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毛澤東重掌兵權的關鍵人物（組圖）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1）在一起

　　 由於時間緊促，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就黨中央總的負責人的更換問題進行討論。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由遵義出發向雲南紮西行進。途中，軍委縱隊(黎平會議後，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宿營，中央政治局進行常委分工。鑒於博古的精神狀態，準備更換總負責。本來順理成章應由毛澤東擔任，毛澤東推辭，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

　　 毛澤東讓張聞天出任總負責，同樣出於一種策略上的考慮。

　　 他至少考慮了兩層關係：一層是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現在雖然中斷了聯係，日後總要再恢複聯係。我黨更換主要領導人，按規定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張聞天留過蘇，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共產國際了解他，容易通得過。而毛澤東從未去過蘇聯，共產國際與他沒有直接接觸，王明也不會在那裏替毛澤東說好話，而且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隻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員，如果馬上一躍擔任“總負責”，不但不易為共產國際通過，還可能惹出麻煩。另一層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立了大功”，他原來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總負責”名正言順，變動幅度不大，易於為人接受；而張聞天“這個同誌是不爭權的”，是個“明君”，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又開明謙遜，有民主作風，能保證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尊重和實行。總的來說，張聞天當“總負責”，一可以向共產國際交代，二便於團結莫斯科回來的“布爾什維克”同誌，“一舉兩得”。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當周恩來把建議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的消息告訴博古後，博古心情坦然地說：“我已經想通啦，我知道我領導下去，沒有人再聽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過去。今後有事，盡管分派我秦博古幹。”就這樣，博古心甘情願地把象征最高權力的一副黨中央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進村時這副挑子還由博古的勤務員挑著，第二天早上出村時就改由張聞天的勤務員挑著了。挑子主人的更換，意味著中共中央最高權力實現了平穩的交接。張聞天從此開始了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重要活動時期。至於為什麽叫“負總的責任”而不叫“總書記”，是因為自1931年6月向忠發叛變後，黨中央就再沒設“總書記”這個職位，所以博古也好，張聞天也好，他們在黨內負總責期間的正式名義是黨中央“書記”。不過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上還是稱總負責人為“總書記”。

　　 周恩來後來這樣描述這戲劇性的一幕：“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遵義會議後，雖然毛澤東在軍事上沒有立即獲得最高指揮權，政治上也沒有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但正像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準確評論的：“遵義會議結束了。長征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掌舵。中國的道路——至少今後半個世紀的路——就這樣確定了。”

　　 從一個曆史範疇來講，遵義會議勝利結束了統治黨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領導。

　　 遵義會議開始形成的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誌組成的黨中央集體領導核心，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大舞台上叱吒風雲了40年之久，為中國人民建立了偉大的曆史功勳。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體現了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光輝篇章。

　　 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而沒有去批判“左”傾冒險主義政治路線錯誤，對於減少阻力，保證會議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雖然沒有批判“左”傾冒險主義政治路線錯誤，但後來毛澤東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流毒仍然存在”。——本書作者注)。對此，張聞天深有體會地說：“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誌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一次光輝實踐。會議一改過去“左”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政策，實行了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會議認真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鬥爭是比較激烈的，但沒有搞過火鬥爭，沒有搞懲辦主義。對於博古，因為他不懂軍事，縱容李德搞瞎指揮，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負有責任，會議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仍然讓他參加中央的集體領導，沒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讓他有職有權地開展工作。對於持保留意見的凱豐，沒有歧視打擊，而是讓他繼續工作，等待覺悟。對於曾經執行過“左”傾錯誤路線並已覺悟的同誌，會議未予以批評，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會上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後又成為黨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張聞天在會上不但未受批評，在會後還讓他取代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對於李德，會議批評了他的錯誤，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對他仍然尊重，會後毛澤東經常征求他的意見，他提出的有益建議仍然被采納，對他的生活照顧一如往常。遵義會議由於采取了正確的黨內鬥爭方針，因而達到了總結經驗教訓，撥正航向，團結起來，一致對敵的目的。

 遵義會議，又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產國際的指導，“先生講，學生聽，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這是黨處在幼年時期的特征。召開遵義會議時，我黨失去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係，在這種情況下，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最緊迫的問題。這標誌著我黨已從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義會議不愧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根本轉折點，不愧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具偉大意義的轉折點。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也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點，毛澤東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開始被全黨所接受，這表明他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事實上已開始確立。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政治局派毛澤東、張聞天、陳雲到各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在遵義紅軍總政治部駐地楊柳街天主教堂召開的駐遵義紅軍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親自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他深刻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尖銳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提出了今後的任務。當他激昂慷慨地說到我們再也不能像長征開始那樣“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了”時，台下的那些從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時期就跟隨毛澤東戰鬥的幹部們熱淚盈眶，高呼“紅軍萬歲”。蕭華在《長征組歌》中描述的“遵義會議放光輝，全黨全軍齊歡慶。萬眾歡呼毛主席，馬列路線指航程。……英明領袖來掌舵，革命磅礴向前進”，正是當時部隊這種情緒的真實寫照。

　　 遵義會議結束後的一天，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向被“左”傾領導者撤職審查並關押在保衛局“招待所”的同誌，也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這些被錯誤處理的同誌更是異常喜悅和激動。第二天，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來看望大家說：“同誌們讓你們受苦了!你們前一段不僅沒有錯誤，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於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的統治，不僅給革命、給紅軍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也給你們這些同誌帶來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黨馬上就要給你們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們一定會作出好的成績。”隨後，原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被分配到軍委幹部團任總支書記，其他同誌也先後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錯誤開除黨籍的同誌，經過審查，也恢複了黨籍。被誣為“羅明路線”代表的羅明，被任命為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被誣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代表的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對被誣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而被開除黨籍判刑5年的蕭勁光，遵義會議剛開完，周恩來就宣布恢複他的黨籍、軍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義會議的陽光雨露注入這些同誌的心田，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煥發了他們戰火中的青春。

　　 在北線鬆坎警惕地保衛遵義會議召開的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收到了軍團發來的一份非常簡短的電文：中央勝利地召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同誌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來副主席、朱總司令等指揮紅軍。這一喜訊立即傳遍了全團。收到這一電報的團長楊成武回憶說：“我們四團進駐鬆坎，對川敵進行警戒，就是掩護這次會議的。同誌們為能執行這樣的任務而驕傲!我拿著電文紙的手，簌簌地抖個不停，熱淚滾滾，情不自禁。……同誌們奔走相告，群情激奮。”“我不禁想起了從這次戰略轉移以來，一路上，指戰員們一直盼望著毛主席來指揮的那種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濱的血與火；想起了五次反‘圍剿’中的一場場惡戰，啊，那麽多的好戰友，血染江流，橫屍沙場，他們要是能看到今天的偉大變化，該多麽高興啊!今天，終於雲消霧散了，紅軍危難之際，有了眾望所歸的領袖!”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還給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麵軍以及留在江西堅持鬥爭的中央蘇區領導，發去了有關遵義會議精神和決議的電報，同樣受到熱烈的擁護和響應。

　　 總之，結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重掌兵權，順軍心、合黨意，全黨全軍拍手稱快。為此，朱德賦詩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願：

　　 群龍得首自騰翔，

　　 路線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糾正，

　　 天空無限任飛揚。

毛澤東與張聞天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在天安門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