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漢武帝 從藝術到曆史

幾分功過？

學者吳思毫不掩飾自己對漢武帝的觀點：“我認為漢武帝過大於功。功過四六開，甚至是三七開。”

僅就漢武帝最大的業績攻擊匈奴來講，吳思認為，從戰爭的效果看，國內民生凋敝，外患並未根除。漢武帝的鐵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樣的效果，以代價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達到，比如修長城。

對於漢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遺產”，吳思認為：精神遺產，看怎麽說。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遺產；修長城，那不也是精神遺產嗎？再比如清朝，睦鄰友好，鄰國有困難時伸出援手，兩利，雙贏，那不也是精神遺產嗎？三種精神遺產，哪種更好？為什麽非要打呢？難道說，我們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歐洲，然後祖先的手下敗將再把歐洲滅得灰頭土臉，這個才更好？

缺了漢武帝的霸道，我們民族是否會因此少了一種激烈情懷？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老百姓哪能為這種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吳思說，“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會覺得這是好事。漢武帝所有的事都 ‘愣’，都過度，荷爾蒙太旺盛，當一個人的人性得到最張揚的發揮時，肯定是他人的邊界被壓縮到最小的時候。漢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為導致後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還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遺產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漢武帝的所作所為，是否已從個人行為轉化為民族的共同記憶？他功勞真的需要那麽激烈的質疑嗎？

“我們應該充分尊重當事人對自己的評價。晚年漢武帝自己下罪己詔了。我們更應該從這筆精神遺產中獲益。”吳思笑盈盈地說。

總之，吳思認為漢武帝個性鮮明，雄才大略，但這些都掩蓋不了他的過失，而且過大於功。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主任黃樸民則認為，漢武帝功勞大，錯誤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武帝則是弄個亂攤子，讓別人來收拾。

然而與吳思不同的是，黃樸民認為，漢武帝是在諸多內外方略中，選擇了一個短期有利有弊、長期影響深遠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時勢，時勢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麵，漢武帝時代，漢朝確實具備了主動出擊的經濟實力。漢高祖時期，天子的車都湊不齊四匹一樣顏色的馬，將相外出乘牛車。漢朝屢屢受害於匈奴，卻隻能選擇和親。經過“文景之治”，漢武帝的政策已經具備了多種選擇的條件。另一方麵，漢武帝的決策無不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條件，換一個皇帝，決策也許就完全不同於漢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學對漢武帝的影響也很大。公羊學是儒家中與法家結合得比較緊的學派，它講究的是“大一統”、“尊王”，還有就是“大複仇”。所謂“大複仇”，就是後代對於先輩的恥辱，一定要通過各種手段實現複仇。

黃樸民認為，漢武帝時代，是中國的少年時代，漢朝的盛大，不僅表現在物質文明上，更表現在精神狀態上。不要說張騫、衛青、霍去病等將軍，就連社會底層也不乏郭解這樣的“豪俠”，連司馬遷這種黃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懷天下，銳氣逼人。那是中國人精神鋒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輩出的年代，天下絕不僅有漢武帝一個英雄———彼時英雄如潮，漢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漢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懷的中國人，所以他才得以從文化心理上、從基本疆土上確立了中國人是中國人。後來曆史滄桑，我們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來越少了。撇開道德判斷而言，一個民族畢竟是需要積極進取精神的。

複旦大學曆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葛劍雄對漢武帝的功過則傾向於描述。

漢武帝時代，在中國的疆域中，農耕區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現在都差不太多。漢武帝打敗了匈奴，奪取了適合農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沒有河西走廊，中國的疆域就不會發展到中亞。嶺南，漢初實際上難以控製，漢武帝時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權控製之下。中國曆朝曆代都追求“大一統”，這些地方不統一進來，就不能算完閃吮曜家庖逕係摹按笠煌場薄?BR>“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奠定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基礎。“客觀地說，儒家適合中國農業社會。漢武帝隻是完成了儒家作為權威的意識形態的製度化。如果儒家不適合中國社會，就算再有幾個漢武帝‘獨尊儒術’也沒用。”葛劍雄說。

漢武帝對於中國曆史上的中央集權製度的政府結構也影響深遠。漢武帝時代的“內朝”、“外朝”製度，後世基本沿襲，變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製，內閣製等等。

葛劍雄認為，漢武帝確實有窮兵黷武的一麵。反擊匈奴，卻把軍隊打到了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境內，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來解釋。漢武帝為了讓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獲得封侯的機會就發動戰爭，這種私人動機不應該替他隱諱掉。

鹽鐵官營，把專製集權擴大到社會的各個層麵，以殺雞取卵的方式聚斂財富。事實證明，這些政策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流民四起，人口減半。

另外，漢武帝還夢想長生不老，導致騙子紛至遝來，攪擾朝政。晚年剛愎自用，性情叵測，兒子殺了，夫人也殺了，後來誰被他任命為丞相，就會感到大禍臨頭，還有人哭著不肯做丞相。

從各方麵看漢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頒詔罪己，息兵休養，順利交班。這些政策的實施，多少彌補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災難。

學者最想看什麽？

葛劍雄完全沒看電視劇《漢武大帝》，因為“我不必通過電視來了解漢武帝”。吳思也一樣，“我沒有看的欲望。電視劇沒完沒了，濃度太低，太耽誤時間了。有看電視的時間，不如看曆史資料。”

兩位學者都沒看《漢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劍雄說：“如果我去看《漢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個血肉豐滿的漢武帝。別套光環，也別抹黑；漢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現漢武帝，尊重這段曆史，一定要把漢武帝的複雜性表現出來。一方麵，漢武帝是曆史時代、整個社會的產物。他的一生，無論個人命運，還是政治生涯，經常會使人浮想聯翩———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漢武帝意氣風發，功欲熾烈；晚年寧可把監國大權交給大臣，也不交給親屬，最當他權力達到頂峰時，實際成了孤家寡人。當他後悔時，一切都晚了，這是帝王的典型悲劇。可另一方麵，漢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時，大臣的孩子抱著他玩，他會感到非常高興……

“司馬遷，也有不那麽偉大的一麵。他富於情感，這對文學家是優勢，對曆史的記錄者卻是短處。他對自己喜歡的人物描寫中往往有誇張成分，而對有些重要人物卻過於簡略。李陵的戰敗和投降，漢朝方麵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他的個性也有軟弱的一麵，以民族大義衡量就不可原諒。總之，人無完人。”

葛劍雄說，自己沒有看戰爭的大場麵的欲望。看待漢武帝討伐匈奴，他認為不能隻從漢族的角度看，漢朝和匈奴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程度，曆史的傷痛是否更深重？要從生存鬥爭的角度看漢匈鬥爭。

吳思對漢武帝最感興趣的有三方麵，卻都與視覺關係不大。首先是漢武帝如何處理對外關係，其次是如何處理與工商階層的關係，再次是如何處理意識形態的爭論。這三者是渾然一體的，但如何處理與工商階層的關係，始終是中國曆代皇帝永恒的問題，也是現階段吳思最感興趣的曆史問題。在漢武帝時代，這個問題在爭論中達到高潮，焦點是，工商業是官辦好還是民辦好？

吳思說：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這點在漢朝已經是共識了。治天下，和誰共治呢？

“戰亂平息，王朝初建，中產階級往往已經被消滅殆盡，此時天下以自耕農為主要人口。然而和小農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會通過官僚體係控製農民，與官僚集團共治天下。接下來，地主階層發展起來，並迅速與官僚結合。此時皇帝與官僚地主共治天下。農業定局了，再接下來，工商業發展起來。統治者就開始考慮是否與工商業階層共治天下的問題。但是工商業階層在中國一直很弱小，曆史上工商業階層一直沒能力與統治階層討價還價。

“統治者對待工商業，最簡單同時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圖的行業拿過來自己壟斷。漢武帝時的鹽鐵行業即是如此。漢初的冶鐵行業，應該是民營的。卓文君的父親卓王孫，秦時被從趙國發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後就辦起了冶煉企業。當時戰爭頻仍，鋼鐵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孫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漢武帝時代，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私奔時，卓家的日子還過得相當好。冶鐵能有這麽大利益，官家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官家把鹽鐵拿到手後，企業馬上就會出現低效、腐敗等現象，由大利變成虧損。此時，民間力量就有機可乘了。他們會想方設法收買官員，分得一杯羹。官員被收買之後，整個社會的實質就變了。”

吳思認為，民間力量滲入官營工商業的過程不會是正式的、公開的，而是偷偷的，是“一個人的革命”。但吳思不認為此時官家就會代表私營工商業力量：“沒殺雞取卵，就是代表雞了？那不是可笑嗎？”

漢武帝將鹽鐵官營，後來引起爭論。法家認為，鹽鐵應該官營。而儒家則反對“與民爭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證據充分。比如，冶鐵官營之後，鐮刀割不動草，價格卻很高，沒人買就攤派。企業為了完成指標，就製造大件，賣不出去就堆著生鏽。

早在漢武帝時事實就已證明，工商業官營是行不通的。然而這種爭論一直在翻版，隻是每次的爭論用詞都不一樣，大家都自以為碰到的是新鮮事。曆史的經驗教訓就這樣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時代類似爭論又出現了。漢武帝時代的悲愴，重蹈覆轍就會具有鬧劇色彩，而反複重蹈覆轍就讓人哭笑不得了。

黃樸民教授則是《漢武大帝》最早的觀眾之一，他參與了這部片子的曆史學術把關。他對電視中漢武帝如何把握時機特別感興趣：什麽時候韜光養晦；什麽時候確立儒家意識形態的權威；什麽時候打匈奴；什麽時候以何種方式選擇接班人……

電視劇《漢武大帝》結束於漢武帝辭世，而黃樸民很想看到後來發生的故事。武帝死後，霍光主政期間，社會上“賢良”、“文學”紛紛發難，對漢武帝全盤否定，而桑弘羊一派則堅決捍衛漢武帝的一切政策。霍光一方麵調整政策，將“賢良”、“文學”的怨氣控製在可控範圍內；另一方麵則仍肯定武帝的功勞。正由於霍光的務實態度，漢祚才得以延續，重又振興。

除此之外，“有些台詞設計得挺好，比如‘讓人家講話嘛’，大家一聽就會感興趣。”黃樸民說。

藝術歸藝術，曆史歸曆史

曆史專業學者，對曆史題材的電視劇反倒更寬容。

葛劍雄認為，曆史題材的電視劇，“基本上符合史實就可以了。完全是編造的也沒什麽了不得，隻要說明白就是‘戲說’就可以了。”

“大家下班回來，一天忙下來都很辛苦，誰還想坐下來接受曆史教育？”真正的曆史知識和觀念還得靠曆史廛和曆史書的傳播。

那麽漢武帝時代，電視中人物卻一口現代用語，這可以接受嗎？

葛劍雄認為這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如果都用漢朝話說觀眾聽得懂嗎？再說，就算用漢朝話說，我們所知道的也僅限於漢朝書麵語，漢朝口語有誰知道呢？

葛劍雄說，如果過分計較曆史的真實，《史記》也是值得懷疑的。中國的曆史文本一向承載著政治任務，孔子編篡《春秋》就是貫徹分階段的政治主張，甚至不惜掩蓋和篡改史實，審眾所周知的。我們應當善於透過文本來猜測背後的事件和真實。隻有如此，我們才能發現，書中所謂“天子西狩”並非皇帝外出打獵，而是被人趕得往西逃跑。

黃樸民也持相同看法。他說，藝術歸藝術，曆史歸曆史。不要期望曆史劇承載太多的東西。如果太過較真，那麽《三國演義》就沒法拍了。敵我雙方上將大戰五十回合，雙方小兵圍著觀禮。大將一死，小兵一哄而散。真實的戰爭哪有那麽打的？

追求真實應抱有合理的期望值。黃樸民提出了兩種可以實現的真實：“近似真實”和“邏輯真實”。

李廣之死，《史記》裏明確記載是因為誤期自殺，但在電視劇《漢武大帝》中李廣是戰死的。為了藝術效果而“近似真實”，是可以接受的。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太皇太後和田羛燒毀了景帝留給竇嬰的遺詔副本，導致竇嬰以“矯詔”罪名滅族。雖然曆史上沒有記載，但邏輯上是成立的，這就是“邏輯真實”。

當然也不是一味的寬容。黃樸民認為，曆史題材的正劇應該具有“四大”：

大真，即大處真實；大氣，創作者應具有博大的曆史觀念和民族情懷；

大雅，要尊重藝術創作和藝術想象的規律，不必拘泥於曆史的細枝末節；

大美，曆史劇的視覺效果要求應當更高一些。

黃樸民認為，曆史題材的正劇，是一個曆史公眾化的過程。其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借鑒西方影視史學的方法論，把疑問和批評當做一個課題來研究，以此引導曆史題材正劇的創作。

每次曆史題材的正劇熱播，曆史都要接受一次現代價值觀的重新評估。麵對曆史，現代人很輕易就可以獲取道德優越感，這樣做有意思嗎？葛劍雄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的，沒有完全一樣的曆史；然而曆史又是永恒的，人們必然會對曆史人物和事件進行臧否。過去社會還沒有達到言論自由的程度，人們不得不通過評判曆史來表達現實觀點，應該說這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