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瑤的丈夫披露：瓊瑤在電影院裏氣得全身發抖（圖）

　　平鑫濤是作家瓊瑤的丈夫，也是台灣的資深報人和老出版家。他創辦於1954年的《皇冠》雜誌在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海外許多文壇巨星都是經由《皇冠》而崛起的。平鑫濤現仍為台灣皇冠文化集團社長。

　　我的幾次“失去”

　　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閑蕩到我家附近的一所美術專科學校。有一個兒童暑期美術班正在上素描課，我在窗外看得出神，回家就試著練習，第二天再準時去窗外旁聽。時間一久，終於被老師發現，知道我沒錢繳學費，就允許我進教室“旁聽”，還免費供應炭筆、畫紙。老師告訴我，他願意特別向校方推薦，可以免試入學。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向父親提出這樣的要求。父親說：“我們家那麽窮，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是不知道，畫家，哪一個不是潦倒貧困的？”

　　老師很同情我的處境，他說他小時候學畫同樣遭到父親反對，逼得他離家出走，偷渡到日本，終於學成歸國。老師到我家說服父親，偏偏父親是個極端固執的人。他們兩人從爭辯而爭吵，最後是老師敗北而去。傷心之餘，我決定效法老師離家出走，偷渡日本。從不出門的我，走了三個街口，就茫然地坐在人行道的石階上發呆。父親找到了我。回家受到了最嚴厲的處罰，不得不投降，答應“悔過求新”，答應參加普通初中的入學考試。

　　這是我第一次“失去”，至今還是記憶猶新。

　　大學時有一位女同學文靜寡言，麵目姣好，年輕的我，難免心動。我們每天幾乎都有一二小時獨處，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溫課，發現她家竟然十分豪華。畢業餐聚那天，同學們戲笑著向我們祝福：“向新郎新娘舉杯。”她都大方地接納，似乎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

　　餐聚後的第三天，突來的機緣，我決定去台灣。滿懷離愁，去她家話別。聽完了我結結巴巴的述說，她出奇地平靜，冷冷問我：留在上海一定不好嗎？去台灣一定更好嗎？我拙拙地說真希望有她同行。她還是那麽平靜，說：“你隻有一個艙位，我哪能去？再說我憑什麽身份跟你去呢？”

　　離開上海四十年後，我和瓊瑤回到上海，在我下榻的飯店歡宴我的老同學們，居然來了二十多位，彼此相見，恍如隔世。瓊瑤表示她很希望見到我的“初戀情人”，但她——沒有來！並且沒有一位同學知道她的下落。

　　這是我生命中，另一次的“失去”！

　　離開上海，最使我舍不得的，當然是這個家。母親把二兩黃金密密地縫在我一件外衣的墊肩裏，又細心地為我整理行裝，含笑地說：“等日子平靜了，就可以回來啊。等事業有成了，可以接我們去啊。”當時，我也覺得也許兩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來。但沒有想到這是永別。這又是一次刻骨銘心的“失去”。

　　結緣張愛玲

　　從一九六六年四月，《怨女》在《皇冠》連載而後出版單行本，我們與張愛玲，展開了長達三十年的合作情誼，及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對照記》問世，共出版了十六部著作。

　　六十年前中日戰爭後期，我在上海讀高中，正進入所謂的“吞咽期”，瘋狂地吞咽著大量的文學書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從《萬象》和《西風》等雜誌上讀到了許多張愛玲的作品。時光荏苒，輾轉流離，我到台灣辦起了《皇冠》。一九六五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熱心地推薦了好幾位香港的作家給我，尤其是張愛玲。那時，張愛玲已旅居美國。

　　《怨女》很快出版，彼此合作愉快，從此張愛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獨家出版。年輕時期的張愛玲和我堂伯平襟亞先生的《萬象》雜誌結下深厚的文學之緣，而後又和“皇冠”合作，前後五十年，與兩個平氏家族的出版事業緊密攜手，這樣橫跨兩代的淵源，也許正如她第一本書的書名一樣，可說是另一則“傳奇” 吧。

　　雖然有這麽長期的合作關係，但我與張愛玲卻從未見過麵，都是以電話和書信往來。平日去信都是透過她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轉達，但每次都是她去店裏購物時才能收到傳真；即使收到了傳真，她也不見得立刻回信，中間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根據她小說改編的電影，我都會寄去錄像帶，但她都“不予置評”。

　　但有件事，她曾主動尋求我們的協助，我覺得她當時真的動了氣。那是一位作家搜集了幾篇她早期的舊作，未經她同意即徑自出版，為此她寫信給我，希望我能代她出麵爭回公道，必要時，她甚至願意訴諸法律。幸而經過交涉之後，那家出版社願意回收那兩本書，免除了一場訴訟。雖然淡漠紅塵，不問是非，但對自己的作品，張愛玲始終嚴肅以待。

　　《中國時報》曾於一九九五年頒贈文學上的“特別成就獎”給張愛玲，她欣然接受，並且特別去拍了一張照片，手持一份印有“金日成昨日逝”頭條標題的報紙，幽默地表示這是她的近照。後來，她也決定將這張照片放在《對照記》再版時的最後一頁，並補寫了一段旁白：

　　寫這本書，在老照相簿裏鑽研太久，出來透口氣。跟大家一起看同一頭條新聞，有“天涯共此時”的即刻感。手持報紙倒像綁匪寄給肉票家人的照片，證明他當天還活著。其實這倒也不是擬於不倫，有詩為證。詩曰：人老了大都/是時間的俘虜，/被圈禁禁足。/它待我還好——/當然隨時可以撕票。/一笑。

　　與時間賽跑

　　台灣早期出版史上最暢銷的兩本書，都是經由我全力策劃、完成的。有趣的是，一本為《中國時報》出版；一本為《聯合報》出版。

　　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時，美國新聞處找來一本美國新出版的《肯尼迪傳記》，希望由一家頗具聲望的文化機構據以翻譯後出版。他們選定了《中國時報》。

　　此書必須在肯尼迪就職典禮前一天出版。全部作業時間，不到二十天，譯稿必須先送交美國新聞處審定，這很耗費時日。那時候印刷又是慢速半自動的平板機，手工裝釘更是費時。總之，要如期趕出來，幾乎是不可能。擔任翻譯的彭中原先生表示，惟有和“鑫濤合作，才有信心完成”。於是全權委托我們處理。

　　我把一家小型印刷廠高價承租下來，排字工二十四小時待命，又派專人守候在中原家，每譯完一章，立刻送美國新聞處，審定後的稿子再由專人直接送工廠。這一個“不可能任務”，居然還提前兩天完成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進入《聯合報》，主編副刊。那時《聯合報》正蒸蒸日上，士氣如虹。《中國時報》也正突飛猛進，兩報間全方位的競爭，如火如熾。

　　日本《朝日新聞》百萬獎金征文，由三浦陵子的《冰點》榮膺首獎，是日本的一大盛事，也引起國際文壇的矚目。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樣重要的作品，透過特殊關係，以最快的速度拿到原書，並快速譯完了全書。當核稿完成，正待擇日連載時，卻因駕車不慎，雙腳受傷，住進了醫院。

　　我有每天清晨睡醒第一件事就是讀報的習慣，在病床上也不例外。發現《中國時報》副刊的預告即將連載《冰點》雲雲，這一驚非同小可。我估計時報絕對還沒有譯完全書，這是他們的“罩門”。我撐了拐杖，到報社緊急換版，第二天的副刊上，“閃電推出”《冰點》，整版刊登。

　　《中國時報》絕非省油的燈，也緊跟著緊急推出，但在進度上已大大落後。於是，他們忽出奇招，騰出另一個版麵，兩全版刊載。

　　兩報副刊正競相刊載時，我們已暗中把全書排好了單行本，以印報紙的輪轉機印好全書，初版二十萬冊。在副刊連載九天後，緊急發行，此書一天內搶購一空，並不斷再版，其暢銷的盛況，是台灣出版史上的空前紀錄(四十年後才被《哈利·波特》的中譯本打破)。在台灣的報業史上，這是很罕見、很傳奇的一段掌故。

　　電影夢的開端

　　在我兒童時代，電影是昂貴的奢侈品，看一場電影，可以回味好幾年。直到在台灣做公務員，還是沒有餘錢進電影院。好在植物園有“蚊子電影院”(露天電影，看場電影必然要貢獻若幹寶貴鮮血給蚊子大隊)，每周末放一場，即使下雨天，我也必穿上廉價的塑料雨衣去看，雨中欣賞更有詩意。瓊瑤後來說：“植物園的露天電影，我也是經常前去。”

　　時隔十幾年後，這兩個“電影瘋子”相加，居然在中國電影界闖出了一些紀錄。

　　瓊瑤把婉君與周家三兄弟感情糾結的故事，寫成《追尋》，發表於《聯合報》副刊。那個時代，中國電影正值起飛，頗具聲望的李行導演看中了《追尋》，有意拍攝為電影。改編的影片更名為《婉君表妹》，放映後叫好又叫座。因為這部影片，使兩個電影瘋子從單純的觀眾立場，走進了另一個境界。

　　李翰祥挾“梁祝”的盛名，來台成立公司。他認為瓊瑤的小說電影感特強，隻要把小說分分鏡就是劇本。果然，他“重金拍攝”的《幾度夕陽紅》，盛況空前。根據瓊瑤小說改編的電影，有人簡稱為“瓊瑤電影”，任何一位導演或製作人，隻要買到了瓊瑤的小說，就可以全球“賣埠”，預收定金，順利開拍。

　　有一次去電影院看一部“瓊瑤小說改拍的電影”，由一位著名的演員“演而優則導”。除了劇中人的人名是小說中的外，劇情完全瞎編亂搞，與原作風馬牛不相關。“既然這樣，何不自編自導自演？”瓊瑤在電影院裏氣得全身發抖。

　　再一想，真的，何不自己拍？於是成立了“火鳥影業公司”，兩個電影瘋子結集了其他一些美術界、電影界的電影瘋子，從圈外踏進了電影圈內。

　　隔行如隔山哪！看電影容易，拍電影可真難。我們拍了兩部片子，口碑不壞，賣座卻不理想。“火鳥影業公司”成灰燼，未能再生。兩年後，因為一個偶然機遇，又成立一家電影公司。經過了以前的經驗淬煉，我們有了新的策略。我們把公司命名為“巨星”。第一部拍攝的是《我是一片雲》。林青霞、秦漢和秦祥林，當時雖還沒有大紅大紫，但已如日東升。加上校園美女胡茵夢，陣容十分堅強。主唱主題歌和插曲的鳳飛飛，因為她嘹亮清純的歌聲，躍登唱片界的首席。瓊瑤常說寫小說必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讀者。我們拍片的原則，也必求“感人肺腑，賺人熱淚”，也許這是“巨星出品”能夠一舉告捷的最大原因。

　　為了追求質量，原則上每年隻拍一片。既然《我是一片雲》如此賣座，以後的出品，都能爭取到最好的農曆新年檔。最好的院線，加上最好的檔期，當然形成了最好的循環。我們的電影之路，終於走過坎坷，步上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