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著名“漢奸”的故事

照時下“愛國”義士們的標準，他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漢奸無疑。

當初，“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人侵占東北，全國人民群情激昂，紛紛要求政府與日本絕交，對日宣戰。他卻於此時站出來唱低調，潑涼水，主張冷靜應對，與日本直接交涉，為了保全東北主權，不惜屈辱地承認日本開列的五大條件。

這不是漢奸是什麽？

１９３３年，日本人打到熱河，對華北虎視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號召，“就用‘無組織’與‘非現代’與日本一拚！”主張用大刀長矛、大車駱駝、人拉肩扛，驅使人民赤膊上陣，“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而他，卻拍案而起：“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麽？”“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也不願學著這壯語作戰！”

兩年後，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報刊發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輕視四億中國人的仇恨，不要因輕舉妄動而毀滅日本民族光榮的過去和偉大的前途。他說，日本隻有放棄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贏得中國的人心。從這些話中，魯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國人心的陰謀，痛斥他“出賣靈魂”，“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再兩年後，七七事變爆發，全國軍民正待奮起抗戰之時，他竟同汪精衛、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調，企圖盡最後的和平努力。他還給他們這個小圈子起了個名字，叫作“低調俱樂部”。以至於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國防會議上，國軍參謀總長程潛指名道姓大罵其為漢奸！

確實，這樣的人不是漢奸，誰是漢奸？

然而，這個漢奸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卻遠遠超過了許多慷慨激昂紙上談兵的“愛國”義士們。正是他，在國家危難之機，毅然放棄自己極端珍視的超然獨立地位，應召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他稱自己“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一位著名曆史學家畢爾，寫了本《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探究美國卷入戰爭的根由。他總結道：美日之戰本可避免，但羅斯福總統為著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來偷襲珍珠港。此說雖不盡正確，卻也反映了一班曆史學家對這位中國大使所起作用的評價。

拖美國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麵抗戰爆發的兩年以前，就已經定下的策略。這年六月下旬，他連續給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寫了三封信，謀劃抗日策略，並托後者轉達蔣介石。他對世界局勢作了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製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的局勢。第二個判斷是，在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場最慘的國際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為基點，他提出兩個可能的方案。第一個方案是與日本公開交涉，作有代價的讓步，解決一切懸案，原則為換取十年和平，爭取時間解決國內武裝割據，同時發展經濟，整軍備武，積累本錢，以便在將來的國際大戰中一舉翻身。

這固然是委屈求全，忍辱求和，然而卻有一個基本原則：“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則不免於一戰。”於是有第二個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戰四年的計劃。

苦戰的目的，不是憑中國自身實力獨自戰勝日本，而在於加速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的實現，促使中日戰爭演變成國際大劫。為達成這個目的，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將會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他指出：

“隻有這樣，可以促進太平洋國際戰爭的實現，也許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四年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隻能期望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兩年之後，曆史正好按照他這裏所設想的第二方案展開，而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與不小的貢獻。事後回顧，實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實的思路與驚人的預見力。與他相比，什麽《論持久戰》之類的玩藝兒，真是小兒科。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還不是他的預見力，而是他對國家民族極端負責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洶湧主戰的時候敢於主和當“漢奸”的勇氣。他雖然看清了中日之戰的前途，看清了苦戰之後中國必能翻身的結局，但是在1937年9月以前，他卻始終不是一個堅決的主戰派，甚至在七七事變之後仍然與汪精衛等人一起試圖謀求和平之路。因為他看到那一條苦戰之路太慘烈，因為他覺得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太大，因為他悲天憫人而沒有某位偉人那種“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還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草菅人命的偉大氣魄，他自始至終就一直試圖努力爭取實現那相對而言能給國家民族帶來最好結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舉國洶湧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堅持唱理性的低調，堅持說逆耳之言，堅持講負責任的話。苟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萬眾唾棄，負漢奸之名，又何懼哉！

與汪精衛相比，他毫無爭權奪利的私心，也不象汪精衛那樣對中國前途悲觀失望。對於中國最後的翻身，他始終充滿信心。1933年華北停戰以後，當汪精衛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對日妥協，舉國抗戰聲音趨於消沉時，向來不怕唱低調的他，卻不能不站出來唱高調，提醒政府不可隻顧眼前安寧而承認侵略合法化，犧牲掉我們在國際上抬頭做人的資格和我們將來翻身的本錢。

1935年，在舉國趨於消沉之時，他公開站出來，呼籲大家反對華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軍方視為“一二九”學生運動背後的黑手。當抗戰全麵展開，中國人已經付出慘重代價之後，他更是成了堅決的主戰派，正式與汪精衛分道揚鑣。因為代價已經付出，隻有堅持到底，才不致前功盡棄。當汪精衛發出豔電投向日本懷抱之時，他卻提醒政府，現在是和比戰難百倍，我們已經逼上梁山，除了苦撐待變，別無他途。

這就是他，一位曾經遭人唾罵的漢奸，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他的名字叫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