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說,我是1950年8月31日乘這個船的,當時我沒有警惕。我找我們實驗室我老師的一個博士後,叫提斯——因為我在美國幾年一直在實驗室工作,什麽地方都沒去過,一直在這個地方,東部都沒有去,我叫他送我,還有趙忠堯、羅時均、鮑文奎。送我們上船的時候,許多人都來送,都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有個人叫唐友琪,現在北京大學化學係,也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還有一位叫鄭明,是搞力學的。
在大海上航行了多天,威爾遜總統號到了日本。9月2日一清早,船上的警報突然響了,通知叫三等艙的旅客換房間。其實是耍了個花招,船上讓趙忠堯、羅時均和沈善炯換到頭等艙去。他們正拿著箱子準備走,兩個美軍士兵說東京有朋友看你們。沈善炯說,他那麽一講,我想東京有什麽人可以看我們?我就拿著箱子走,剛走了兩步,不對了,他說了句英文,這句英文是不好聽的: Don’t be a smart ass. 意思就是識相一點。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我們到了那邊,他們首先把我們身上搜了一遍,一個個問,個別問。他先給我們看一張名單,他說你看,你們這個船上有哈佛大學的,有麻省理工的,怎麽就隻問你們加州理工的?你們自己應該清楚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錢學森你們知道吧,現在怎麽樣你們知道不?就問這類問題,那麽我們一概說都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讓我們回去了。船到了橫濱它本來是不靠岸的,結果下午把我們三個人用小船帶到橫濱去了。威爾遜總統號上的190多個歸國留學生向我們招手,親眼看著我們被帶走了。
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把我們三個人送到下野巢鴨監獄,這是遠東最大的一個監獄。我們三個人都分開隔離,進去後是不像話的,把頭發剃掉,換上有P字的衣服,身上弄上 666粉。早些年我的伯父就是被日本人殺死的,所以我對日本人非常憤恨。關我們的地方四周沒風,我拚命敲打,叫趙忠堯,叫羅時均,他們都沒有回音。過一段時候,帶我們到一個地方,叫做巢鴨監獄的中國犯人部,都是中國人。經過時看到日本戰犯,他們看到我們還說支那、支那。我心裏非常憤恨,這都是被判了刑的二戰戰犯,但他們可以打球玩,我們卻不行。牢房共11層,我在第二層,趙忠堯關在隔壁,羅時均在我們對麵。監獄有11層,中間是空的,這樣容易監視。
趙忠堯和沈善炯、羅時均被關起來後,起初也不審問,每天早晨隻給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可以出來走走,三個人也可以談話。平時下午也有放風的時間,三個人就在這些時間裏考慮對策。後來他們也慢慢知道了,中國的誌願軍已經進入朝鮮,中國這時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成了敵人。以後在關押趙忠堯的屋子裏,還關了一個日本小偷進去。趙忠堯以前學過英文、德文和法文,和這個日本小偷關在一起後,他又學會了日文。屋子裏兩邊有個木板,一條破毯子,中間放個馬桶,每天送飯,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趙忠堯抗議說為什麽關我們?美軍說是華盛頓決定的,我們無權處理。有一天把他們三個人關到一間空屋子,讓他們麵對牆站著,趙忠堯聽見憲兵在後麵拉槍栓,心想這回懸了,要命了。
這期間,台灣的國民黨派人來看他們,向他們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回美國,一個是回台灣,讓他們選擇。因為趙忠堯他們都是蔣介石的政府出錢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讓他們落到共產黨手裏。第一次會見時,他們三個人都在一起,到後來才分別談話。趙忠堯表示,我們回去隻是教教書,別的沒什麽。
沈善炯說,這個台灣駐東京使團的團長叫何世澧,是個軍人,秘書長叫陳延炯,後來吳征鎧的弟弟告訴我,這人在國民黨裏是個相當重要的人。到最後一兩天,陳延炯找我們談,第一個去的是趙忠堯,第二個去的是我,第三個是羅時均。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也來了電報,聘我們三人為台灣大學教授,叫我們考慮。趙忠堯回來講他拒絕,我們兩個人當然也拒絕了。羅時均還發脾氣,同他們說,你們為何玩花樣,講好了的,為何要這樣做?
趙忠堯在日本被美軍扣押的消息,沒多久便傳回了國內,家裏上上下下自是十分著急。他的女兒趙維誌剛剛高中畢業,幾乎就在趙忠堯被關的同時考取了南京大學,在俄語係學習。趙維誌說,1950年年初的時候我父親就說要回來了,老是寫信給我媽,說移民局刁難他,這不行那不行,反正總是阻攔他。8月份拍了個電報,說上了威爾遜號輪船回來,大概8月底可以到上海。我們挺高興的,知道爸爸要回來,我們就等著他。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在重慶了,因為中央大學已經遷回來了,遷到南京了,我們都回南京住了。
可過些日子船到上海,回來一百多個留學生,當時隻知道少了三個人,別的情況不知道。過兩天就來了個條子,我也不知道怎麽到我們手裏的,一個小紙條上頭用鉛筆寫著:在日本有事暫不能回。上麵沒有抬頭沒有簽字,什麽都沒有,可是那個字我認得,是我爸爸的字。後來,好像是錢三強吧比較有經驗,看了字把我拽出去,他說:我看這事有點懸,哪有這種信呀?沒有落款,沒有通信處,沒有可以回信的地方,可能有事了,用鉛筆寫,多半都是在監牢裏。你千萬別跟你媽媽說。我媽那時已經50歲了。我就隻好勸我媽,媽媽直哭,我的弟弟妹妹還小,弟弟4歲,妹妹7歲,都還不太懂事,看大人哭,他們也哭。
我們急得要命也沒辦法,當時隻知道這麽點兒。後來就看到報紙,抗議美國無理扣押中國三個科學家。周總理代表當時政務院和外交部發表聲明,抗議美帝無理扣押中國科學家回國。然後吳有訓代表198個科學家發表聲明,還有各界輿論都抗議美國這樣做。我給我爸爸寫信:親愛的爸爸,你回來吧,媽媽等你回來,弟弟妹妹等你回來,全國人民等你回來。沒想到,爸爸在日本被關期間,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檢查,看到我的信就發現了問題,說:你女兒寫的信,我們麥帥(麥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氣。因為我在信中罵了美帝。
趙忠堯他們被扣押58天之後,世界輿論一派嘩然,美國國內科學界也紛紛提出質疑和抗議,美軍最高司令部實在找不到什麽理由,不得不放行。他們回來後,沿途都受到歡迎。趙維誌說,爸爸一直到11月份才回到南京,非常高興。當時物理係的師生,大概還有南京市的負責人,還有南京大學的校長等都去歡迎,有人說,趙維誌在俄文係,把她叫上一塊兒去吧。我就跟著他們一塊兒到南京下關火車站。物理係的學生打了個橫幅:熱烈歡迎趙忠堯教授回國,然後就接回來了。接回來以後就回家,回家爸爸馬上對我媽媽說他再不穿西裝了,讓我媽媽給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個大褂,然後說我們去照一張全家福吧。就到那個金鳴寺1號,原來中央研究院門口台階那兒照了那張照片。
令趙忠堯料想不到的是,幾十年後,因為他當年曾是三星鉛筆廠的股東,文革中他被紅衛兵打成資本家,又被懷疑參加美國原子彈試驗問題而被管製,幸好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出麵過問並作證,趙忠堯才得以解脫。
趙忠堯回國不久,便和他購置的部分器材一起落戶到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李壽木丹說,趙先生帶來的儀器設備不光是為了這個加速器,他帶來的材料比方說很多金屬材料,搞真空的材料,塑料,釉質,電子學的零件,有機材料,33箱很多東西,當時國內都沒有的,我們其他工作都能用的。比如說搞記數管,他來了之後才能做到高真空,有了他我們的記數管就能做成了。他還帶回來一套搞宇宙線研究的多板雲霧室,這是他在美國利用人家的多板雲霧室仿製的一個,本來他自己用的,最後我們搞規劃之後,他交給了王淦昌。
記得當年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之後,震動了全世界,也震動了中國的國民黨,特別震動了科學界。 1946年吳有訓曾在中央研究院做過這方麵的報告,也有過一點想法,蔣介石說吳有訓他們搞的計劃是秀才造反,三年無成。當時我在浙江大學,我們班的同學對這個問題非常有興趣,要想請王淦昌先生給我們講一講。有一次,我作為班裏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還有一個同學和我一塊去的。王先生是教我們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興,滿口答應給我們作報告。過了三天,他就給我們作報告。我們全班同學,還有物理係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參加了,其他係也有參加的。他的報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淺出。他在黑板上畫了個圖,講了原子彈的曆史、原理、威力和預防。他這一講之後,大家腦子就比較清楚了。隻是沒想到後來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