，這簡直不可思議！連他會吸煙主席都知道。他沒好意思接，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煙，“主席，我抽這個。”

　　“哎！吸這個煙，這個煙有勁哦，不習慣嗎？”

　　杜修賢見主席手這麽舉著，連忙接了過來。

　　主席自己又點了一支雪茄煙，頓時，雪茄煙特有的芳香飄襲而來。“會吸這個煙才叫會吸煙呃！”

　　杜修賢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這粗黑、外麵還裹著塑料膜的進口雪茄煙。沒抽，而是點燃了自己的香煙。毛澤東凝著眉，用手指頭敲了一下自己閃亮的大額頭。

　　“陝北有句順口溜—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可惜啦，你是個漢子。”

　　毛澤東雖然湖南口音很重，但這幾句陝北順口溜愣就學得有那麽股子陝北黃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著連連答應：“對的對的，就這麽說的。”

　　“米脂風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們米脂人。他也是個漢子，看來，米脂也出漢子嘛！”

　　這一番話勾起了杜修賢遙遠的回憶。

　　“窮則思變！所以，米脂出了個李自成。米脂的漢子自古有出來鬧革命的習慣嘛。”主席又和他開玩笑地說了起來。

　　接著，主席講了許多紅軍在陝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賢已想不起來這些趣事的內容，隻記得當時主席很開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個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裝似乎掩蓋不住他詩人的浪漫氣質，明明是筆挺的毛料服裝，他這麽一穿，什麽樣都沒了，鬆鬆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個細節都被勾畫了出來。杜修賢看見他，一個口袋蓋兒掖在口袋裏，另一個則一半在裏一半在外；襯衣領口的扣子沒扣；袖口敞著……

　　不過，眼前的毛澤東比心目中的毛澤東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實可信可親。特別是他對生活細節的忽略，使他更像個男子漢，盡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漢的魅力絲毫不減。

　　談完話，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褲腿的煙灰，走進了書房。

　　離開主席住所，杜修賢想起了那根雪茄煙，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帶勁！原來，他留個心眼：這煙沒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來。

　　這支雪茄煙杜修賢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許有些年輕人感到他的舉動似乎可笑。然而，這卻是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裏的人民，對領袖愛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實流露。

　　★ 杜修賢怎麽也沒有想到，在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記者期間，他的任務最艱巨，責任最重大。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驟然衰老再也躲不過真實的鏡頭，而八方責難卻向他湧來。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的毛澤東，也無法背離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78歲高齡的毛澤東與周恩來一起領導了對林彪集團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擊和極度的勞累，使毛澤東的身體驟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隻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結果著涼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會結束時，在場的一位醫生注意到，毛澤東在上汽車時幾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車，最後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才上了車。同年2月12日淩晨，毛澤東由於肺心病加重和嚴重缺氧，突然休克，心髒也已經停止跳動。幸虧醫生胡旭東、吳潔立和護士長吳旭君、俞雅菊等及時搶救，才緩了過來。聞訊從西花廳驅車趕到毛澤東住所的周恩來，也很久邁不開要下車的腿（當時周恩來也身患絕症）。如果搶救失敗，後果不堪設想。

　　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這是毛澤東重病脫險後的第九天。他的腳腫得很厲害，過去的鞋已經穿不進去了。為了準備會見尼克鬆，工作人員事先特地畫了腳樣，定做了兩雙肥大的圓口黑布鞋。尼克鬆抵京的當天下午，毛澤東就在住地會見了尼克鬆、基辛格等。當客人進門時，工作人員攙扶著身體虛弱的毛澤東站起來，向客人們致以問候。毛澤東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語言流利地表達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來向客人解釋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患了支氣管炎的緣故。而尼克鬆在回憶錄中卻判斷：“這實際上是中風造成的後果”。尼克鬆有所不知的是，毛澤東的病情實際比他的判斷還要嚴重得多，書房的屏風後放置的就是應急搶救的醫療設備，醫護人員正在隔壁的房間內待命。

　　原定這次會見隻是禮節性的15分鍾，實際卻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延長到了一小時零五分鍾。在會談中毛澤東是那樣地機敏，但會談一結束，疲憊的他卻不得不在沙發上靜坐了 30分鍾，隨後即臥床休息。也許有心人會注意到有關這次會見的報道中沒有出現“神采奕奕”、“身體非常健康”一類的用詞。

　　在這以後，毛澤東講話越來越困難，到最後一年時間裏，隻有長期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才能聽懂(有時是根據口形猜測)。他在與人談話時需要工作人員逐句“翻譯”。

　　1973年8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十大”。帷幕拉開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員攙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會議結束時，他是等全體代表退席後才讓工作人員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聞紀錄片中，既沒有毛澤東入場的鏡頭，也沒有他退場的鏡頭。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身體的驟然衰老同樣也躲不過攝影記者的鏡頭。

　　1972年初，毛澤東第二次病倒後，情形發生很大的變化。在會見尼克鬆時，他們這些常常看見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驚，毛澤東猶如化妝般地迅速蒼老，矯健的步伐被沉遝的蹣跚取而代之了。

　　這是多麽令人心悸也令人憂慮的現實啊！雖然那高高聳立的紅牆可以阻隔人們的視線，可沒有什麽能阻隔再現真實的鏡頭。一種從未有過的惶恐化為沉重的陰影籠罩在大家的心上。

　　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是不會忘記偉大領袖那神采奕奕、邁著矯健步伐登上城樓的日子，激動人心的場麵和激動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裏，而當時任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的記者更是留下了許多精彩的鏡頭。隨著歲月無情的流逝，形象感覺的偏差越來越大。當杜修賢擔任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後，他卻為獲得一張對得起億萬人民的照片而絞盡腦汁。

　　為了彌補這種偏差，杜修賢和他夥伴們幾乎施展了渾身的解數—形象不夠角度補，臉色不好光線補，還利用側照、仰照、遠照等技巧避開病態的表情，尋找把握“傳神”的瞬間……

　　手裏的相機沉重了，他們的心更加沉重。

　　他們的沉重和膽怯還不僅僅是來自毛澤東的拒絕，毛澤東不願意將自己蒼老的形象過多地曝光，這個心思他們能理解。

　　他們的沉重和膽怯更多的是來自“四人幫”的指責。

　　每次開啟快門後，留在膠卷上的形象讓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樣無可奈何。因為他們拍攝毛澤東會見外賓的片子都要經過中央領導人審看。一般是總理先看，看後就送到釣魚台給住在那兒的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審看。

　　幾乎每一次審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話題：毛主席的形象沒有拍攝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杜修賢，問：“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裏，他的身體很好嘛。你們怎麽拍成這個樣子？”那話裏的含意再清楚不過了—你們是不是故意將主席拍成這個樣子？其實，要論去主席那裏，江青絕沒有記者們去得多，他們雖然不知道主席的身體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們心裏是有數的。江青這樣一問，在他們本來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種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聞，片子都要經他審看，有時他並不多說什麽，隻是聽到別人說這說那時也插上幾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夠嗆：“你們照不好毛主席，全國人民會罵死你們的。”

　　張春橋說話陰：“越拍越沒經驗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審片這樣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聽到他的責難之詞。

　　神化的力量是難以置信的。有時照片剛剛見報，電話鈴聲便會震耳欲聾，心理防線過於森嚴的讀者，會毫不客氣地將責難之詞劈頭蓋臉砸過來：“為什麽將毛主席拍得蒼白無力？”“你們是資產階級新聞還是無產階級新聞？”……

　　杜修賢至今還記得有一封人民來信上這樣寫道：“我們對人民日報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滿。我們以為，這樣的照片，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故，是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形象的誣蔑，是廣大工農兵革命群眾所不能容忍的。”

　　長期置身在這樣沉重、緊張和壓抑的環境中，杜修賢覺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潰了。一段時間，竟害怕電話鈴響，那悠長悠長的鈴聲，每響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預告某種最懼怕的事情來臨。

　　他們滿腹委屈，卻要鎮靜自然地將責難之詞整理成書麵材料，送給總理閱示，及時向他匯報外界對中央外事協作組的反應。

　　對待這個問題，總理有時不像他們那樣緊張，他看看手裏的“狀紙”，再看看一臉苦澀的杜修賢，居然會像打開折扇似的舒展眉頭，笑出了聲。

　　可杜修賢心裏沉甸甸的，實在笑不出來。

　　“老杜，群眾反應是對的，但是你不要有問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這句話……”總理取下老花鏡，在紙上的某一段話下麵劃過，“這幾句話顯然是不符合客觀情況嘛，是紅衛兵的語言。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這不能都怪你們！”

　　杜修賢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訴無語、欲哭無淚、最需要鼓勵和理解時，有總理這麽一句話，這委屈這苦澀這沉重……也認了！

　　他離開西花廳時，盡管挎相機的肩頭又沉又酸，但心裏輕鬆了許多。

　　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來指示把拍攝時間限製在三分鍾。這下可讓那些平時從容不迫的攝影師慌了手腳。

　　1973年春季，毛澤東患白內障多年的眼睛，視力急劇下降，愈發討厭耀眼的攝影燈在他書房裏閃來閃去。因此，中央辦公廳的領導給“紅牆”攝影師們打了個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兒拍攝還要作些新的規定。

　　從70年代起，外國首腦大凡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有個急切要求：我們要拜會毛澤東，並以一睹“東方巨人”為快為榮。

　　毛澤東身體狀況日衰，而外賓求見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麵臨的是紛至遝來的友誼之手，這能拒絕嗎？猶如人不能拒絕空氣一樣，毛澤東也不能拒絕這些熱忱的請求。

　　這天下午，杜修賢剛在人民大會堂拍攝了總理會見外賓的場景，照片和電影膠片也剛衝洗剪輯好，等總理的空隙見縫插針，送他審看。

　　“文化大革命”以後，總理規定拍攝人員，外事活動結束後兩小時，新聞照片要到他手裏審發；三小時內電影電視片要投在幕布上。當時杜修賢他們機子裏裝的是 32度電影膠片，衝洗工藝比較複雜，從衝洗到看樣片，最快也要一個多小時。有時他隻好少剪點電影膠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業似的，他邊拍邊叫人不停地將膠卷往社裏送，這樣可以節省不少的時間。

　　杜修賢等了一會兒不見大會堂來電話，估計總理正忙，沒有時間審看片子。他也想來個見縫插針洗個澡，不料這“針”還沒插進“縫”，總理那邊來了電話。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見客！”杜修賢慌忙跳出浴缸，也來不及擦幹身子，濕漉漉套上衣褲，抓起相機，就水淋淋往門外跑。跑出門才聽清楚，剛才總理電話說主席晚上11點見客人，現在叫他們去大會堂。

　　怎麽這樣緊張？是不是總理要審片？

　　杜修賢等人一進大會堂就徑直往總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廳走，到門口一看，總理不在。服務員告訴他，總理在東大廳。總理見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個手勢叫他坐下。

　　借著燈光杜修賢觀察總理的神情，好像有什麽話要對他說。

　　“最近主席視力下降厲害，你們知道吧？”

　　杜修賢點點頭，但他已意識到不妙。

　　“醫生建議主席少用攝影燈，要避免強烈光線的照射。我找你們來，是給你們下道命令，從今天開始，隻給你們三分鍾的拍攝時間，多一分也不行。時間一到立即關燈。”說到這，總理將嚴肅的目光投向杜修賢，“老杜，你負責指揮好。”

　　三分鍾？！杜修賢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驚訝地交換了一下目光。

　　“誰要違反規定，我不找別人，就找你這個頭兒！”總理不容置疑的口氣把杜修賢想放寬時間的請求全堵在嗓子眼兒裏了。

　　別無選擇。他們隻能如此。

　　宴會後，總理在西大廳看了電影電視片，他沒提什麽意見。

　　放映完，他們收拾好東西，就驅車去“海裏”。“海裏”是工作人員對中南海的簡稱。

　　毛澤東住宅外很靜，微風徐徐。不遠的中海映著一輪朗月，皎皎月光隨著波動的水紋，星光跳閃……這恬靜的夜晚，杜修賢卻無法平靜，心裏老想那“三分鍾”。

　　杜修賢踏上極為熟悉卻又陌生的台階時，發現失去了以往的鎮靜和從容，汗老是密集地滲出來，本來就潮濕的內衣，顯得更加悶氣、黏糊，很不舒服。

　　毛澤東書房裏沒有人，他們趕緊放線架機子。

　　“三分鍾能夠嗎？新聞片放一次還要五六分鍾。”

　　“主席的神態要慢慢等，三分鍾光拍也來不及，別說等了。”

　　拍電影拍電視的記者在一邊嘟嘟囔囔的，杜修賢的心情更煩躁，勉強壓住陣陣攻心的虛火，說：“今天，咱們先試試，萬事隻有開頭難。你們還比我強一點，機子可以轉足三分鍾，回去可以剪輯，多少有個餘地。我呢，隻能一張一張地按。每張都要成功才行。你們說三分鍾我能按幾張？我心裏比你們還急。可這是總理的指示，咱們得聽啊！千難萬難，咱們不能再給總理添難了。主席的眼睛不到這麽嚴重程度，也不會這麽限製我們的。再說咱們到底還有三分鍾時間，抓緊點，估計還是夠用的。”

　　大家這才不吭氣了，埋頭整理手裏的機器。他們誰心裏都清楚，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周恩來操的心最多。他今天隻給我們三分鍾也是事出有因，無可奈何之舉呀！

　　第一次的“三分鍾”難關他們終於闖了過來。

　　握手一分鍾，關掉攝影燈。他們微微地鬆了一口氣，等客人就座，開始會談，他們又進去拍一分鍾會談的鏡頭。最後，毛澤東站起來送客人，他們再拍一分鍾。

　　開始，他們不太掌握毛澤東的病情規律。會談剛進行時，毛澤東的精神麵貌不佳，頭無力地倚在沙發上，照出照片顯得無精打采。後來漸漸發現，稍晚一點進去，毛澤東的情緒要好一些。有了經驗，他們便摸到了三分鍾攝影時間的最佳分配，衝洗出來的鏡頭效果也要比剛開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來的。幾個月後，三分鍾的攝影時間好像也不那麽緊張可怕了，不說綽綽有餘，倒也能從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長”，剛摸到了三分鍾的最佳分配規律，領導又對他們說：“要盡量減少開燈次數，隻拍一次握手的鏡頭，告別握手就不要再拍了。電影電視放映告別鏡頭時可重複使用見麵時的握手鏡頭。少開燈，對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點。”

　　這樣顯然對杜修賢不利。主席和客人見麵時，精神有時沒提上來，留在鏡頭裏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滯的。

　　會見活動每人能有兩次握手的機會，而屬於杜修賢拍攝的瞬間隻有一次。

　　他走出書房，左想右想，總覺得主席握手的鏡頭沒把握。

　　和以前一樣寫請示條遞給裏麵的總理！可遞出來的條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確，隻有三個字—“視情況”。

　　杜修賢想總理可能也為難，叫他們自己靈活掌握情況。

　　可他們不怕“死”，就怕“活”。一靈活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視什麽情況，什麽情況叫行，什麽情況叫不行，是個什麽樣的標準。總理為難，他們更為難哪！

　　沒有辦法，他們幾人隻好輪流將眼睛貼在書房的門縫邊，費勁地往裏瞅。這三分像記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舉止，讓站在門外的衛士掩嘴竊笑。但他們也管不了那麽多，目不轉睛地望著毛澤東，隻要見毛澤東情緒好，隻要見客人要告辭就拿著機子往裏跑，迅速搶拍。如果偷看到最後，毛澤東仍情緒不好，他們隻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國慶節，斯諾被毛澤東請上了天安門。很可惜，斯諾在中國的新聞竟沒能引起尼克鬆注意。

　　進入70年代，毛澤東雖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維仍然非常活躍。他反複思考和憂慮的是：中國的國際安全以及國際關係。

　　在1972年內，他和周恩來—兩位中國的巨人，他們在古稀之年以驚人的膽略攜手打開了冰凍多年的中美、中日關係之門。這一英明之舉，使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 變化，掀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們合作史上寫下了閃光的一頁。

　　中美、中日外交關係的確立，迅速改變了世界格局。為中國後來的對外開放跨出了關鍵一步。　

　　長期以來，孤立和遏製中國，一直是美國在亞洲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重要內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後，他意識到不改變這種政策，美國就無法擺脫在亞洲的困境。美國要有效地對付蘇聯，也必須改變過去的反華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國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鬆在訪問法國時對戴高樂說：無論困難多麽大，他決心要同中國進行“對話”。不久，又正式請求戴高樂把美國謀求同中國對話的設想轉告中國政府，接著又分別要求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把他的想法轉告中國領導人。

　　從中國方麵看，自中蘇關係破裂之後，蘇聯已成為對中國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為了中國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作出決策，爭取改善中美關係。

　　1970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照例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當一個高鼻子外國人和他的妻子走出電梯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這個老外的手，說：“歡迎你，斯諾同誌。”

　　當斯諾知道他是第一個被邀請上天安門的美國人時，他很興奮，說：“我真是第一個被邀請上天安門的美國人嗎?”

　　周恩來肯定地點了點頭。

　　斯諾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記者，要不是充滿好奇心，當年他會到陝北紅色的土地上去嗎?

　　今天，他登上天安門，依然是那個充滿好奇心的記者，他對這座東方城樓上的一切都覺得新鮮，甚至覺得眼睛都不夠用了。

　　“毛主席叫我請您來，您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的聲音響在耳邊。

　　斯諾也很動感情地說：“當年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第一個見到的紅軍領導人就是您。”

　　回憶起往事自然都很高興。斯諾還記起，當時周恩來用英語和他交談，他很吃驚。

　　周恩來也回憶起當時給這位外國記者安排的采訪路線，說那時沒有汽車，隻有一匹馬給他騎。

　　“當年您安排我見毛主席，采訪紅軍，這在西方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門，也是……”

　　周恩來以政治家的語氣說：“在中美關係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你三次訪問中國，今天還上天安門參加我們的國慶活動，這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情。”

　　“我又有獨家新聞了？！”斯諾顯得很興奮。

　　這時，電梯又一次打開，毛澤東的身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周恩來和斯諾迎上前去。此時，毛澤東已經步入老年，和斯諾印象中的毛澤東有了很大的變化。

　　“主席，您看誰來了?”周恩來用他那特有的江蘇口音普通話說。

　　毛澤東顯然已經認出了斯諾，他笑了，說：“斯諾先生，老天保佑，我們又見麵了。”

　　斯諾感到，毛澤東雖然老了，但他說話還是像當年一樣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熱情地和他們握手，對他們表示歡迎。

　　周恩來又向林彪介紹斯諾，他對斯諾說：“這是林副主席。”

　　斯諾和林彪認識，在延安時他采訪過這個著名的紅軍將領，所以他說：“林彪將軍，我們又見麵了。”

　　林彪說：“斯諾先生，你是毛主席請來的，我們熱烈歡迎你!”

　　天安門廣場上的慶祝活動開始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聲浪此起彼伏，使斯諾感到茫然。

　　毛澤東把他叫了過來，讓他站在了天安門的正中央，翻譯冀朝鑄正好站在了他們身後。攝影記者杜修賢急忙搶下了這個鏡頭。

　　第二天，經周恩來總理精心安排的這張照片發表在了中國的各大報上。

　　毛澤東把斯諾請到天安門上的用意，許多人都不甚清楚，就連當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忽略了這一重要情況。事後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轉彎抹角，以至於使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請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這麽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麽。斯諾後來自己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國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過分微妙，反而達不到通信聯絡的目的。”

　　的確是這樣，毛澤東是要用這樣一種方式，向美國總統傳遞這樣的信息—中美關係要解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