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世界裏的毛澤東塑造出來的肯定不是曆史中的毛澤東,但卻是曆史中的毛澤東在現實的一種投射。30年後的毛澤東,在網上的虛擬世界裏也同樣經曆著人神之間的輪回,在新的網絡話語中成為持久的一種潮流。
紅色書籍主角
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一些關於毛澤東的書籍再次熱賣,由此帶動整個黨史類書籍的熱銷。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有一塊專門辟出來的圖書專區,書的封麵大都以“紅色”為主調,《長征日記》、《紅星照耀的中國》、《毛澤東傳》、《馬克思傳》、《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家書》,老書新書都聚集其中,買書的人把這稱之為“紅色專櫃”。紅色,大都與“毛澤東”三個字有所關聯。
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型書店中,幾乎都有這樣的“紅色專櫃”。借著紀念建黨85周年的東風,重新解讀的“黨史類”書籍在今年成為一股新的潮流。“《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段時間出現了斷檔。”中國青年出版社市場部經理付豪傑說,在上市不到兩周後,起印兩萬冊的書已經被訂購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加緊重印。“新版《毛澤東傳》已經賣了11萬冊左右,連帶其他幾本毛澤東學術研究類的書也賣了1萬多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潘宇博士說,這本再版的傳記是在暢銷書行列中待得比較久的書。
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剛剛推出了她的第三本書,《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這本書在上海書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眾多參加簽名售書的人則希望從孔東梅的身上看到更多毛澤東的影子。
涉及“毛澤東”的書籍的出版並不容易,除了按常規要在新聞出版署進行選題申報和備案審查外,涉及重大黨史人物和黨史問題的還要經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機構專家進行專門審查。《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這本書連寫作帶報批前後差不多用了4年時間。這是一本第一次全麵披露1962年“七千人大會”全過程的著作。“黨史類書籍在這方麵非常耗時間。” 《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的責任編輯吳曉梅說。所以有的出版社不願意碰這類書籍,因為周期太長,有時單純從經濟效益上考慮經常得不償失。
但是近年來這類書籍在市場上卻一直成為一個熱點。眾多的出版社盡管麵臨諸多困難,都在嚐試出版類似的書籍,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央黨史出版社、中央黨校出版社等幾家出版社一統天下的局麵。一些有分量的書激起了人們的閱讀欲望,但是另一方麵,跟風之作也充斥其中。在“紅色專櫃”中,也有一些從封麵設計到題材看上去雷同的書,標題聳人聽聞,內容卻乏善可陳。“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對現在的黨史類書籍的泛濫用八個字來形容。黨史類書籍的熱銷同樣引起了出版界的關注,中共黨史出版社編輯部副主任吳江認為今年黨史類書籍更注重了對黨的革命和執政規律的探索,不再局限於描述黨的曆史,更注重通過曆史對規律的挖掘。他對紅色出版物熱潮評價是,從長遠看來,熱潮會減退,常溫依然在。
但在書市之外、網絡之下,“毛澤東”這個名字及其背後的故事仍將為人們津津樂道。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素華認為毛澤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的成功和失誤對今天都有借鑒的意義,他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今天的財富。
在後人追溯的目光中,折射出各種各樣的毛澤東來,回到熱鬧的網絡博客中,一位來自西藏那曲的網民多吉俄色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毛澤東不會隨著時間而淡化,不管是出生在他在世的年代,還是他去世後出生的人,都在關注他,盡可能地去了解他。
越曆史,越真實
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澤東, 我們需要的是在真實的曆史中尋找答案,還原成人的重新評價
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對於如何研究毛澤東,頗有己見。
不應糾纏於個人品質
新世紀:關於毛澤東的熱度最近幾年一直在持續,您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張素華:近幾年來,我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點時間來上網。我有一個明確的感覺,毛澤東雖然逝世30周年了,國人對他還是相當關注的。
毛澤東作為一個曆史人物,為什麽至今還被人們廣泛地關注?我想大體有四方麵的原因:一是由於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在憲法和黨章裏都記載著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雖然那個毛澤東思想強調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有著這樣顯赫地位的人物,自然會受到關注。二是由於毛澤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從功業上來說,他既在曆史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又犯有嚴重的錯誤,這樣一個功過俱存的人物,如何評價,自然眾說紛紜;三是他曾經是一個被神化的人,如何把他還原成人,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又會產生很多爭論;四是毛澤東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他的成功和失誤對今天都有借鑒意義,他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今天的財富。從這幾個方麵來講,我想對毛澤東的評價,恐怕還要繼續下去。
新世紀:在一些激烈的爭論中,關於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曆史經驗教訓很多糾纏在毛澤東個人身上,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素華:在爭論當中,我發現有些問題大家應該取得共識。在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時,要盡量少從個人的品質上來尋找存在問題的原因。比如在整人問題上,僅僅放在中國看,可能是毛澤東本人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放在國際共運這個大範圍來看,就會發現,這不僅是中國一個黨的問題,許多黨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難道那些黨的第一把手人品都有問題,事情有那麽巧合嗎?
1956年,一個兄弟黨內有四個人因為受迫害,逃到中國,還有兩個人在蘇聯不敢回國。原因是他們在中央全會上批評了中央的領導。對此事毛澤東十分有看法。他對米高揚說,這不是正常的黨內生活。在黨內要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他還讓米高揚告訴那個黨說:你那套打倒的辦法不行,這隻能引起黨內矛盾的尖銳化。今天你打倒了他們,也許明天他們又打倒了你,這樣下去你們的黨、你們的事業就危險了!他還說,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嘛!有什麽好處呢?今天我起來把你打倒,明天你起來又把我打倒。這樣不好。資產階級還有兩黨製度呢,美國就有兩個黨,艾森豪威爾上台,杜魯門並沒有坐班房啊!
在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會見那個黨的代表團時,還專門談了這個問題。那個黨的同誌說,美國人最近散發傳單反對我們的領袖,那些被開除逃跑的人也反對我們的領袖,可見是特務,他們反黨,反政府。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批評了你們的領袖,也是美國人的特務?今天,我、劉少奇、王稼祥、彭德懷也批評了你們的領袖,也該是特務了。帝國主義分子批評斯大林,赫魯曉夫現在也批評斯大林,那麽,赫魯曉夫也該是帝國主義分子了?這些都是無原則的聯係。
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當時的毛澤東很清醒。可是僅僅一年以後,他就來了一個反右,1959年又在黨內反右,從此就很少消停,直至文化大革命。由清醒到不清醒,由堅決反對打壓不同意見,到大肆打壓不同意見,這其中到底是什麽原因,如果僅僅從個人品質上找原因,那麽換個品行好的人就行了。行嗎?事實證明是不行的。
新世紀:現在來看,這些變化的原因比較複雜。
張素華:所以我們黨撥亂反正以後,做出了實行領導任期製的製度,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製度。還是拿毛澤東來說,如果實行任期製,毛澤東1949年任黨的主席,按任期10年算,到1959年他就到期了,對於一個1959年就要到期的領導來說,他可能再發動一次廬山會議的反右嗎?肯定不會。因為他發動不起來呀!當時的彭德懷就不服嘛,很多的人不服嘛。你就要成為明日黃花了,真理又不在你的手裏,誰還會跟你走呢?如果在毛澤東任期內不可能發動反右,新上來的同誌肯定也不會。
我在這裏再舉一個例子,斯大林事件出現以後,赫魯曉夫在總結斯大林的經驗教訓時,也主要是在人品上找原因,沒有在製度上找原因,結果沒有走出那個怪圈。赫魯曉夫呢,還是搞終身製,做了11年的總書記被別人給政變了。當時的毛澤東在總結斯大林的經驗教訓時,應該說,他注意到了製度上的原因,所以,中共八大他有了退的想法,在黨內出現了一線二線的問題。
但這個思想不徹底,還是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毛澤東在同米高揚談到斯大林的問題時,就說他太任性,但同時也怪罪赫魯曉夫等人當時不提醒斯大林,現在批判斯大林。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事件的出現,確實使毛澤東在觀察他身邊的人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毛澤東從斯大林身上也沒有能夠正確地吸取經驗教訓。
在真實的曆史中尋找答案
新世紀:那麽這個問題的正確解讀應該是什麽樣的?
張素華: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要注意從曆史過程、曆史背景、曆史條件上來分析他,研究他,一種說法是“曆史還原法”。人都有曆史的局限性。他們說什麽、做什麽很難超越當時的曆史條件。我們不能現在回過頭去看,說應該這麽著,而他卻那麽著。
比如有人對毛澤東提出的“槍杆裏麵出政權”的思想進行批判。如果了解當時的曆史情況,恐怕就很難這麽說了。共產黨當時恰恰是不屑於抓槍杆子的。是一個論黨內地位還沒有毛澤東高的蔣介石,先是發動了中山艦事件,接著是“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然後在南京自立中央政府。這邊的國民黨中央,雖然對蔣介石三令五申,共產黨又發通電,蔣介石根本不理你,該幹什麽還是幹什麽。原因是什麽呢?他手裏有槍。不但蔣介石不理你,這邊國民黨中央的人後來也跟著蔣介石走了,全都清共。
湖南的唐生智算什麽呢?起初毛澤東也沒有太在意他,孰料他後來也成了左右武漢政權的關鍵力量,成了撲滅湖南農民運動關鍵的力量,所以,毛澤東悟到,蔣、唐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都是拿槍杆子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個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總結出來的。
事實就是這樣,在中國曆史上,沒有槍杆子不會有說話的權力,更不用說要奪取政權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都需要用曆史的還原法來細致、認真地梳理出來。
再比如建國初期的“一邊倒”政策,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你傻不傻呀,幹嗎不實行全方位外交?不同美國搞好關係?至少可以實行中間路線嘛。事情真的那麽簡單嗎?如果深入研究那一段曆史,就會發現,既不像西方說的,當時的中央內部有親蘇、親美派之分,毛澤東是從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出發去製定了“一邊倒”的政策,也不是毛澤東對什麽高崗與斯大林的親密關係不安等等,而是在一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決定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審慎做出的。總之,它恰好實現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意識形態的統一。
還原成人的重新評價
新世紀:現在網絡上這種重塑毛澤東的過程還在繼續,怎麽看待這種重塑?
張素華:網上現在的這種重塑,有自己合理想象的地方。我感覺如果真正要總結曆史經驗,要評說毛澤東,恐怕要注意幾個問題。首先是不能神化他,現在神化他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很難成為氣候;第二是不能妖魔化,把他說得像魔鬼,我認為這是不顧曆史事實的一種表現。
我覺得在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時,要注意把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同他所犯的錯誤區分開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主要是從蘇聯來的,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比較狹隘。現在人們講社會主義有幾個支流,一個是西方的社會主義;一個是東方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當然還有別的社會主義。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1956年英國工黨代表團到中國來,他們就和毛澤東辯論,他們堅持的也是社會主義,並且勸毛澤東不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搞的和蘇聯一樣,那樣不好,蘇聯的社會主義有問題。毛澤東堅持說,我們和蘇聯是一致的。當時是誰也沒有說服誰。
從毛澤東來說,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否有不夠完善的地方雖然懷疑,但在根本問題上沒有懷疑,所以建國後的毛澤東,沒有走出蘇聯的模式;相反有些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總是想建立一個工農當家作主的國家,比如提幹、上學、當兵,處處都要優先工農子弟。他甚至提拔工人、農民的代表到中央任職。他不認為這對非工農出身的人是一種不平等,是對另外一些人的歧視。他更沒有認識到要改變工農的地位,首先要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要提高工農的經濟地位,就得千方百計地把經濟搞上去。也就是說,他所犯的一係列錯誤,同他追求的理想社會主義有關。
總的來講,我感覺要正確看待毛澤東,尤其在指出他的錯誤的時候,需要分清哪些是製度造成的;哪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狹隘理解造成的;哪些是對形勢的判斷失誤造成的;哪些是他個人的原因造成的。我們在評價他的時候,既不要神化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以理性的態度,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他,評價他,這對毛澤東是公正的,對我們的社會也是有好處的。我們無論對誰,都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大家評論一個人,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總結經驗,為了使我們不再重複他人或前人的錯誤,為了使我們走得更好。
他也有三落三起
毛澤東個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種相忍為黨積極的人生價值取向,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也是一個曆盡曲折的成長過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黃允升著的《毛澤東三落三起》一書。過去人們都知道鄧小平有個“三落三起”的傳奇人生,如今黃允升又向大家講了一個毛澤東“三落三起”的長篇故事。
說起毛澤東的“三落三起”,對於毛澤東說來,自然是他刻骨銘心的一段人生磨難;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也是一個曆盡曲折的成長過程。
秋收起義後第一落
毛澤東的第一落,說起來,叫人不能不遐想。1927年春夏,國民黨突然對共產黨翻臉,進行窮追猛打。一向懷有救國理想的共產黨對此極其震驚和氣憤,立刻決定通過充分發動工農群眾,在城市實行武裝起義,奪取全國政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自動請纓到湖南組織起義。然而,起義並不順利,原想幾路進攻長沙,可是起義沒幾天,幾乎全部失利。這使毛澤東迅速明白了一個問題,國民黨已經坐大,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眼下不是什麽繼續暴動,而是如何生存的問題。
當然,他是否馬上就明白了靠暴動不能取得勝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麽明確,但有一點,他比較肯定,必須保存武裝,必須先生存下來才能談到其他。所以,幾路起義軍失敗之後,毛澤東立刻做出決斷,不再進攻長沙,拉著隊伍上山了。
上山,在當時來說,是惟一正確的選擇,但中央則很難理解,乃至非常憤怒。認為他“停止長沙暴動”,是“放任工農革命軍退走”,是“臨陣脫逃”。共產國際的代表說得更嚴重,是“最可恥的背叛”。很快,毛澤東就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傳再傳,又變為被開除黨籍了。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一落。
事後來看,當時在中央負責的同誌,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們憑著一股堅定的革命信念,憑著對蘇聯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道路的認定,以及對國民黨政權的蔑視,一心認為通過發動一個個暴動就可以實現全國革命的勝利。那麽毛澤東呢?他暴動一半,就領兵走了,自然就是他們眼裏的“逃兵”。之後,隨著一個個暴動的失敗,人們才逐漸認識毛澤東是對的。
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保存了實力,搞出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成功案例,他不僅讓一些起義隊伍有了歸宿,而且為眾多的起義隊伍提供了榜樣,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喘息和重整隊伍的機會,否則中央精心策劃的所有起義都會是慘痛的失敗而變得無甚意義。
第二落:落選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
毛澤東的第二落,情況稍有不同。這次的大落是紅四軍內部意見分歧的結果,與中央關係不大,但所爭論的內容,也涉及一些原則問題。紅四軍的核心人物是毛澤東和朱德等,當時的分歧也主要產生在他們之間。毛澤東從未做過軍事工作,甚至連軍校也未讀過,帶兵打仗可以說是一個外行;朱德不僅讀過軍校,而且身經百戰,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而四軍這支弱小的軍隊,既屬於初創時期,又生長在國民黨強大優勢兵力的“叢林”之間,時刻都有被剿滅的危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生存、如何領導、如何建設和發展,麵臨著生死的考驗,一切都在艱難的起步與探索之中。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遠在偏遠農村的四軍,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揮的一支軍隊,中共中央又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四軍的行動必須按中央的指示辦事。毛澤東雖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極高,在如何治軍、如何帶兵打仗、如何使紅軍發展壯大等等方麵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並且常常是一些有別於中央指示的主張。
當同誌們向他質疑時,他總是以要從本地情況出發,要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指示為由,為自己辯護,這使認為應該堅決執行中央指示的同誌心裏總是不那麽踏實。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卻存在著毛澤東攬事太多、太有主見,常常聽不進他人意見的情況,也讓同誌們感到鬱悶。
一來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的到來,紅四軍內部的大爭論爆發了。很快,毛澤東就成了少數,甚至劉安恭說他是“自創體係”,是“反中央派”。紅四軍黨代表大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了。無奈,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到地方工作。
事後來看,當時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都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誰的想法正確?誰更高明一點?一切都要由實踐來檢驗。幾個月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做出裁決,對毛澤東提出的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關於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進行了肯定。於是,毛澤東又被請回了四軍。
毛澤東立刻抓住這一機會,起草一個有3萬多字的文件,交四軍黨代表大會通過,史稱“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將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確立起來,成為中共建軍的綱領,至今仍在發揮作用。近一年後,朱德坦然承認,這場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態度也有問題;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評。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為中央批判對象
毛澤東的第三落,情況非常複雜,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認識分歧,最根本的問題,是以什麽方式如何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問題。到1931年底,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軍已發展到幾萬人,並建立了大片根據地。怎樣才能奪取全國政權呢?中央的意見仍是以占領中心城市為主,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也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麽這個爭論,誰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呢?
這時在中央負責的是一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年輕人,中央的同誌理直氣壯地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它雖與蘇聯的道路不同,卻是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惟一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路。但中央的領導權不在毛澤東的手裏,他越是堅持自己的意見,越是讓人覺得他太固執,他已經成為貫徹落實中央意見的阻力。因此,毛澤東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對象,被請出了紅軍,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話說,邊緣化了。最嚴重時,人們甚至不敢同他交往。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三落。
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在紅軍生死關頭的時刻,毛澤東才又回到了軍事指揮的領導崗位。有人說,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這個話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表麵看來,毛澤東的三個大落與大起,是他個人的人生曲折,實際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創時期,既有一個對外鬥爭,也有一個內部不斷爭論、不斷調整方向、不斷進步的過程。這個過程留給後人的啟示是,做事一定從實際出發,注意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離真理近一點。從毛澤東本人來看,他不但沒有因為受到挫折而消沉,並從中學到不少東西,賀子珍說,他變得更耐心了,更加善於團結人了。這是一種相忍為黨積極的人生價值取向。
(此文為作者對《毛澤東三落三起》的最新書評,本刊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