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折服基辛格（圖）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到90年代初，鄧小平為中美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代表中國政府先後與美國多位總統、國務卿等領導人談判、會談。鄧小平在1974年至1975年間，在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與基辛格的多次外交交鋒我們可以領略到鄧小平的外交風采和獨具特色的個人魅力。

給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後，逐漸擔負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1974年4月，聯合國決定召開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政府決定派代表團前往參加。毛澤東親自點名，由鄧小平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不負重托，於4月10日下午，走上了聯合國大會講台，係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致稱讚。

在紐約的近一周時間裏，鄧小平會見了很多外國領導人，美國國務卿兼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代表團團長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位。

4月14日晚上，基辛格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為中國代表團舉行宴會，並與中國方麵討論了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宴會上，賓主切入正題。“我們美國政府正致力於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設想，但一時想不出辦法來。”基辛格故意推托說。

其實，尼克鬆總統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訪華時，已對中國作出了承諾：“在任期的頭兩年，解決好與台灣的問題，削弱駐台美國力量，美中互設聯絡處。在後兩年采取類似日本的方式，實現中美關係完全正常化，與台灣保持某些民間往來。”

鄧小平非常清楚，美國政府並非“一時想不出辦法來”，而是尼克鬆總統被“水門醜聞”搞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顧及中美關係。

“博士，中國政府希望這個問題能較快地解決，但也不著急，我們能夠體諒美國政府的困難。”鄧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說。

許多年後，基辛格在回憶這段經曆時說：“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那時認為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名顧問，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但我在紐約和他一起吃過晚飯，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抨擊美國的“雙軌”政策

1974年8月8日，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福特繼任後表示，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將在自己的任期內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1974年11月25日，受福特派遣，基辛格訪華。26日到28日連續三天，鄧小平先後同基辛格進行了四次會談。

11月26日上午，雙方舉行第一次會談。鄧小平說：“外界有很多的說法，認為我們的關係在冷下去，發展緩慢。但在本質上，我相信我們雙方都同意，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但這些說法也並不是空穴來風。例如，博士昨天以及在10月份同外長會談時提到，我們開炮更頻繁了。”

“是的，而且也變得更準確了。”基辛格回答道。

鄧小平鄭重地指出：“當你們把一位大使送往台灣，當他們在美國建立起好幾個領事館的時候，有些議論和猜測是自然的。”

基辛格解釋道：“特別是你無法相信我們的這些行為是愚蠢和毫無計劃的結果時，更是如此。領事館的事是已經做了我才知道的。”

鄧小平又說：“就我們關於關係正常化的觀點而言，我們認為博士和其他的美國朋友對這個很熟悉：這就是，日本方式(即中日建交以日本斷絕與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為提前)。”

基辛格聽後，對鄧小平談了自己的想法：“副總理先生，你給了我們一個總的想法，也就是日本方式。但我們有一係列日本沒有的具體情況。我認為，在日本模式的框架中，我們應該坦率談出我們認為必要的東西，同時又不違背你們的原則，然後看是否能尋找到達到我們目標的途徑。這之後，我們才能提出具體的方案。”

對此，鄧小平表示：“我們可以在專門的小組中談細節問題。”

基辛格笑道：“我同意。”

鄧小平又一臉嚴肅地說：“但我必須先放一炮。那就是，在這個問題上，你們欠了我們的。我們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

隨著會談的不斷深入，雙方的態度都變得嚴峻起來。

當天下午，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基辛格首先發言，他首先回顧了1971至1972年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例如采取措施削減在台力量。接著，他全盤托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方案：

關於外交地位問題。我們準備按日本模式加以實質性的解決。有一種變通。

關於美軍在台灣的駐紮問題，我們準備把軍隊全部撤出台灣。我們想與你們確定一個時間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1977年撤出。

其次，在我們同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承認北京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之後，我們對再在台灣維持戰略基地顯然沒有興趣。

但我們需要一個方案，至少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保證和平統一。如果我們可以得到這個方案，那就意味著，我們接受北京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我們會撤回我們對台灣的承認，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我們就會從台灣撤出我們的軍隊。

而且我們需要一個使公眾輿論適應的過渡期，目的是不引起國內的過度緊張。

很顯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有所後退，它並未決心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不動聲色，很有耐心地聽完，隻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就這些？”

基辛格馬上聽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忙說：“是的，這是基本的。容我強調一點，對我們而言，防衛承諾的問題主要是如何以政治方式表現的問題，而不是無限期維持下去的問題。”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主要是你們的立場倒退了。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在華盛頓建立了我們自己的聯絡處，你們在北京也建了一個。你們在台灣還保持著大使館。這本身即表明，還不存在關係正常化的必要條件。別人會得出一個結論，這實際是一中一台的翻版。因此我們很難接受這個方案。另外，如果我們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遵守《上海公報》定下的原則，那麽，和台灣的防衛條約就必須廢除。”

基辛格一時語塞。過了一會兒，基辛格辯解說：“關係正常化以後，防衛條約就不可能有國際(法)地位了。”

鄧小平聽後，立即正色道：“但它還有實質上的意義。所以很明顯，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機還不成熟，因為根據你們的方案，我們不可能接受這樣的關係正常化。它看起來像是你們仍然需要台灣。”

“不，我們不需要台灣。這不是問題所在。我們希望的是一步一步地同台灣分離。”基辛格立即否認。

鄧小平緊接著說：“另外的問題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假定你們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台灣問題應該留給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至於我們用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相信毛主席在他的談話裏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基辛格接過鄧小平的話茬說：“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毛主席聲明了兩點：一個是他相信問題最終是由武力來解決。但他也說，中國可以等一百年使問題得到解決。”

鄧小平強調指出：“毛澤東主席已經把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它應該留給中國人來解決講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隻好表示：“我同意。這也正是我所記得那段談話的內容。”

11月27日上午，雙方舉行第三次會談。鄧小平再次明確地重申了中美建交的三個原則，提出它隻能按照日本模式，一旦華盛頓終止它與國民黨當局的防衛條約，台灣就將成為中國人自己解決的“內部事務”。

然後，鄧小平表示，如果華盛頓由於“需要台灣”和因為“國內的困難”，還有待於時間，那北京可以等待。會談中，雙方唇槍舌劍，但由於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差距很大，又不願讓步，最終沒有達成協議。1974年的中美關係就在這樣不太愉快的氣氛中閉攏了帷幕。

批評美國的“緩和戰略”

在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為了扭轉自己的被動處境，勃列日涅夫政權采取了繼續敵視中國和對西方施展“緩和戰略”的策略。於是，美國迎合蘇聯的“緩和戰略”，同蘇聯謀求緩和的姿態明顯熱烈起來。

從1973年開始，中美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對蘇戰略的爭論。基辛格每次訪華，雙方的會談都要涉及這個問題。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第八次訪華。這一次，基辛格是為美國總統福特年底正式訪華來做準備工作的。

鄧小平還是作為中國方麵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雙方就國際形勢和福特訪華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鄧小平再次向基辛格批評了美國對蘇聯的“緩和戰略”。

在會談過程中，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兩國都對對方無所求。”

鄧小平立即反駁說：“我們非常欣賞尼克鬆總統在會見毛主席時講的話。他說，他是出自美國自身的利益到中國來的。中方欣賞尼克鬆邁出了勇敢的一步。”

鄧小平的話使基辛格臉都紅了，頗為尷尬。

鄧小平指責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就如同1938年英國和法國在慕尼黑對希特勒的政策——“綏靖政策”。

當時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參加了鄧小平和基辛格會談的布什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他對鄧小平的印象：“鄧小平在同外國領導人會談中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才能。他能恰到好處地掌握強硬與親善相結合的分寸。但他同基辛格會談時的情緒有些激憤，談判的口氣很強硬。他的抱怨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他抱怨美國在麵對蘇聯對世界的威脅時表現得太軟弱。“

在1974年至1975年基辛格兩次訪華期間，基辛格與鄧小平共舉行了七次長時間深入的會談。鄧小平在會談中表現出來的嚴正態度和銳利措辭，以及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的堅定性和原則性，給基辛格留下了鮮明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