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最願意生活的十個時代

　　人都想自由，但有些不自由卻是命定的。比如說，你生在何時，是男是女，父母是誰，屬何民族，統統你都說了不算，隻有認命。這就不免生出許多幻想。 

　　國外曾經流行一個測驗，問如果能夠自由投胎，你最願意做的十個人是誰？各種答案五花八門，從基督、孔子到夢露、楊貴妃，千人萬願，莫衷一是。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我想我不願回答，一是不敢高攀，二是怕爹娘不高興。但我願意回答一個類似的問題：你最願意生活在哪十個時代？實際上，這個問題隻是依你個人的喜好去選擇你最喜歡的十個時代。下麵就是我的答案。 

　　十一世紀的北宋 

　　這個時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因為這一百年裏，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 

　　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對兒孫立下兩條死規矩：一，言者無罪；二，不殺大臣。難得他在十一世紀的五個繼任者都特別聽話。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鑒》；如果我思想新，那麽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計算機用，不過都沒什麽關係。我隻想做《清明上河圖》裏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閑，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本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 

　　我想站在人群裏，聽鮑勃·迪蘭唱“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這首名叫《答案在風中飄》的歌，是一首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的歌曲，也是那個時代的聖經。 

　　那是一個最紅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時，幾千年來第一次打贏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麽？他們供你吃供你喝，又為你安排了一個妥妥帖帖的前程，你怎能不當他們的乖寶貝？但是，兒子覺得，父母的愛已經窒息了他們的每一個毛孔。他們不得不大聲自問：怎樣才是一個真實獨立的我？ 

　　若我生在那個年代，我想我會和他們一起，開著破車衝上美國的每一條大路，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聽鮑勃的歌，聽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的歌，大聲朗誦金斯堡的詩句。我們隨處野營，享盡最狂熱的愛情，也用空空如也的腦袋去琢磨最根本的哲學問題。當然，我們還會遇到馬丁路德金博士，他正領著黑人兄弟向華盛頓進軍。他一遍又一遍地對他們大聲說：“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 

　　杜牧時代的揚州 

　　如果他肯，我願意隨他去揚州。他能夠自請下放，我想我也能。“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生在晚唐，盛唐國威不再，北方正是軍閥割據，朝廷裏兩派又鬥得不可開交，所以我們一起去揚州過過舒心日子。 

　　衰落的年代，反倒美女如雲，而且善解人意婉鸞可喜，不像楊貴妃和虢國夫人那樣驕橫跋扈。這是一個小家碧玉的時代，揚州就是代表。還在早些時候，徐凝就在詩裏寫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無賴，就是天然的可愛，現在看看杜牧怎麽說：“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不必如南宋薑夔那樣“喚起玉人”，僅這詩句就已讓人心醉了。有人說，這是亡國之音，可那些道貌岸然的興亡說教，和我們又有什麽相幹呢？顧炎武固然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如果人家連這個責都不讓你負呢？還是回來吧，回到這個精神上溫柔的家園。 

　　蘇格拉底時代的雅典 

　　這個老人穿著髒兮兮的長袍，肩上還濕淋淋地一片，信步向雅典的集市走去。路人見到紛紛閃開，仿佛有點怕他。他出來之前，剛和刁蠻的老婆吵了一架。出門時，一盆水便從二樓潑了下來。盡管如此，我還是向往這個時代，因為如果今天再發生這種爭吵，怕就不是一盆水所能解決問題的了。老人抹抹臉上的水，頭也不抬，隻輕輕地說了一句：“我早知道，雷霆之後必有大雨。” 

　　如果我是一個雅典公民，那麽我很可能被老人拉住袖子問道：“告訴我，朋友，什麽是幸福？什麽是正義？”但真正的雅典人已經被他問怕了。他們會說：“蘇格拉底，別再用你那著名的反諷和我們窮開心了。你什麽都知道的，你就直說吧。” 

　　但老人固執地搖搖頭，說：“我知道什麽！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在太多的人滿足於一知半解的今天，我向往這個有人宣稱他一無所知的時代。

　　在太多的人說“你累不累呀”的今天，我也向往這個真誠地探討什麽是正義和幸福的時代。那個時候，雅典人還不知有上帝，所以，他們思考，上帝就不會發笑，一般的人更不會笑。盡管他們自己怕被蘇格拉底纏住問個不休，但他們願意聽，即使聽不懂，也不會一哄而散。 

　　但這終於要了他的命。雅典當局認為他在和他們爭奪青年，便逼他服毒。那時，我真想和柏拉圖一起守在他身邊，聽他說出最後一句話：“每個人身上都有太陽，隻是要讓它發光……” 

　　穆罕默德時代的阿拉伯 

　　人類幾千年的曆史，各種信仰和主義可謂多矣，但有信心要求人無條件接受的並不多。更多的，不過是一手拿著信仰，另一隻手卻舉著麵包或僅僅是對麵包的承諾。我願意生活在穆罕默德時代的麥加。也許我隻是一個普通牧羊人家的孩子，沒有太高的覺悟，但我知道，他教我們仰望蒼穹，用心靈去體會那天地間至大的偉力。 

　　電影裏曾有很多這樣的場麵：醫生對拄著拐的病人說：“試試，扔掉你的拐杖，你其實自己能走的。”病人起初並不自信，但在醫生的鼓勵下，最後終於邁出了不靠拐杖的第一步。在信仰的領域，穆罕默德就像這位醫生，他強迫阿拉伯人放棄偶像崇拜——那些已經無用的拐杖，徑直投向真理的懷抱。對於心靈來說，這是一次偉大的解放。 

　　他本人並不能消滅人世間所有的苦難，但他有這個信心。他說：我是最後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而我們知道，從亞伯拉罕(伊斯蘭教稱為易卜拉欣)到耶穌基督，先知的名字總是和無窮無盡的苦難相連。現在，既然最後一位先知出來，那麽人類的苦日子是不是要到頭了？如果我生在那個時代，我想我會相信的。 

　　名士時代的東晉 

　　《世說新語》裏講，王獻之居山陰，突然想念戴安道，便冒雪連夜乘船前往訪戴。天亮到了戴家門前，卻連門都沒敲，轉身就走。仆人很奇怪，問為什麽。王說：“吾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戴？” 

　　這就是名士風度，以心照不宣為特征。在人際關係複雜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懷念這個時代。當然，站在道德的立場上，我們有一萬條理由攻擊名士們都是廢物，但我們似乎並不理解他們對文化的感情。 

　　如果逃跑是光榮的，那麽外國有敦克爾克大撤退，中國則有“衣冠南渡”。英國人是“留得青山在”，而東晉士族則留得了文化在。既然拋家舍業地到了江南，隻剩下文化上的一點點優越感，那麽他們就必然要把這文化珍而重之地供奉起來。 

　　我們都知道，對一樣東西感情太深，往往並不會總是掛在嘴邊。名士們也一樣，對文化愛得太深，反倒不談了。他們喝酒，穿奇裝異服，品評人物，在一般人眼裏是放誕，但在他們心裏，卻是用這些為文化築起了一道籬笆，不讓別人輕易染指。甚至連他們自己，消費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而隻是它的觀賞價值。 

　　宋襄公時代 

　　春秋時，宋襄公與楚國打仗。部下勸他乘楚人半渡擊之，不聽，終遭敗績。宋人怨他，他卻說：“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 

　　與敵人講仁義道德，曆來，宋襄公被看成傻瓜。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他不過是在維護一種傳統軍人的榮譽感，隻是行將過時罷了。 

　　這種榮譽感，為貴族所獨有。當時打仗，大概不像後來殘酷，倒有點過家家的意思。戰鬥的勝負，主要取決於雙方貴族的決鬥，一般士兵，不過跟著搖旗呐喊而已。而貴族，往往又把榮譽感看得比生命還重。孔門弟子子路與人作戰，寧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說，就是這種榮譽感最後的折光。另外戰鬥中還有許多規矩，像“不殺二毛”，就是不傷害頭發花白的人，在今日看來也頗為不可思議。 

　　你盡可以笑他們癡，笑他們傻，但你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充滿人格魅力的時代。當時大地上還很空曠，做人，必須頂天立地才能自存；而陰謀詭計，隻有在人擠成球的地方才會有市場。同時，貴族固然世襲，但也必須拿出真家夥來，不但要勇敢，而且能夠出使外國，即席賦“詩”言誌，不辱使命，才能證明你無愧於“君子”。 

　　這個時代之所以令人神往，在於它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時代。中國的大國風範，就是奠定於此時。

　　達芬奇時代的意大利 

　　無疑，文藝複興是個偉大的時代。你不但能夠目睹許多偉人和他們的作品，還可以感受到一種朝氣蓬勃的生活態度。 

　　與中世紀相反，這不再是一個考慮人類集體幸福的時代，而是開始關注個體自身的幸福。你很難說，達芬奇在畫他的聖母的時候，心中沒有崇高的宗教體驗，但他卻畫出了最個性的微笑和世俗的生活體驗。一般的說法，這是人文主義的覺醒。市場開始活躍起來了，匆匆的步履代替了以往的謹小慎微和亦步亦趨，人們由於自信而臉上洋溢著光彩。甚至，一個叫哥倫布的人已經揚帆航往美洲了。 

　　這是一段好時光。人們終於為自己的付出向這個世界討還利息了。甚至可以說，人們為此在一二百年裏，揮霍掉了本應均攤於過去千年之中的幸福。 

　　這是一個以微笑著稱的時代，蒙娜麗莎的微笑，維納斯的微笑，聖母的微笑，還有，假如我是一個威尼斯水手的話，在岸上歡送的人群裏看見的微笑，全都那麽意味深長。總之，我願意生活在這個人們都學會了微笑的時代。 

　　本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 

　　這個年代和這個地方的疊加，給人的印象就兩個字：藝術。 

　　我並不很清楚，為什麽在這十多年間，巴黎一下子變成了藝術的耶路撒冷和麥加。但的確有數不清的藝術家曾聚居在這裏，為這個城市蒙上了一種紙醉金迷的頹廢色彩。他們當時並不出名，但日後都成就非凡。 

　　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隨便找一間酒吧坐下，還有什麽比這更舒坦的事嗎？那時，對馬蒂斯、畢加索、海明威還有加繆等人，你並不畢恭畢敬地仰視他們，而是麵紅耳赤地和他們爭論著有關藝術原則的問題，說到興濃之處，每個人都不覺已經酩酊大醉了，然後互相扶持著回宿舍，繼續爭論或者開始創作。 

　　幾乎本世紀所有的藝術流派和思潮，都能在二十年代的巴黎找到其源頭。這種多元的存在和可能性，真是令人興奮不已。如果你是他們中的一員，那麽你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呢。或許，巴黎並不真正告訴人們什麽是藝術，她隻是為你提供生活的可能性，提供故事發生的場景，為你提供一種藝術的心情。這是沙龍藝術時代的餘緒，但更加平民化了。 

　　當然，巴黎並不是沒有嚴肅的事業。比如你對曆史感興趣，你可以加入年鑒學派，與布洛赫他們討論曆史研究方法的問題。別以為這是枯燥乏味的事情，事實上，你經常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今天 

　　喜愛今天是一件別無選擇的事，就像你別無選擇地要喜愛父母和祖國一樣。這是一個物質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豐富的時代。各種新技術的應用，使人們產生了空前的驕傲感，認為今天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偉大，生活在這個時代，至少在幸福感上可以傲視前輩。 

　　但是牛頓說過：“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能有今天的一切，難道是因為我們自己偉大嗎？在這個意義上，至少上個世紀就比今天偉大得多。不錯，我們有電視、計算機、飛機，他們沒有；我們曾登上過月球，他們沒有；我們打過兩次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戰爭，他們也沒有。但是，我們今天所安享的一切，不都是他們在上個世紀奠定的嗎？他們有進化論，有電磁理論，甚至有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在這個高度上，我們今天有堪與之媲美的東西嗎？本世紀最偉大的學說，莫過於相對論，但愛因斯坦完成其主體構思，卻是上個世紀末的事。 

　　本世紀，特別是今天，是一個技術化的時代，而不是理論的時代。今天的成就，不過在於把前人的理論從技術上取得實現。這就像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難道我們有涼可乘就可以目空一切嗎？想想，我們栽過樹嗎？我們不過是在前人栽的樹下澆澆水而已，就把結的果子統統據為己有了。一個技術的時代，如果沒有相應的新理論支撐著，終歸是無源之水，並且終將減緩其上升的勢頭。打個比方，以現有理論，人類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登月，但人類能夠衝出太陽係甚至銀河係嗎？至少今天，我們還拿不出一種能夠與之相對應的理論。 

　　相對而言，技術上的實現容易，而理論的建造則難。在這方麵，今天這個時代，頗有避重就輕的味道。況且，今天許多技術上的實現，不過是靠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這種高投入，終究會有個極限，因為地球是有限的。這種情形，很像小孩玩積木，他雄心勃勃地打算造一座最高的房子，但實際上辦不到，因為積木碼得再高也是有極限的——如果沒有膠水的話。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如果技術是積木，那麽理論就是膠水。 

　　再說理想。與以往相比，我們有個聯合國，但這個理想卻是法國人孟德斯鳩在二百年前設計的。我們談論人的權利和民主，但其原則，卻是由美國立國時確立的。我們今天超出前人的理念，不過在於對和平的執著。這倒不必非從前人那裏挖根子，無非是我們自己用血的教訓換來的。相信隻有這個，才會被後人劃在我們頭上。 

　　總之，細想想，如果撥開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質生活，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也就平平無奇而已。

(來源：美國《東方雜誌》   文：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