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自述與胡耀邦的關係

（網上文章，僅供參考）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共產黨人對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有篳路藍縷之功，然而他們雙雙不見容於“第三代核心”，先後被罷免。1989 年以來人們在同情、感歎胡、趙的命運、遭遇，懷念胡趙體製的同時，關於他們之間的是是非非也有許多傳聞，如吳江《十年的路》一書就認為胡耀邦的下台是趙紫陽的一封信起了“關鍵”作用。《開放》雜誌曾刊登過這封信的全文，是1984年5月26日趙紫陽寫給鄧小平並抄送陳雲的，其中要點是趙向兩位政治老人提議，請他們考慮“指定必要的領導製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那時離胡耀邦下台還有兩年零七個月。吳江的說法是站不住的。

最近，我讀了與趙紫陽有著六十多年交情的共產黨老幹部宗鳳鳴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香港新風出版社 2004 年5月版，以下簡稱《理想》），除了首次披露趙紫陽晚年在軟禁當中的思考，而且還澄清了外界有關胡、趙關係的一些說法。

有傳聞說 1986、1987年之交，在黨內左派保守勢力“倒胡”時，趙紫陽沒有給胡以支持，導致“胡倒趙孤”，甚至有人認為趙在“倒胡”時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對此，趙紫陽親口告訴他的老友宗鳳鳴：“耀邦下台，當時我沒有為他說話，也沒有落井下石。”“胡不作總書記一職，乃是組織上已定下的問題，當時，不可能再提什麽了，提了也沒有用。”趙本人做了這樣一番解釋：“在最高層領導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隻是征求一下意見，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隻要兩位老人達成一致意見，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來。還有他的話你必須聽。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 趙紫陽以平實的語言道破了中國政治的本質－－老人政治。

不過宗鳳鳴也講到，在批胡的生活會議上，“估計趙也提出過與胡有不好共事、合作的一段工作過程。據我所知，趙紫陽當時既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的一麵；也講了胡好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有弱點的一麵。對胡作了些批評，大概是事實。趙沒有力主留胡，大概也是事實。” （333頁）這些都得到了趙紫陽本人的證實。

胡、趙在工作上確有分歧，這已不是秘密，“胡主張經濟增長快一點，指標高一點，趙主張留有餘地。如果超標完成了，可以更好地提高積極性；趙感到胡對經濟工作好表態，有些想法不切實際，弄得國務院不好工作。這個分歧，經鄧小平找胡耀邦、趙紫陽到他家裏，當麵談清楚了。又經趙紫陽采取又國務院向書記處報經濟情況、進行溝通的做法而得到解決。後又成立了財經領導小組，鄧小平明確提出：經濟工作以後由趙紫陽任組長的財經小組決策，由該小組負責。這樣一來，胡就不再幹預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趙說，自此他們兩人的分歧，也就解決了。”

在反對“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上，他們更是達成了共識。趙提出經濟領域不反精神汙染，胡認為這是趙對他的支持，“尤其當鄧力群散發批胡的材料（趙紫陽批評這是“無組織行為”）被趙紫陽製止、收回後，胡更感到趙還是支持他的。胡曾親自到趙家，與趙促膝談心。據稱，趙明確地對胡說：‘咱倆過去乃是工作上的分歧，咱倆是同舟共濟。’趙還說到：‘在這個年齡段的，隻有你作總書記最合適，再沒有第二人。’大概是胡耀邦摸到了趙紫陽的底，就高高興興地辭別了。” （331頁）

最後，胡、趙兩位受到後世好評的中共總書記都因其個性、人格和政治理念，不見容於特別強調“聽話”的東方政治，最終都以悲劇收場。這一點鄧小平 1989年9月16日會見李政道夫婦時講得最清楚不過了：“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犯了錯誤，就是不講四個堅持，主要是不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倆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頭。胡耀邦那段時間，不去反對腐敗現象，不健康的文藝活動他不管，提倡高消費。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十一、二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倆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好在有我和一些老同誌在處理不難。”

透過這番話我們也不難看出，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共產黨總書記的“共識”所在，他們都是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逐出政治舞台，他們的思想、追求本身誠然都不是沒有局限的，他們性格中也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在共產黨領袖陣營中，他們無疑是出類拔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