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與叛徒妻子離婚記(圖)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李淑芳)，1916年生，皮膚較黑，短發，戴淺黃色眼鏡，女學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讀書時加入共青團，抗戰爆發後入黨，1942年到晉察冀根據地黨校學習，1943年被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她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字很好，由此認識了張春橋。戀愛時，張春橋26歲，李淑芳27歲。

　　“文革”初，有人散布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生氣地說，我從來沒有被捕，怎麽會是叛徒?今後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把煙頭往煙灰缸裏使勁一按，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隻要小指頭一點，你就要完蛋!張春橋如此之硬，但一說到妻子就嘴軟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軍大“掃蕩”時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叛變，進宣傳班寫反動宣傳品，並參加反動廣播和宣傳演出。後來，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與李淑芳聯係上，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張家口結婚。文靜沒有交代其叛變行為，但卻很快被組織上掌握。雖經反複審查，但礙著張春橋的麵子，文靜還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

　　張春橋背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這棵“大樹”，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澤東賞識，因此官運亨通，一路攀升。從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是張春橋點燃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雖由姚文元執筆，但卻是張春橋和江青在幕後策劃，江青水平不高，“智囊”還是張春橋。在揭發劉少奇派工作組和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中，張春橋都立有“大功”，要不怎麽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寶座上呢?文靜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無職卻有權，於是，她不再隱姓埋名，開始頻頻露臉。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大字報揭露文靜是叛徒。雖然文靜早被宣布為叛徒，卻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組織係統的幾個負責人，偷偷調閱了文靜的曆史檔案。張春橋盛怒之下，撤掉了他們的職務，並當場把文靜的檔案鎖進市委的鐵皮箱，貼上封條。盡管如此，文靜的叛徒問題還是不斷外泄。外地一名女幹部供出當年和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事，要當麵對質。外調材料到了張春橋手裏，張春橋臉脹得通紅，沉默了半天，說不見了吧，把外調材料退回去。從此，張春橋嚴令文靜不要把手伸進市委。雖然文靜暗地裏還想插手，但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心中有數，對她都敬而遠之。

　　中共九大後，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文靜從上海的公眾場合徹底消失。

　　以後，文靜的曆史問題，就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一個造反派頭頭想討好張春橋，說張夫人可以作為市革命委員會的候選人。張春橋勃然大怒，當場痛罵，你這種人算什麽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裏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造反派頭頭莫名其妙，拍馬屁怎麽拍到了馬蹄子上?徐景賢明白，張春橋打算與文靜一刀兩斷了。

　　其實張春橋的家庭生活還算融洽，文靜給張春橋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張春橋愛抽煙，也喜歡喝酒，文靜也抽煙喝酒陪著他。張春橋夜間工作時，文靜通知廚師做夜餐。張春橋決定與文靜保持距離，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後，從王維國(上海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那裏搜查出文靜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沒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裏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誌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裏，春橋同誌自己會告訴。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

　　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曆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在場的幾個人都感到意外。馬天水首先說，是不是有這個必要?王秀珍與文靜關係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賢沉默片刻，認為鄧穎超的來訪促使了張春橋離婚，就說，我尊重春橋同誌的意見。王洪文苦笑，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誌的考慮有道理，什麽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個地方住。我和文元同誌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裏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當然，春橋同誌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父親，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預備會議上，張春橋飛黃騰達，毛澤東提議張春橋擔任十大主席團秘書長。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鄧小平任總參謀長，毛澤東讓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第二副總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調到中央後，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靜從來沒有去過北京。1976年，上海方麵邀請張春橋回來。張春橋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裏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張春橋沒有再回過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釣魚台九號樓是張春橋的住所，樸素簡單。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麵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裏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上海方麵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徐景賢收到張春橋寄來的一封密信。

　　徐景賢剪開信封，拿出一張白色道林信紙。

　　景賢同誌：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來張春橋不是找秘書，而是找“伴”。

　　踏破鐵鞋無覓處，上海市文教係統某機關開會，“她”的發言引起徐景賢的注意。這位“她”，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言辭敏捷，有獨到見解，但又不張揚。徐景賢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向張春橋推薦，得到張春橋認可後再攤牌。

　　然而此後幾個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澤東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徐景賢雖然到過北京，但卻始終沒有機會與張春橋從容長談。9月21日，徐景賢給張春橋打電話，約在下午麵談。兩人在交談中，談到了“她”的情況，張表示可以考慮。

　　10月1日，徐景賢通過有關部門，調來“她”的人事檔案。為避免猜疑，還同時調了另外三四份檔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大信封，寫上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誌親啟，密封後交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每天要搭航班直飛北京。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

　　1981年1月，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20多年後獲釋。因為當年和文靜離婚雖經中央批準，但沒有公開，所以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