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進京，一馬當先（圖）

五十年代初，東北局的高崗，西南局的鄧小平(左上),華東局的饒漱石(左下)，中南局的鄧子恢(右上)，西北局的習仲勳(右下)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中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習仲勳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政務院平行，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地位和權力均在其他幾位之上。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我的回憶》追述作者張明遠(1906-1999)七十三年革命生涯：冀東農民暴動，白區鬥爭，開辟敵後抗日根據地，指揮數百萬軍民支援遼沈、平津兩大戰役，參與領導東北經濟建設高潮，驟然跌入革命行程的低穀等。根據陳雲、高崗的提議，經中共中央同意，張明遠１９４９年２月調任東北局常委、秘書長。

張明遠回憶：“鑒於東北局主要負責人林彪、羅榮桓已隨大軍進關，陳雲即將到中央工作，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１日，中央對東北局的領導班子作了新的調整，高崗出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和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１９４９年５月東北局正式通知所屬各省、市委），東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書記）、張聞天（遼東省委書記）、林楓（主管政府工作）、張秀山（組織部長兼秘書長）、李卓然（宣傳部長）。”

“我的工作沒有按調令安排，而是任副秘書長兼組織部副部長、辦公廳主任，也不是東北局常委。後來張秀山多次向高崗提出要我擔任秘書長，起初高崗不同意，直到１９５０年５月才正式任命我為東北局常委，８月任命為秘書長，此時離中央電報任命的時間已相隔一年半之久了。這裏邊的原因，一方麵是我以前沒有和高崗一起工作過，他對我不甚了解，需要一段觀察考驗，另一方麵，恐怕與我長期在白區工作有一定的關係。……１９５０年冬或１９５１年初，李富春調中央工作後的一段時間，東北局沒有副書記。１９５２年秋，中央決定調高崗任國家計委主席，仍為東北黨政軍第一把手，林楓、張秀山和我增補為副書記。這年８月，中央任命我為東北人民政府秘書長，１９５３年１月，任命我為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但實際上我沒有管政府方麵的工作，那裏主要由林楓負責。此外，我還先後擔任東北局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工作部部長，紀檢委副書記、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抗美援朝初期，曾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部政委、中朝鐵路聯合運輸司令部政委。從以上任職情況可以看出，我的工作可算是個‘不管部’的部長了。”

在高崗身邊還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級幹部。在東北局的常委中，張聞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誌，他的理論造詣深，注重調查研究，常常對現實中的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高崗對張聞天很敬重，說他有學問，‘是個翰林’，在遵義會議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對他要善於使用。在製訂方針政策時，東北局很重視張聞天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重要文件常由張聞天起草。他關於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份及我黨的方針政策的論述，深受高崗的讚賞，把它作為東北經濟建設的政策依據。東北解放前後，張聞天一直任遼東省委書記，１９４９年調整東北局時，高崗曾提議讓張聞天擔任組織部長，但據說有人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後來張聞天又因為供銷社和私人工商業問題而受到批評。高崗認為張聞天在東北未能得到重用，頗為遺憾。張秀山是來自西北的一位資曆很深的同誌，是黨中央派到東北的第一批領導幹部之一，東北解放後擔任組織部部長。李卓然也是西北局來的幹部，抓宣傳工作很有一套，在經濟計劃工作方麵也頗有才幹。沈陽市委書記凱豐同樣是一位老同誌，高崗說他理論水平高，能力強，對他也很尊重。總之，東北局的領導班子很得力，大家團結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東北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張明遠這樣評價高崗：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東北局對幹部工作的確十分重視，采取的各項措施是得當的，選拔幹部的標準也很明確，那就是：德才兼備。當時認為的‘德’，就是擁護黨中央的領導，作風正派。‘才’，就是要有能力，有幹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一個人的資曆、‘山頭’則顯得不那麽重要。可以說，在幹部工作中，東北局繼承和發揚了老解放區的優良傳統，堅持德才兼備，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講五湖四海，不講‘山頭’，不論資排輩。因此，東北的幹部雖然有的來自全國各地，有的土生土長；有老幹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團結一致，各盡其才地為建設新東北做貢獻。這是東北能夠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崗作為東北局的帶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這些原則。在他的周圍，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馬洪，善於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提出對策，才思敏捷，文筆很好，高崗的許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筆。高崗的秘書中有好幾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質相當高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如華明、安誌文等。華明後來是鞍山市委書記，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安誌文與王鶴壽同為工業方麵的負責人，在東北局的政策製定和幹部調配等工作方麵，高崗也常常徵求他們的意見。安誌文和馬洪後來擔任國家計委的專職委員。１９５２年，高崗專門為自己配備了一位外語水平較高的秘書，每天收聽國外廣播，向他介紹國外的消息，以便他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勢及各方麵的動向。 ”

林彪1949年4月開始南下，東北局完全由高崗領導。張明遠認為在幹部問題上，東北地區對全國、對中央的貢獻有目共睹：“由於領導重視，措施得力，幾年來東北地區培養了大批經濟幹部，如果以１９４９年４月工業幹部的基數為１００，到１９５３年６月就達到１０３６，壯大了１０倍還多，不僅保證了東北地區提早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而且隻要工作需要，東北局就毫不猶豫地派最好的幹部支援其他地區，幫助全國的經濟恢複和發展。”

張明遠認為在幹部問題上，高崗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賢的原則。“１９５２年秋，高崗到中央工作前後，中央對東北局的領導班子進行過一次調整：增補林楓為第一副書記，高崗不在東北時，由他代行書記職務，張秀山和我分別為東北局第二、第三副書記，郭峰（原遼西省委書記）任組織部長，趙德尊（原黑龍江省委書記）任農村工作部部長。高崗曾對我說，他走以後，由林楓主持東北局的工作，叫他管全麵，叫秀山和我多注意財經工作。高崗還說秀山政治上很強，在延安時毛主席很器重他，要我多幫助他，要注意搞好東北局的團結，把工作搞好。……總的來說，我認為東北局在幹部問題上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賢的原則。”

張明遠評價高崗在東北的工作：“縱觀東北局的工作，我認為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經濟建設方麵確實走在全國的前麵。東北先恢複起來，支援全國，這是中央的方針。在中央的方針政策指導下，結合東北的實際而獲得的成就，是兄弟地區幫助和支援的結果，是廣大東北人民群眾和黨員幹部努力奮鬥的結果。高崗作為東北局的第一把手，在領導東北建設和抗美援朝運動中，基本上執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服從中央的需要，實現了毛主席‘把東北建設成全國的工業基地，出機械，出人才’的指示，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由於東北全境解放較早，有一定工業基礎，又背靠蘇聯。1949年8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回國時曾帶來一批蘇聯專家就留在了東北。由於這些條件，所以東北的土地改革、經濟恢複和工業建設較全國其他地區都開始得早，並取得較好的成績。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東北作為誌願軍的後方基地，對支援誌願軍在朝鮮作戰作出了貢獻。這裏還有一段彭德懷要把勳章“讓給”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人朝作戰一周年，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決定授予彭德懷一級國旗勳章，以表彰“他在朝鮮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解放戰爭中，以卓越的指揮藝術，指揮英雄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給予美國侵略者以殲滅性的打擊，給了朝鮮人民軍以莫大的幫助”。10月25 日，朝鮮政府代表團在誌願軍司令部駐地（檜倉），舉行隆重的有各軍戰鬥英雄參加的授勳大會。金鬥奉代表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和政府將一級國旗勳章佩帶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懷對自己被授予這一最高殊榮，始終感到不安。會後，他托著金光閃閃的勳章說：“這勳章授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授給高麻子（指高崗），第二應該授給洪麻子（指洪學智），如果沒有他們兩人晝夜想盡辦法支援誌願軍的糧彈物資，誌願軍是打不了勝仗的。” 可以看出高崗為國家複興和民族獨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點明彭德懷等的"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稱彭德懷等人為"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稱黃克誠"又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講話： "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有國際背景"，"背著中央進行派別活動"， "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

但隨著文革結束，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提法有了變化。鄧小平於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於高饒問題提出這樣的意見：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想把劉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麽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麽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

《黨的文獻》2001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楊尚昆回憶文章《回憶高饒事件》所用為“事件”二字，也不再用“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