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王氣為何短命

作者：王力德

　　南京城西北瀕臨長江，東有“龍盤”紫金山，西有“虎踞”清涼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環抱，形勢極為險要。戰國時楚滅越後，認為此處有“王氣”，遂“埋金以鎮之”，故名“今陵”。

　　

　　六朝舊事隨流水

　　──王安石 　　

　　從孫權開始，然後是東晉，至宋齊梁陳，金陵共建六朝京都，號稱中國六大古都之一。可見的確有點“王氣”。然而金陵的所謂“王氣”又往往是靠不住的。

　　公元212年，孫權於金陵故址，利用秦淮河邊天然石壁築“石頭城”。大臣張昭建議：“秣陵(金陵)王氣，宜為都邑”；諸葛亮亦讚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229年孫權定都金陵，稱“建業”。然而傳到孫亮便戛然而止，不過區區51年，劉禹錫有詩憑吊：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一個“下”字，其雄居上水，憑高視下，勢如破竹的氣勢便赫然詩中，徹底擊碎了千尋鐵索護衛著的石頭城的黯然王氣。

　　接下來是東晉，壽數稍長點兒，103年。

　　然後南北朝宋齊梁陳四代都很短，宋59年，齊33年，梁55年，陳52年。

　　金陵六朝的最後一代帝王，那位創作了“玉樹後庭花”的音樂家，風流倜儻的“陳後主”，與他的愛姬“舞後”張麗華，於枯井中被捉。杜牧詩歎：

　　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

　　拿驃悍粗蠻的“擒虎”戰將與美豔嬌弱的張麗華做對聯，真是對得驚心動魄！

　　於是“六朝舊事”“金陵懷古”成了永久的詩題：

　　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唯有青山如壁。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同是古都，金陵懷古格外傷感多情，她有那麽多的美好令人惋惜：後庭曲、秦淮河、朱雀橋、烏衣巷......就連王謝故裏的燕子都如此多情，永遠眷戀著昔日的繁華。隻因金陵太美了，偏偏又反複上演著一幕幕末代王朝的悲劇。

　　東吳亡後，西晉左思曆經十年博覽考核作《三都賦》，盡述魏、蜀、吳三都之盛：如描述吳都建業禦道之美：“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亙以綠水……”。賦成，洛陽富豪爭相傳抄，以致“洛陽紙貴”。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 　　

　　金陵的“王氣”遠非結束於陳後主。

　　五代十國末，南唐建都金陵，曆三代38年，末代君王便是赫赫有名的李煜“李後主”。與那位風流倜儻的“陳後主”如出一轍，精於詩畫音律，尤工填詞，夜夜沉緬於聲色歌舞。宋兵一到，便肉袒出降，受盡百般淩辱，日日以淚洗麵，泣成一曲曲懷念金陵的千古絕唱，以致被宋帝毒死：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明初朱元璋建都金陵，稱應天府，以開封為北京，金陵從此稱為“南京”，但53年後就被燕王朱棣把“王氣”移到了北京；近代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稱“天京”，雖聲勢浩大，但隻曆11載而覆滅；現代呢？君不見蔣公介石也還坐了最末一代的金陵帝王麽？統治亦不過22年，其中還有八年躲在陪都重慶。毛澤東給他的對手題了挽詩：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這首七律氣魄之大，豪情之盛，一掃“金陵懷古”之淒怨哀婉，隻因毛澤東是擊破金陵王氣的勝者。現代版的“金陵懷古”本應由蔣公來做才是。

　　如此算來金陵建都前後十朝，共477年，平均每朝不到50年。

　　相比下，中國其它古都的朝代可就長得多了，建都長安的漢、唐，建都北京的明、清，都是數百年的曆史，大一統的帝國。

　　那麽，金陵王氣的短命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之外，是不是有什麽規律性的東西？是不是有更為深刻的經濟、地理、人文的原因？

　　

　　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駱賓王

　　首先我們從南京的地理因素出發，它之所以屢屢被選做京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依山傍水，虎踞龍盤，易守難攻。尤以南京城牆天下聞名，頂寬7米，高達 20米，周長33.7公裏，比號稱“世界第一大城”的29.5公裏的巴黎城牆還長。城垣基礎全部為花崗岩，所以稱“石頭成”。而石頭城麵臨的長江更是號稱 “天塹”的中國第一大江。這裏的關鍵就在於一個“守”字，在此處建都的天子們，一開始就著眼於“守成求穩”，缺乏攻略開拓，問鼎中原的進取雄心，像這類不思進取的帝王不短命才怪。

　　如果我們把南京的地理考慮再擴大一些，它處於整個中國的東南一隅，一道長江“天塹”把它與遼闊的北中國隔斷，最易於偏安苟且。

　　強大的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竟不敵區區數萬孫劉聯軍，赤壁一炬，灰飛煙滅。其重要原因就在於有長江阻隔。就連現代的蔣公也還希圖借長江天塹保存半壁河山。

　　中國曆史上的外患多來自西北遊牧地區，當外患橫掃中原時，也隻有南渡金陵才能暫避兵鋒。也就是說，南京及周邊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它是防守型的，而不是進攻型的。

　　六大古都中的杭州亦大同小異，而且比南京更偏東南。它南臨錢塘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有鬆江、太湖，更適於躲避戰亂。

　　而開封、洛陽則不同，地處中州，號稱“四戰之地”，與南京相反，易攻難守。古代地理學家顧祖禹指出：“長安四塞之國，利在於守；開封四通五達之郊，利在於戰。而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隻有具備稱霸諸夏的雄才大略和軍事實力，才會選擇這塊“中土”為都，以便號令四方，控弦九州。故開封、洛陽並非最理想的建都所在。

　　長安、北京又有不同，長安依秦嶺，傍渭水，以八百裏秦川之富為其京畿供應，以潼關、函穀之險為其京門鎖鑰，東出可囊括四海，西向則並吞八荒，賈誼稱“關中之固，金城千裏”；而北京則枕燕山，麵渤海，華北平原為其糧倉，京杭大運河為其漕運，北出長城可勢控滿蒙，南下中原可威震江淮。忽必烈稱北京“地處雄要，北依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而俯視庭宇”。

　　要之，在六大古都中，南京、杭州屬“偏安避亂型”，洛陽、開封屬“居中四戰型”，長安、北京則屬“長治久安型”。

　　

　　六代江山在，繁華古帝都

　　──王貞白

　　其次我們從南京一帶的經濟原因考慮，江南向為魚米之鄉，王羲之曾說：“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它北連江淮，南控湖海，盡得資源地利，故又有“守江必守淮”之說。

　　按說經濟發達應更利於長治久安，為什麽反倒短命了呢？須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做為首都應能統馭九州，使萬方來朝，所以大一統王朝都城一般都選在地近中原的通衢交匯之處。而南京偏於東南一隅，去北國萬裏，天高地遠，鞭長莫及，“天恩”難惠，以區區吳越之富，焉能令“普天”久安？甚至可以說，如果京畿比外省太過富饒，反而容易使統治者安於現狀，不思進取，視邊患災饉為無關痛癢的足疥手癬之類小疾，

　　另一方麵，京都的富庶反給統治者提供了加速腐敗的溫床，使“後主”們沉醉於“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上苑”。君不聞宋代林升有詩譏刺：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

　　杭州與南京在大地理範圍內均屬江南魚米之鄉，南宋初遷都於此，稱“臨安”（已含臨時偏安之意），西子湖光，六合塔影，歌舞升平，繁極一時，人口超過百萬，為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後馬可·波羅稱其為“世界最美麗華貴的天城”。過於優裕的環境對腐敗簡直就是催化劑。

　　蓄發造反的太平天國一旦攻入“天京”便陷入腐化內哄，再不思北進一統山河。當年“國軍”被日寇逼到窮困的西南，倒還打了幾個硬仗。勝利後一回到江南，到處“劫收”日產偽產，幾個月就把“國軍”給腐蝕垮了。

　　反過來，富庶的江南不僅沒有為南國君王們提供北伐中原的動力，反倒成了勾引北方霸主們饞涎欲滴的一塊肥肉。

　　宋代柳永有一首極負盛名的“望海潮”詞，一開頭便是“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極寫江南之美。

　　後人評說：“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裏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誌”。一首詞，竟引得金兵大起幹戈，柳永可謂罪在不赦！

　　後人對這首詞又有評點：“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

　　金主雖然為這首詞斷送了性命，似乎立了一功。然而這首詞卻誘使江南政權苟安歌舞之鄉，不去收複中原，依然是一大罪狀！

　　中國自古就有把國家興亡的罪名安放在手無寸鐵的詩人和美女身上的惡習，其實一首詞決起不了那麽重大的作用，曆史背後的原因仍然在於經濟。江南既富庶又軟弱，這就注定了它的不幸。正像魯迅先生所形容，如果在一群長滿刺的豪豬中夾著一頭既無刺又肥嫩的豬，那麽大家不免要擠過來。總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本身就是“原罪”！

　　

　　玉樹瓊枝做煙蘿，幾曾識幹戈？

　　──李煜

　　最後我們從它的文化原因考慮，江南無疑是中國文化最發達地區，詩詞歌賦，金石書畫，笙管笛簫，戲曲評彈，直至刺繡陶瓷，無不精妙，恐怕就連進士舉人也要比北方出得多一些。

　　於是江南養成了一種溫文爾雅的人文氣質，所謂“江南衣冠”是也，與粗蠻的山東大漢、燕趙豪傑、東北胡子、西部刀客們相比，從性格到體力都要柔弱得多，正所謂“江南出才子，北方出良將”。在鐵血搏殺的冷兵器時代，靈秀的江南小生顯然不是精於騎射的北方大漢們的對手。

　　甚至連這一帶的方言都被稱為“吳儂軟語”，“君子動口不動手”之謂也。可記得《石頭記》中“金陵十二釵”個個都似“水做成的”一般，混跡其中唯一的男子漢賈寶玉也無異於脂粉嬌娃。毋寧說，精致的江南文化是一類偏於女性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薰陶下，春秋時代越王勾踐報仇雪恥之鄉的江南逐漸演變為“花月春風”消磨意誌的溫柔鄉。

　　“年少萬兜鍪”的孫仲謀，其實也看出如果一味“坐斷東南”，龜縮建業，終難成霸業，公元221年決定建都於“鄂”，改稱“武昌”，並於229年在此稱帝，意與“中國”抗衡，但遭江東（今江浙）大族極力反對，甚至聲稱“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死都不願放棄優裕平靜的“江東”文化生活。直至後主孫皓也未能將都城從建業遷至更靠近中原的武昌。

　　所以，除了地理、經濟等外部因素，有無堅定的戰爭意誌往往成為勝敗的決定因素。連雄才偉略的孫權大帝都無法動員臣民遷都，試想由那樣一類隻會撫琴吟詩，苟且偷安的南國“後主”們，領著一班養尊處優的臣子，和一群“幾曾識幹戈”的士卒，又隔著萬裏天塹，焉敢問鼎中原？即使擁有謝安、祖狄、嶽飛這般北伐名將，獲得淝水之戰、朱仙鎮大捷之類勝利，也終究要受製於腐敗苟安的朝廷，而無法扭轉乾坤。即使到了現代，孫中山和蔣介石所謂“國民革命”的北伐，最終也還是與北方軍閥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完事。

　　綜上所述，便可以理解，中國曆史上統一大業為什麽多由北而南。如北方的魏晉滅了南方的吳蜀，北方的隋滅了南方的陳，北方的趙宋滅了南方的南唐，北方的蒙元滅了南方的宋，北方的清滅了南方的明，等等，鮮有由南而北統一全國者，即使起於南方的中共也最終輾轉到北方，由北而南完成統一。

　　由此看來，當年毛澤東們選擇北京而不是南京做為未來的首都，恐怕也有曆史借鑒的意味在裏麵。中共領袖大部分是南方人，卻把首都放在經濟落後的北方，無疑表現了重整山河的開拓勇氣，和長治久安的遠大目光。

　　

　　參考文獻：

　　①張子楨主編《中國地理知識》中國青年出版社

　　②季鎮淮等選注《曆代詩歌選》中國青年出版社

　　③胡雲翼選注《宋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探尋南京六朝文化曆史原貌》龍虎網2004年03月10日

　　⑤《東吳時候的南京雜談》龍虎網2004年03月10日

　　⑥《曆史上南京城首次擴建：孫權開業》龍虎網2004年03月10日

　　⑦《古都與移民》星辰在線2004年0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