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我們兄弟二人為何成為中共之最大敵人？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政黨，而是一個非武裝的軍隊，它有堅強的組織和紀律，有巧妙的宣傳技術和策略，攻擊計劃一定全體動員攻擊，作宣傳戰，故可積非成是，指白為黑，一般人民不明事實底細，易受其騙，它認為欺騙得了人是有本領，若以一般道德標準去衡量它，那你已經失敗了，它所動員攻擊的對象，一定是它的勁敵，可無疑義。 

    　　家兄果夫協助蔣公從共黨手中奪回本黨黨權

     　　十三年（按：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本黨改組，采聯俄、容共、農工三政策，若總理健在，共黨絕不敢如此囂張，不料十四年總理北上而逝世於北京，鮑羅廷遂勾結汪精衛，采取擁汪倒蔣政策，當我於十四年底奉蔣校長迭次電召赴粵，遂被強留任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是時蔣校長處境十分艱難，胡漢民先生被趕走，廖仲愷先生（蔣校長最好朋友）被刺死，老同誌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者，都不敢來粵，蔣校長雖軍權在握，統一了廣東，但在「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口號下，蔣校長隨時可以被汪免職，因黨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均由汪兼任，而實權則屬於俄顧問鮑羅廷與季山嘉。蔣校長曾一度被迫赴俄，隨行者唯我一人，幸我竭力勸阻，未成事實，唯以放逐未成，遂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變，此一事變，幸蔣校長先下手為強，共黨之陰謀失敗，本黨始收回黨權及政權，蔣校長乃得兼任本黨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此時張靜江先生及家兄果夫均被邀赴粵，旋即由張靜江先代中常會主席，家兄代組織部長，本黨黨權遂由共黨手中奪回，而組訓工作亦由此開始，當時協助家兄工作者有蕭錚、鄭異、段錫朋、餘俊賢、駱美奐、王樂平、曾養甫等，均本黨之鬥士也。亦即共黨所指稱為CC派之中堅也。 (博訊 boxun.com)

    　　鮑羅廷遇到了勁敵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之成敗，為本黨戰勝共黨，亦即北伐之能否開始之重要關鍵，蔣校長不願使此事擴大，而使共黨仍與我合作共同北伐，使蘇俄之軍事援助以供北伐者仍能來到，乃為極高明之一著，於是奪取中山艦三人中之一的歐陽格被捕了，國共合作北伐之合約訂立了，唯獨熱心做領袖而願將黨權奉送共黨之汪精衛，則知罪出走香港，使黨政各主管能順利地全部改組，為與蔣公合作之人繼任，例如譚延闓之國府主席、李濟琛之軍事主任、黨中央各部主管重入本黨同誌之手。蘇俄中央亦不願放棄唯一的東方盟友，鮑羅廷仍繼續任中國共黨的督導者，以謀再度奪取政權，不料遇到了反共最厲害之張靜江與陳果夫二人，前者對鮑毫不客氣予以責備，後者埋頭苦幹以奠立本黨下層基礎，因此鮑發動反張運動，其口號為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後來靜江先生在上海見到了我，笑語我說：「如果我真的昏庸與老朽，還值得打倒嗎，我老朽則有之，昏庸則未必！」共黨遇到了勁敵，才會動員黨員誣蔑他，打倒他，可見張先生與家兄二人是對付得了鮑羅廷啊！

    　　十六年清黨何以順利成功

    清黨之役之所以一舉而成功，全靠四種力量之結合：㈠本黨元老之打頭陣，此則全賴中央監察委員張靜江先生與家兄二人深悉共黨之陰謀，促使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均公開出麵反共；㈡西山會議派一向在廣東以外地區，反對廣州之容共政策，而懷疑蔣公為親共者，及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發生及戡平，始了解蔣公為反共者，唯尚在懷疑何以北伐進行中蔣公仍與共黨合作，到了清共，都全部歸隊，成蔣公之助力矣；㈢在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前，組織部為共黨楊匏安任部長，各省黨部委員（地下工作者）過半數為共黨份子，及家兄接任代理部長後，經訓練而派往各省黨部屬委員，清黨時本黨同誌已占了過半數，而已有力量克製共黨。㈣軍隊方麵政訓工作，共黨份子雖為數不少，但軍隊長官都討厭政訓人員之替共黨宣揚，故一經中央決策反共，政訓人員全部失勢而反正。至於國共之開始決鬥，早在十五年底，當蔣總司令乘兵艦過安慶時，當地黨部開群眾大會歡迎蔣總司令，在會畢後，本黨同誌與共黨決鬥，事前我與楊虎均隨侍蔣公在艦上，安徽同誌們上船向楊虎（安徽老同誌）請示，謂彼等受共黨之壓迫已久，是否可以乘此機會反擊，楊不敢回答，就商於我，我說：「可以，唯必須在蔣公離開會場之後。」其結果，本黨同誌打勝了，此為國共鬥爭之開始，亦即對共黨方法之示範也。

    CC名稱從何而來？

    北伐完成之後，中央召開全會，家兄認為以往本黨同誌在軍閥勢力範圍之下，從事黨的工作，而不能用本黨名義，否則難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種不同名稱，以資掩護，而經組織部備案者，例如華北有興中會、實踐社、大同盟等，長江一帶AB團、學術研究會等，今則國家統一，一切都可以公開，此類小組織，自無存在之必要。家兄乃聯合若幹中央委員，提案主張取消一切小組織，經會議通過，通令施行。唯華北興中會、實踐社，不肯遵令登報取消，中央遂派我去北平查明此事，始知彼等受共黨之挑撥，謂中央自己有小組織，名曰「中央俱樂部」，英譯為Central Club，簡稱CC，為何一定要你們取消，你們不應該「上當」」，此一捏造之謠言，居然發生影響，經我解釋後，兩小組織領袖張清源、童冠賢始了解受騙，遂登報取消。但此一CC名稱，中共後來改為指陳果夫及陳立夫（陳氏之英文名Chen，稱兩陳用CC），用以挑撥本黨內部，因當時家兄仍在代蔣公為組織部長，而我則由組織部調查科長調任中央秘書長，我兄弟二人，整天均在中央黨部辦公，為老黨員辦登記，對新黨員之大量徵收，一切黨內法規之訂立，黨的調統工作日見其成效，黨的組訓及宣傳進入係統化，以上均使共黨畏懼者，故以CC名稱集中攻堅，並用以挑撥離間本黨內部，少數不滿本黨黨員分子不察，亦借用此一名稱，以泄私怨，CC名稱遂不踁而走矣。後來又用「四大家族」，以攻擊本黨及政府，其中亦包括陳氏在內，可見反共最力者，共黨知之最深，而以頭號敵人視之也（以今日國際情勢大變觀之，家兄與我乃為先知先覺者），其實稍一靜思，即知CC為共黨所偽造者，其理由如下：

 　　㈠本黨總章，明文規定不許有小組織，焉有黨掌理組織者，自己反而違紀攪起小組織之理。
 　　㈡黨的英明領袖，絕不容許部屬攪小組織，而不予懲處，否則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㈢以戴笠調統工作之嚴密，其能放過CC而不深究嗎？難道找不到一點證據嗎？
 　　㈣我兄弟二人，民族觀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絕不會用英文來命名自己的小組織的。

    　　有此四點，可見CC，絕對為中共所偽造，無而為有，久假成真，亦不得不佩服共黨宣傳之高明，際此我的回憶錄出版之機會，為使國人鹹知CC名稱從何而來，以真相向大家報告，俾曆史學家不再為其所欺，則幸甚矣！

    　　何以「四大家族」亦有陳氏在內

    本黨自興中會開始組織成立以來，所有參加份子均為慷慨赴義之士，抱犧牲生命之精神，一向不重形式，若欲與嚴密組織之共黨鬥爭，絕無勝利之可能，所以家兄自代理組織部長期間，乘此北伐勝利時機，建議蔣公大量徵求青年黨員，以充實本黨在各省市之基礎，並一方麵訂定一切有關組織訓練及選舉之法規，使本黨各級逐漸成為現代化組織之黨部，另一方麵組織部成立調查科，專事對付共黨之組織而予以破壞之，此一工作，則交由我負責推行，一正一反，使共黨知所畏懼，不敢放肆，各下級黨部均附有調統部份，故本黨亦漸漸成為反共之戰鬥體。而吾兄弟二人亦成為共黨攻擊之目標矣。

    　　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訓：

    　　「壽本乎仁，樂生於智，勤能補拙，儉可養廉。」

    　　故一生忠勤職守，廉潔自持，為眾所周知者，唯對於國家財政金融製度之不合乎國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義之原理，而不為帝國主義者用以剝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質為純粹商業，對於工業農業，毫無好處。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蔣公在江西剿共，親見農村無金融機構，始悟國家應有利農之金融機構，乃派家兄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始將該行之百分之百的商業貸款改變過來，以利農民，中國之合作製度亦為家兄所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庫董事長，其後複使兼任交通銀行董事，共黨遂利用此一機會攻擊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與力量；而在《蔣宋孔陳》一書中，陳家亦被列入攻擊為四大家族之一，共黨之惡毒有如此者。

    　　共黨青年紛紛來歸

    　　我方之反共係站在中國文化觀點，故對於共黨青年予以自新之路，凡來歸者不咎既往，而予以中國文化及曆史課程之補習，並任用彼等於各級黨部，先後來歸者為數約一萬五千餘人，此為共黨所最痛心疾首者，後來共黨之特務工作首領顧順章，亦由武漢調統工作主管蔡孟堅同誌所感化，暗中來歸，使共黨在各地特工組織，為我方一網打盡，周恩來在上海如慢了五分鍾，亦可能為我方所捕獲（此乃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宴會席上親自告我者），此者，共黨之所以恨我兄弟二人最甚之極大原因也。

    　　以理論打擊共黨由我開始

    　　我人之反共既基於中國文化，我遵從中國文化之根源——易經——找到唯物史觀之錯誤，生存才是進化之中心。生命必須包括心與物二者，亦即國父所發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原理，隻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論》，由理論方麵從根駁斥之，共產黨曾下令黨員著文攻擊，唯無一能駁倒我的創見也。共黨因此更增其對我之仇視，家兄除對本黨擴大及堅強組織外，對於本黨財務方麵多多策劃，使華僑捐款善得其用，例如南京城內自南至北之中山馬路、陣亡將士公墓、中央廣播電台，及華僑招待所等建築，均由華僑捐款所造成，華僑之四海歸心，亦有助也。

    （摘自：《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