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士眼中的北京城

北京人看北京，自己的地盤咋看咋順眼；外地人看北京，身在他鄉為異客，印象各不同。作為中國的首都，寫滿了曆史的北京，充滿了滄桑與成熟。每一個角落都有著獨具一格的魅力。不管是在中國人的眼裏，還是在老外的眼裏，北京，是文化之都，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也是充滿爭議的焦點城市。下麵，我們就來看看部分文人筆下的北京，究竟是怎樣的一座城市？

■北京的直線和曲線

北京是“橫平豎直”的，這個概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了，於是如今進行城市改造時，把這一點做了更充分地發揚。

咱們“凸”字形的北京，仿佛所有街道都橫平豎直。其實不盡然，也有若幹斜街，主要在外城，內城什刹海邊也有。

究其成因，有些是在還沒有路的時候，讓路人先一步步用腳給“走”出來的。再一種，是服從特殊地域的特殊地形。往昔北京有些許河流，沿河的路怎能不斜？在什刹海彎曲的“海岸線”邊，更是“不斜”不足以“成方圓”。這幾種情形在老城區的四區都很多見。

但北京是“橫平豎直”的，這個概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了，於是如今進行城市改造時，把這一點做了更充分地發揚，那是站在高處的“裁彎取直”——把一些小的斜街取消，甚至把一些小而平行的街道合並。這當然是“因變施改”。今天，許多人有了私家汽車，車要停，在街邊，在胡同裏，不拓展街或胡同的寬度，行嗎？拓寬街道，交通才更暢通。交通有了速度，城市的活力才會增加。

提倡直線，要盡量做到橫平豎直。咱們北京有“中軸線”這麽個雖無形卻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在老城區格局中，不僅提倡直線，而且每兩條直線的相交，基本都是準確的直角。但這已經不能作為北京橫平豎直的最終判定了。出了老城區，注意到了嗎，三環、四環、五環線雖然也都分成東、西、南、北，但在各個方向相接處，大多是“轉著彎兒”過去的。環兒越大，那個角兒也就越圓。

而在北京的周邊，又出現一些居民的集中區域，比如東北方的“望京”，也不是那麽“直”的。那裏，挺大的區域，很多街道全都與東南西北的正向斜著，這讓包括出租車在內的司機常常轉向——但另一方麵，從東直門、三元橋、四元橋直至五元橋，卻又是一條很寬很直的“正”路！其實，既然區域整個地傾斜著，大路也就跟著斜到底吧？甚至我想，西直門直到頤和園的區域裏，本來也可以搞一條（或數條平行的）斜線，這樣可以與“望京”形成對稱。但從清末到民國，這一帶一直遵從傳統的交通地理上的規矩，路都是橫平豎直著一小截一小截的，再要“裁彎取直”，一來於理不合，二也費勁太大，隻能算啦。

“直”有直的美，但也不是沒有問題。北京新開的長途公共汽車很多，往往都是以市中心為起點，然後輻射到城市的各個方向。這樣做當然很對，但北京目前的幾條環線交通，如地鐵，如環線上的環行汽車，仍然是不完備的，且環與環之間的間隔仍然顯大。於是這就使居住在城區同一側遠端居民在互相來往時，非常不方便，往往先要縱向去往某個環線，然後橫移到某一點，再縱向移動到他需要到達的那個點。如果有這個需要的，僅僅是一些老人在賦閑中需要的解悶也罷了，偏偏有若幹老知識分子在繼續工作中，需要到城市同側某個“點”去會朋友並解決難題！這些人的問題往往還有特殊性，圖書館查不出來，非要與當年的故舊一起麵談，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所以增修一些這樣“環與環之間”的平移直線，應該大有益處的。

這個建議不會被認為是在增加“曲線”吧？

直線的效能是好的，但必要曲線不可少。麵對實際，我們不能不審慎地研究和分析直線與曲線的互補，從而爭取產生所需要的更有利的新直線。

■馮原的北京: 紅色經典與國家想象

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後，紫禁城就一直是天下的中心。滿族人的入主雖然顛覆了朱明王朝，卻把舊朝的製度和文化一攬子接收下來，包括巍峨的皇城。確實，與努爾哈赤的上京（沈陽）比起來，隻有北京城的中軸線建築群才真正具有普天之下、惟此為大的意象。由明入清，大明門改成了大清門，承天門改成天安門，改朝換代簡化為統治權的命名法。蓋因為朝代可以更迭，但天下的秩序仍然運行不悖。

到了辛亥革命後，國家取代了天下。既然天下的秩序大變，紫禁城就不再是君權天授的空間象征，皇城易名為故宮，大清門改為中華門。整個北京城中軸線上的建築群從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中退身出來，成為最大規模的民族建築標本。國民政府之放棄北平、定都南京伊始，就一直在尋求新的民族—國家形象。呂彥直的中山陵代表了南京政府對於折衷主義風格的偏好。民國式建築的國家形象是由傳統的大屋頂和西洋式的建築格局混合而成。不過這種造型正好與民族—國家的觀念相吻合：大屋頂象征著民族；西式建築格局則象征著現代國家政體的性質。但是，民國的折衷主義建築固然典雅和精美，卻很難體現恢弘的氣象。“民國式”建築延續到台灣後就到了盡頭。1949年之後，新中國再次要重新尋找符合國家政體性質的空間象征就顯得勢在必行。

這一次，焦點又再次引向了北京城。天安門從中軸線建築群中脫穎而出，它不再是舊皇宮的外城門，而是被塑造成曆史的屏幕。它的後麵是有名無實的古典型權力中樞；在它前麵，曆史建築必然要遭到清除，這樣才能打造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空間。天安門廣場重構了中軸線的空間秩序，也為尋找新的民族—國家形象奠定了基礎。在天安門前，“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古訓已不大管用。人民英雄紀念碑就像嵌入到中軸線上的時代坐標，以它為核心，西邊是人民大會堂，東邊是中國曆史與中國革命博物館。整個組合造出了符合新中國之國家意誌的空間意象。

這片空間注定是不同凡響的，但北京城的曆史給國家形象的定位帶來了困難。重構北京城的中軸線，等於讓曆史成為新國家權力的基底。作為政體象征的人民大會堂尚好理解，而曆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的建築定位卻另有含義。選擇在最具有曆史感的中軸線上建造一個曆史容器和革命祭壇，而不是像梁思成先生所倡議的那樣徹底保護曆史，其實最大的目標隻有一個——為了重新銓釋曆史。這一點也體現在命名上，將中國曆史與革命曆史放在一起，實際上恰恰是為了區分古典中國和新中國兩種曆史的性質。由此而得到了建築形象出奇的大，長長的柱廊讓人們想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建築風格。它真正是個社會主義建築的典型，擁有意識形態所偏好的宏大體量，裏麵的展品收藏卻與它的規格形式不相襯。

當曆史之書翻到了2003年，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正式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意味著，古典中國史與近代革命史之間的界線已被國家的概念所涵蓋。但是，接踵而來的問題是：什麽是國家的形象呢？

今年，北京舉辦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國際招標”就是一場新國家形象的預演賽。與五十年前的拆舊建新正好相反，新的國家博物館以曆史主義為原則——任務書要求保留舊的曆史與革命博物館的四個立麵。庫哈斯提出的社會主義經典說在此得到了回應。這就是說，新的國家形象必須從紅色經典的胚胎裏產生出來。雖然不少世界一流的建築師努力給出別具一格的答案，但是，最有創意的，如H&D的方案卻被放棄。我以為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無論如何，保持紅色經典的原則使得張開濟先生（原博物館的設計者）要比梁思成先生幸運得多，在梁先生保護北京舊城的計劃落空多年之後，國家的想象已經和整個天安門廣場建築群融為一體。此時，我們確實很難分清楚，舊北京的中軸線與新中國的政體式建築群哪個更具有中國精神？哪一個才更能體現國家的想象？

■李更生的北京大學: 老北京的叫賣聲吆喝出北京人心態

夏日午後，耀眼的陽光穿過茂密的樹葉的縫隙撒在四合院裏。胡同深處漸漸傳來“賣扒糕、涼粉”的清涼叫賣聲，韻味悠長，頓時一掃周身乏力，思路豁然開朗…… 這是一個多世紀前，老北京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叫賣聲也成為很多京味文學作品標誌性的場景。雖然它在鋼筋水泥主宰的現代都市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但對此的研究卻因為稀有而格外珍貴。近日，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武榮璋先生總結了北京吆喝的幾大特點，以及吆喝聲中折射出的老北京人的獨特心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方言代表了一個群體的共性。市井民俗的精神血脈融化在悠揚的叫賣聲中，折射出北京人的從容和自信。

市井民俗並不意味著隨便，叫賣的用詞、用氣都講究。

市井民俗並不意味著隨便，小小的一個叫賣，其中也大有學問。

首先用詞要講究，形容詞、動詞、感歎詞得用的精道，還必須合轍押韻，這樣才能吸引人；語調強弱、語句快慢也要拿捏得恰到好處，聲音婉轉而有穿透力，該幹脆的地方決不拖泥帶水，轉折拐彎的地方要圓滑；更重要的是，唱詞的編寫還要有想像力，這樣才能從中感受到一種生活濃重的色彩。比如夏天賣西瓜的吆喝：“吃來唄弄一塊嚐，這冰人兒的西瓜脆沙瓤兒；三角的牙兒，船那麽大的塊兒，冰糖的瓤兒；八月中秋月餅的餡兒，芭蕉葉轟不走那蜜蜂在這兒錯搭了窩；沙著你的口甜呐，倆大子兒……”這小小的一段唱詞簡直就是一篇微型文學作品，又是排比，又是比喻，還合轍押韻。即有直白的自誇，又有隱諱的鋪墊，每個詞都緊緊圍繞西瓜的沙甜做文章，層層烘托，沒有一句不充滿誘惑，聽著還不讓人煩。打動了買家之後，價格也最終水落石出：“倆大子兒一牙兒”。

另外，叫賣的特點是氣得足，句與句之間斷氣時間不能長，否則就顯得零散，口齒要清白，韻味要濃，不能拽著舌頭幹使勁。唱的時候要合理運用花腔、滑腔、甩腔，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加韻尾，很多時候最後一個詞的音調轉折最有韻味。要唱就唱有難度的大段詞，那才叫過癮。舌頭一翻腔上去就是八度，站穩了之後還要拖出音的漸弱漸強，九曲八回的轉折之後再翻一亮腔，最後拉長韻，把整個音都托滿了。“一段唱完，心裏那叫痛快。”武榮璋先生說。

就像演唱需要配樂，京味叫賣也需要獨特的響器。

光會唱也算不得行家，“沒有響器的叫賣就像炒菜裏麵不放鹽”。叫賣不能光扯著嗓子喊，需要配上不同的響器增加其韻味，而且各行當所用的響器還不同：賣燒餅麻花的用小木梆子，耍猴兒的用大鑼，串街收購的用小皮鼓……各行有各行的規矩，往往一聽聲，不用吆喝就知道誰來了。

在京味吆喝的“工具”裏，冰盞兒可以算是響器的王，就如同京劇中的二胡、交響樂裏的小提琴，如今恐怕很少有北京人知道什麽叫冰盞兒。其實冰盞兒就是兩個直徑三四寸的小銅碗，從前是賣冷飲、瓜果梨桃、各類幹果專用的響器。食指夾在中間，上下一掂，發出清脆悅耳的銅音，這玩意兒當初是老北京十分常見的響器，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聽到。

雖然“賣什麽吆喝什麽”，但叫賣聲中也透著細膩體貼。

北京人的骨子裏總是透著那麽一股自信，一股慢條斯理的從容。北京人的自信從容體現在叫賣中，表現為不但唱詞優美抒情，而且還精致細膩。

比如賣菜的吆喝：“香菜呃辣青椒茄子扁豆硬蒜苗，頂花的黃瓜白花的藕呃，賣扁豆西紅柿掛霜的架冬瓜呃，饒香菜嘞韭菜嘞，賣栗子味的麵老倭瓜呃，賣馬藺韭菜嘞，賣蘿卜胡蘿卜便蘿卜香椿嘞，涮兒的韭菜嘞……”為什麽買冬瓜要饒香菜？這裏麵“藏”了一個時間差：回到家裏把瓜洗完摳淨切成塊，上鍋蒸的同時擇香菜，時間剛剛好。幾句小詞兒卻透著精打細算的合理，即使是平頭小民，也要活得精致講究，活得有味道。

在語言學上，北京方言特點造就北京吆喝。

北京話的特點是語速比較快，連音卷舌音比較多，略顯絮叨又不乏親切，在音色上可以歸為“油潤”一類：口兒甜，沙脆。如果脫離了語言的特點恐怕是很難理解那種腔調近乎做作的吆喝的。

然而，就算是當今的北京人，也不容易聽到原汁原味的北京老話了，更甭提五行八作那些多姿多彩的吆喝，而在當年這卻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過去的小商小販為了養家糊口，在激烈的競爭中凸顯自己的優勢，開始嚐試把類似說唱糅合在叫賣當中。這吆喝本身應該算得上是廣告的雛形，據老人講，在老北京要想賣東西，先得到城牆跟兒去練吆喝，而且“賣什麽吆喝什麽”，不能混著亂唱，而且唱什麽就得配什麽“家夥什”。連說帶唱加肢體語言，表演帶作秀，全是實打實的賣力，目的也許就是為了多賣兩根蘿卜。純樸中透著老北京人的認真。

■馮其利的北京: 孟端胡同果郡王府

1984 年3月20日,早晨有五六級風，天氣很涼。我在7點由南平莊下車，很早就趕到海澱區四季青鄉敬老院，第二次走訪老人金蔭桓。我認識金蔭桓先生完全出於偶然。在田村調查，一位老人說：“半壁店有一‘小皇陵’，後代住在敬老院，人都叫他‘金瘋子。’”我到敬老院走訪金蔭桓，他並不瘋。我進屋後，楞楞問了一句：“您是哪個府的？”老人在床邊摸摸索索，似乎在整理什麽，聽我問話，並未抬頭，信口答道：“孟端胡同卓公府。”回頭查閱《京師坊巷誌稿》，得知孟端胡同卓公府即果郡王府，遂有這第二次拜訪。老人金蔭桓即清雍正第六子果恭郡王弘瞻（音豔）之後，他即果郡王府末代輔國公毓鋌，蔭桓是他的字。

金蔭桓的祖先為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親王允禮。乾隆三年二月，果親王允禮逝，無子，莊親王允祿奏請以雍正帝第六子弘瞻過繼為嗣襲果親王。弘瞻生於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母謙妃劉氏。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讓弘瞻管理武英殿、圓明園八旗護軍營、禦書處、藥房事務。乾隆十七年六月讓其管理造辦處事務。弘瞻有較高文化素養，“雅好藏書，與怡府名善堂埒。”按禮親王昭瞻《嘯亭雜錄》卷六記載，弘瞻“居家尚節儉，俸坰之積，至充棟宇。”還以“開煤窯奪民產”.乾隆二十八年“圓明園九州清宴（殿）災，弘瞻後至，與諸皇子談笑露齒，上不懌。又曾以門下私人囑阿裏。上發其罪，並責其奉母妃儉薄，降貝勒，罷一切差使。”九月初四日弘瞻交銀一萬兩，九月初九日上繳果親王金寶被廣儲司銷毀。自是家居閉門，意抑鬱不自聊。乾隆三十年三月病篤，上往撫視。弘瞻於臥榻間叩手引咎，上執其手，痛曰“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恧若此？”因複封郡王。三月初八日去世，享年三十三歲，諡曰恭。弘瞻在乾隆二十八年降為貝勒，正是他離開官園果親王府出居孟端胡同的直接原因。

因孟端胡同果郡王府與王府倉胡同的貝勒府都是康熙帝位下皇子的府邸，同屬二十四門，老人相沿稱孟端胡同的果郡王府為南府和前府，王府倉的貝勒府為北府或後府。果郡王府的爵位世降一等。弘瞻長子永荼襲果郡王，長孫綿從襲貝勒。綿從在乾隆五十六年卒，綿律、綿同先後襲貝勒。再傳綿律長子奕湘在道光十三年襲鎮國公。初任散秩大臣、左翼近支族長，管理鑲黃旗新營房、覺羅學。由廣州副都統升將軍，先後擔任烏裏雅蘇台、廣州、盛京 、杭州、成都將軍、鹹豐元年任禮部尚書 ，賞紫禁城騎馬。而後作鑲蘭旗總族長、理藩院尚書、崇文門副監督、管理雍和宮事務、授經筵講官。同治十一年，賞加貝子銜。光緒七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六歲，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果郡王府被稱為湘貝子府。

貝子銜鎮國公奕湘長子載坤為末代輔國公毓鋌（即金蔭桓）的祖父，欒湘二子為承襲鎮國公載卓。載卓兩次派出守護西陵，作過散秩大臣、練兵大臣、專操大臣、十五善射大臣、值年大臣、閱兵大臣、管宴大臣、稽查壇廟大臣、右翼查城大臣，擔任過右翼近支第二族族長、正經旗總族長。光緒三十二年三月授荊州將軍，次年五月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這一時期的果郡王府被稱為卓公府。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卓公長子溥佑襲爵，這時的果郡王府又被稱為佑王府。

溥生於光緒十年六月十一日，福晉係炒豆胡同僧王府貝勒那爾蘇之女。民國七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二日，溥佑到東安市場遊玩,飲酒醉死被抬回府中,因酒精中毒長逝,終年三十五歲.溥佑無子,以載坤之子,溥珍長子毓鋌過繼為嗣,民國八年襲輔國公,成為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小主人，毓鋌生於民國四年六月初五日，母親為大興縣采育馮氏。因毓鋌年幼,公爺府中事務均由其母主持，其母在1956年去世,享年六十歲。

果郡王府東邊是府夾道,通小盆胡同,西邊是順城街,背後為大盆胡同,占有路北六個老門牌21~26號,其中21號院大門是堵死的,路南占一個門牌30號, 共有房一百五六十間.《王公府第地址單》記載載卓府邸有房八十間.為什麽有這麽大出入呢?因半數房屋出租。.輔國公載卓在世時,住21號院,而毓鋌的祖父載坤住26號院。載坤因事毆打順天府官員,獲罪,被圈禁在宗人府高牆，而載卓之子溥佑載坤之子溥珍年齡相差兩歲,都是三十五歲去世,爵位隻能由四歲的毓鋌來承襲。

毓鋌遂搬到21號院居住,21號院、22號院為果郡王府最為正規的院落。22號院門口有瑢慩、二門是垂花門.垂花門往東有便門可通 21號院。.21號院堵死的大門做了庫房。.第一進院有東西廂房。.北邊是廳房。第二進院稱上房，即載卓、溥佑的住所。第三進院子的正房為後罩房。22號院，第一進院北房為神殿。第二進院正房為影堂，供有祖先牌位等。第三進院北房西頭為小影堂，供有載坤的牌位。

23號院過去叫西花園，有西書房三間。不過在1918年賣給了羅某，羅某又有所建設。閩侯陳宗藩編的《燕都從考》二編103頁注九記述：“吾友羅君雁峰購其西偏之花園為宅，樹木深邃，頗極清幽。”21號院、25號院，房子不甚規整，有些零碎，早就出租了。26號院也比較規整。二門是垂花門。第一進院正房是廳房，廳房的兩邊都是花園，稱為東、西花園。廳房後院正房是載坤舊居。毓鋌生在此院。隨著毓鋌家壤衰落。26號院也出租出去了。30號院在路南，與22號院相對，是四合院，也是出租的.

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出售在1941年，曾任北平特別市市長的何祿東以一萬四千元的價格買下。毓鋌和其母馮氏遷出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曆史到此結束。

■嶽建國的北京: 北京景點票價高 世遺漲價理由站不住腳

作為工薪階層中中等收入的筆者，本已覺得北京景點的票價很高，但頤和園、故宮、八達嶺長城、天壇、定陵、長陵等6處世界文化遺產景點門票價格又要利用聽證會調高了。頤和園園長助理李高告訴記者：“門票調價的理由有四，一是因為它們都是聞名世界的旅遊景點；二是與外地相比，它們的票價總體偏低；三是由於票價不高，影響了旅遊接待的水平；四是要用價格杠杆來控製超負荷的客流量。”

這四個理由能夠站得住腳嗎？

故宮、天壇等確實是“聞名世界的旅遊景點”，但不要忘了我們還沒有聞名世界的人均收入。如果有景點覺得門票價格還沒有和國際接軌，那麽可以這樣做：憑護照和身份證將遊客分類，比如對來自富裕國家的人收高價，對國內如北京、上海、廣州、浙江等富裕城市、省份的人收高價，其他的維持原價。如果不考慮國情就一廂情願地全盤漲價，沒有道理。

因為外地景點票價高，所以北京也要漲價，這個理由也很可笑。北京本是旅遊門票漲價的始作俑者，現在外地某些景點學會了這一招，北京就來個第二輪漲價？要知道，正因為某些地方景點票價過高，公眾才產生抱怨，媒體才長期加以譴責，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怎麽可以公然去學習壞榜樣呢？

就目前的熱點景點來說，沒有幾個是因門票價低影響了接待服務水平，相反，許多熱點景點所在地政府都將景點當成搖錢樹，將大部分利潤挪作他用，媒體上這類報道並不少見。

最沒有道理的是第四條：用價格杠杆來控製超負荷的客流量。客流量過高確實不好，但限製的辦法很多，比如采用限量售票的辦法。受黃金周影響，中國景點的季節性很強，如果取消黃金周的呼籲能夠實現，景點超負荷的客流量幾乎就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世遺景點是屬於全國所有公眾的，如果用無限漲價的辦法來控製客流量，就會將景點變成官員、富裕的外國人和國內有錢人的“特權景點”和“貴族景點”！到那時候，中國的大多數公民很可能因為門票太貴，直到老死都不能到自己擁有一份產權的世遺景點看上一眼，試想，這公平嗎？正常嗎？

為了公平和人道，北京的景點管理者們，請不要用這些理由申請漲價！

■鄭平的北京: 沒膀爺就不是北京 北京是個大村莊

我剛來北京不久，一個夏天的下午，我推開建國門附近的一個居民小院問路。快六點鍾，小院裏陽光溫煦，一個大爺坐在樹下獨斟獨飲，我說想去社科院打聽考研的事，老人看了看表告訴我現在人家已經下班了。不過老人又說自己的兒子就在社科院工作，一會兒就會回來，你問問他也是一樣的。於是拿出一杯子給我，那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喝二鍋頭，真衝。

院子碎磚鋪地，缸甕淩亂，跟我老家農村的一個普通農民院落無二，隻是缺些農具，這姓餘的大爺光著膀子搭條毛巾，也跟鄉間老農極為相仿。一個從小到老都在胡同長大的老北京人跟一個從小跟莊稼打交道的老農在很多時候在外表上看不出多大區別。現在在北京街頭還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老人，前些年北京報紙上大張旗鼓地批評“膀爺”的時候，我心底裏有些不以為然：沒有膀爺還叫北京？大概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跟所有大城市一樣或多或少都有些排外，但北京人口中說起鄉下人的時候，絕沒有某些城市語言中的說起這三個字時的蔑視和輕侮。

十多年前，我陪一個外國商務考察團在中國的幾個城市轉了一段時間，臨離開的時候請他們談談對三個城市的印象，老外說：廣州是個大市場，上海是個大城市，北京嘛，是個大村莊。當然今天的北京是個十足的國際化都市，但跟明顯西化的上海和生意味濃烈的廣州相比，北京人的骨子裏，多的是鄉村化的樸實與可親。上海弄堂裏逼仄狹小的閣樓以及廣州私密獨立的民居都是典型的城市化居住特點，向空要空間，而北京的平房四合院跟農村庭院最為接近，都是盡最大可能接觸土地，這種特點跟北京的“土氣”不知道孰因孰果，但的確是北京與廣州、上海一類城市的顯著區別。

我當年第一次喝二鍋頭的餘大爺家那個小院的位置大約位於現在的華潤大廈。現在餘大爺一家想必也隱入了鱗次櫛比的高樓或整齊氣派的小區當中，家中大概也跟大多數北京普通居民一樣，被裝修得像卡拉OK包間一樣。而真正的老式四合院現在都身價百倍了，一個叫老北京的網友六年前花二百萬在府學胡同買了一座幾乎荒廢的院落，如今掛上重點保護的牌子之後，有人出五百萬也沒買走。

■肖向暉的北京: 城市隨筆

曾經有一次在杭州時，聽到過這樣一句話：一個能夠表達自己悠久曆史的城市，是能夠讓人肅然起敬和流連忘返的。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是如果城市沒有了曆史的積澱與延展就會變得蒼白而毫無個性。後來再有機會到杭州的時候，就開始試圖留意那些耳熟能詳的美景之後的各種淵源和積澱在這個城市中的文化表情，我覺得城市的個性應該在這些細節中表現出來。在杭州，有一件值得慶祝或者說值得紀念的事情就是政府在民間的呼籲下保留下了了清河坊這唯一完整的曆史古街區，並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加以保護性開發，現在，徜徉在“太平父老清閑慣，多在酒樓茶社中” 的清河坊曆史街區中的時候，可以看到那些仍曆曆在目的曆史遺跡：唐朝的天門，南宋的禦街，明朝的於謙故居，清朝的胡雪岩故居和胡慶餘堂國藥號等等，更有一批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建築，它們象一條建築文化圖鏈一樣匯聚在那裏，凝聚著曆史文化信息和時代特征。

如果說重新修複那個作為杭州古城僅存的源頭的河坊街是為了延續杭州曆史的文脈，那麽作為現代建築的中國美術學院南山學區就是文脈延續到今天，現代人對它的解讀。位於南山路的中國美術學院南山學區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非常江南化的作品，同時它又融匯了許許多多的現代元素。置身其間的人們看到的都是這樣的場景：完全反常規的主體建築中水墨畫般的青磚灰瓦白廊柱，單體建築架空層下的水榭聯繞，而在屋頂坡麵、外牆弧度等細節上，又同時跳躍著最現代的設計構造，一方麵，老杭州的建築符號和語言被巧妙的運用出來，青磚、灰瓦、廊橋、水榭、青石板、紫藤架這些江南曆經千年的建築文脈一目了然；另一方麵最新的建築材料、建築方式，超前的建築理念和藝術思想也同時在這裏碰撞閃耀。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高法根這樣評價這片建築——在這裏，你會感覺它是由江南的山水、西湖的靈氣、人文的古韻孕育而成的，它將與西湖母親一起，向人們深情地講述獨屬江南的曆史淵源和人文氣質。清河坊的保護和中國美術學院南山學區的交相輝映正說明了這樣一種關係——文脈總是在新與舊的張力中生存發展的，沒有舊的也就無所謂文脈，缺乏新的接續，文脈則不能延續。

在上海，以外灘建築群為代表的公共建築和以石庫門舊裏、聯立式新裏、花園洋房等為代表的居住建築，成為近代上海建築的文化源流，由此反顧上海的近代城市建築文脈，明顯的與上海人的社會心態、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息息相關。伍江在他的《上海百年建築史》中將其總結為“注重功利、追求時尚、中西合璧、兼容並蓄”。以石庫門建築為例，其實用的城市聯排式住宅的布局源於歐洲，其門框、門板、門環和天井又體現著中國傳統建築的特征，門上的門框裝飾又多為西式圖案。位於太倉路的“上海新天地”更是將傳統的石庫門街坊布局移植成現代都市的休憩空間，在經過新一輪的解構與建構之後，空間功能改變了，石庫門建築的立麵被符號化地保留下來，成為承續曆史文脈的記憶碎片。

其實在“上海新天地”之外，還有很多這樣類似的表現方式，除了建築本身，在裝修、陳設、選材上都有在曆史文化領域的挖掘和再利用，用符號和記憶來表現今天的人們對自己生活的城市的追溯和理解。最近路過上海的時候，比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了一間位於離衡山路酒吧街不遠“三千院”餐廳，“三千院”準確的位置應該在烏魯木齊路上，因為衡山路太過著名，所以很多人會習慣性的用衡山路作為地標來找尋它。“三千院”是個帶酒吧的餐廳，它的外部在寂靜的烏魯木齊路上非常的搶眼，整個建築由玻璃和粗礪的木柱結構組成，輕盈與凝重在這裏得到了組合，令人明顯地感受到了後現代的味道。這裏值得一書的也是室內裝修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地板的取材來自於老倉庫，據說，這些木料原先是楊浦區一個倉庫的地板用料，後來倉庫拆了這些木料被賣到蘇州，現在它們又回到故裏，很有一點輪回再生的玄機。踩在地板上麵的感覺非常塌實厚重，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使然。餐廳的酒架是用螺紋鋼結構而成的，高貴的紅酒與廉價的酒架形成了一種對比，這裏的椅子用的是藤椅，就是早期上海弄堂中經常見到的那種，這些場景使人的精神很容易回到弄堂生活的年代，你說它是噱頭也好，文化也罷，它畢竟代表了一種趨勢，這些令人回味把玩的細節和造型很好地將曆史保留其間，讓你研讀和觸摸，整棟建築就象一個曆史的小舞台，舞台上散落的是曆史的碎片。

和“上海新天地”南北呼應的就是北京的798，坐落於機場路附近的大山子地區的798原來是座軍工廠，從廠名代號看原來保密程度應該挺高，許多老北京都記得，這是一個 “進廠必須查三代”的神秘工廠。而現在，798卻是京城裏繼三裏屯和後海之後最值得一遊的“藝術區”。上世紀50年代初，前蘇聯對中國實施一項援助，建造 “718聯合廠”，又稱華北無線電零部件廠，其下分718、798、706、707、797、751廠和11研究所。款項來自民主德國對蘇聯的戰爭賠款，設計者也來自民主德國。116.19萬平方米的總麵積及其建築工藝在當時的亞洲首屈一指。工廠於1951年建成，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許多關鍵元件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許多重要零部件均產於此。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入，原先計劃經濟體製下的以798廠為代表的大山子電子城也由於轉產而逐漸冷清下來。從２００２年開始，一批藝術家和文化機構開始進駐這裏，成規模地租用和改造空置廠房。僅一年多的時間便發展成今天擁有眾多家藝術中心、畫廊、藝術家工作室、設計公司、餐飲酒吧的現代藝術空間，形成了具有國際化色彩的“ＳＯＨＯ式藝術聚落”和“ＬＯＦＴ生活方式”。７９８的廠區建築風格簡練樸實，講求功能，當時是由世界上22個大廠提供的技術支持，由55位德國專家采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建築工藝和設計理念設計建造的，是著名的包豪斯設計風格建築，這種建築風格的廠房目前僅在中、德、美等國家有極少量存留，是世界上僅存不多的，帶有包豪斯建築理念的廠房建築設計群，堪稱工業發展史上的文物。它不僅僅是現代藝術家創作的美好空間，同時也是一件曆史文化展品，是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曆史見證。798見證了藝術文化發展的新過程,德國包豪斯運動把文化與老百姓的生活結合起來，而798藝術區是中國新誕生的藝術家們對新時代的要求，所以具有了國際意義。798是藝術家們用藝術的方式讓這一有著重要意義的建築重新煥發了生機，在此之後，也有過旅遊、電子商務及辦公等業態進駐798等想法，但不得不承認，是藝術家們用自己的眼光發現了798，挽救了798，希望將來不管798會變成什麽人群什麽行業領域的聚集地，其作為城市發展及建築史紀念意義都不會改變。

美國俄勒岡州大學規劃公共政策與管理學主任Michaed Hibbard教授說，“文化的界限依然存在，在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對城市的歸屬感源於城市最初的曆史，比如他們的宗教傳統和風俗，所以文化身份區別將更為強烈”，無論是北京、巴黎、紐約還是平遙、周莊、麗江，這種不同地域、城市的文化傳統與建築之間的關係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身份”的識別性。現在很多人一直在強調，我們的城市沒有新意與特色，但實際上創新是與自己城市的發展階段和技術水平息息相關的，而我們現在最應該做的，就是從現在做起，去保護老的、真實的曆史建築，研讀城市建築文脈的淵源，讓我們的城市更富有可讀性。無論是清河坊還是中國美院，無論是“新天地”還是“798”，都是在努力用建築延承和塑造城市的文化標簽，用建築講述城市自己的故事，而另一方麵，我們也在不經意間將故事改得麵目全非，將建築弄得矛盾重重。徐怡芳在她的《城市化，讓我透過空間再看你一眼》中寫到：“從非常現代的北京橘郡出來，是農家的蹦蹦車霸著道路在攬客。很美國的生活方式經不起一聲農夫的吆喝，就把人從現代空間的夢中喚醒。其實，你擁有的不是真正的與現代的美國同步的空間形態，你所擁有的不過僅僅是個願望的外衣。”我想，這裏除了在描述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矛盾之外，還在潛意識裏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的時候，在開發量越來越多、盤越做越大動輒幾千畝的時候，在這些轟轟烈烈的推倒重來的建設過程中，我們對城市文脈的延展性和抗性究竟了解了多少？城市文化和建築的關係又了解多少？

■馬岩鬆的北京：我的迪斯尼樂園

北京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童年搬過幾次家，也就是從王府井的胡同搬到西單的胡同，西單的胡同搬到沙灘的胡同，再從沙灘的胡同搬到美術館的胡同，我喜歡搬家，每次都好像搬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後來因為學習工作，幹脆搬到芝加哥、紐約、倫敦，這才發現，原來以前那個精彩的世界並不大。

北京對我的童年來說像一個大的“迪斯尼樂園”。這個遊樂園基本分為兩個大區，官方區和非官方區。官方區指的就是天安門、故宮、中南海這樣經過嚴謹規劃的大型***性區域；非官方區就是在高大的紫禁城牆外突然呈現的大片低矮、沒有顏色（灰色）、沒有形態的平房和胡同。我當然是生活在非官方區。後來才知道，兩個區形成的巨大反差是古代統治者和城市規劃師的一個重要“設計理念”，在這裏，設計師完全服務於權利和統治階級，幫助他們改變了城市麵貌，將官方和非官方的反差表達至極限。

雖然沒有被規劃和設計過，但是我一點也不介意在“非官方”區裏生活。生活愜意而自由，地道、屋頂、狹縫、大樹、院落、小朋友們，這個遊樂園簡直就是天堂，真同情那些生活在高牆內的人們。

新北京情況變了，所謂“建築的民主空間”根本從未出現過，舊的生活區的條件沒有得到本質的改善，反而被圍起來供外國遊客“胡同遊”；新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換上了現代的外衣，不斷建造的高大的建築卻讓這座城市中的人和人之間更加隔閡，北京變成了一個與當代人希望開放，要求更多自主生活模式完全不吻合的空間形態。建造新北京的宏願不幸淪為一個古老的概念———IMAGE（表象）。

我和我的MAD工作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北京的研究設計，這和我們對紐約、倫敦和東京的研究設計同步。

我們試圖通過人工水係這樣的公共空間將北京現在的“官方區”和“非官方區”的界限模糊，甚至完全打開，建立一個全新的、真正開放和人性化的城市結構。這是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我相信它在未來的某一天能實現。

■[奧地利]Oliver的北京：出租車的混亂，讓北京不再偉大

作為奧地利薩爾茨堡市旅遊局中國市場經理, Oliver的點評帶有一定的權威性: 不管北京的酒店多麽豪華氣派，旅遊景點多麽引人入勝，一旦外地遊客經曆了在車站或機場搭乘出租車的噩夢，那麽北京對他們來說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了。

自打在中國的學生時代起，我就將北京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盡管北京的交通狀況和空氣質量都很糟糕，但是它與其他的中國城市相比，仍舊有著非常獨特的魅力。和其他許多商人一樣，我常常奔波於歐洲和中國之間，或者穿梭於中國的各個城市。不管是從上海、廣州或是歐洲的某個城市回到北京，我都會找到一種回家的感覺。然而，每次當我踏上北京的土地，這種溫馨的感覺刹那間便煙消雲散。

我絕對不是個愛抱怨的人，但我遇到的種種情況的確令我無法感到開心。就拿坐夜班車從上海回北京來說吧。這趟新開通的列車無論在衛生、設施或者服務方麵都令人滿意。帶著這樣的好心情回到寬敞有序的北京西站，提著行李走到車站前的廣場，想到馬上就能回到自己的小窩看到闊別已久的親人，你的心情好到極點，幾乎可以忽略那些不停叫賣的票販。可是，在你招手要出租車的時候，問題開始了。

我知道，北京人不太喜歡拿北京和上海做比較，但我還是要說說到達上海的感覺：走出火車站後，你可以乘電梯到地下停車場，在那裏至少停著兩排出租車等待客人搭乘，每一排出租車前都有專人負責管理。一切都井井有條。但在北京，你隻會看到擠成一排的出租車，準備搭乘的客人慌亂無序。由於上下車都安排在同一個地方，車站的效率很低，秩序也非常混亂。而客人也不得不在酷暑、嚴冬或者大雨天在露天裏等待。坦率地說，這麽多年以來，我隻要坐火車回北京，從沒能在半小時以內打上車。即便你有足夠的膽量和耐心排隊等候，真輪到你時，你就會發現，情況依舊是一團糟——管理人員常常自顧自地聊天，於是客人們不得不毫無組織地爭著搶車；上了車之後，還得費勁地跟出租車司機討價還價。不過，通常來說，你還沒排到，便會有許多私人出租車或者黑車司機過來跟你搭話，並告訴你“到王府井隻要 150元人民幣”。我一直都認為，停車場管理人員的職責便是保護乘客和合法出租車司機的權益，可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

如果你已經對此忍無可忍，或者有了一定的經驗，那麽你犯不著非到這個車站，距離車站幾百米開外的路上打車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來自其他國家或者中國其他城市的遊客怎麽會知道這一點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出租車司機也不願到北京西站拉客人。因為，他們如果想要進入那個管理混亂的車站，竟然還要先交1元錢的管理費。

其實，在我看來，想要改善北京西客站的出租車管理非常簡單，隻要分別設立下車站和上車站，並使兩站相距150米就可以了。

如果你認為這種情況隻會發生在火車站，那麽你就錯了。實際上，北京首都機場周圍的狀況比之北京西客站，其糟糕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那裏的管理人員似乎與一些出租車司機有比較特殊的關係，因而無論是在分配客人或者違規處罰上，對他們都特別優待。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在首都機場都曾上當受騙——有的司機不按計程表收費，有的因為客人打車路程不夠長而索要小費……有一次，我在上車時沒注意到司機何時開啟的計程表，到最後才發現計價器早在我上車前20分鍾就開始跳表了。我非常生氣並把此事向一位管理人員投訴，由於管理人員和這位司機有私人交情，最後事情根本沒有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的可悲之處在於，它不僅有損北京出租車司機的形象，還對北京的聲譽造成了惡劣影響。我相信，95%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是誠實而勤勞的，他們每天從早到晚都在辛苦工作。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把手機落在了出租車上，他又沒有拿車票，就在他一籌莫展之際，出租車所屬公司給他打來了電話。他們是通過手機裏的通訊簿頗費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失主的。

我有一位從事交通運輸業的外國朋友，他曾說，出租車最能反映一個城市的社會麵貌。北京是整頓出租車行業的時候了。要知道，出租車是北京的一張臉，到達北京的中國人或外國人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張臉。我們永遠沒有機會改變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不管北京的酒店多麽豪華氣派，旅遊景點多麽引人入勝，一旦外地遊客經曆了在車站或機場搭乘出租車的噩夢，那麽北京對他們來說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了。眼見著2008年就要到了，希望北京的出租車業能夠有所改觀。

■華新民的北京：孟端胡同45號院--在無情的拆除中呻吟

有朋友勸我，不要再去想孟端胡同45號院了，那隻會傷害你自己的身體。但我如何能不去想它呢？僅僅在14天以前，它還好端端地在那裏，那麽美麗那麽高貴那麽完整，沉澱著幾百年的文化，又從來沒有失去過嗬護：三層2000多平米的四合院，55米高的北房，粗壯的房陀，垂花門和兩側綠色的走廊，一切都依然如故沒有任何的殘缺。

還有那些丁香樹、鬆樹、竹林、海棠和柿子樹，風一吹動，丁香花便瀉滿一地，風一吹動，那已長成海的竹林便挲挲作響，在大粒的雨珠落在碎石甬道上的時候，我可以聽見昔日的幾代王爺緩緩關閉朱紅大門的聲音，不知他們從何處來，又走向哪裏……

我是在一年半以前走進這座令人傾倒的大宅院的。當時我還不知道它是一座王府的遺存部分，隻感覺到了它的皇家氣派。後來我查閱了《燕都叢考》和王府專家金寄水及馮其利的文章，才了解了它的身世：這是雍正皇帝之孫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從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紀40年代初。過去此府的範圍是：西至順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除了。

在此後的這段時間裏，不少教授和領導都去領略過它的美景。我一直在為它求情，梁從誡先生也特意寫過信強烈要求保護它。在我最後的一封信裏，是建議把45號院做成一個最高品級的飯莊、酒店或俱樂部等，希望像歐洲國家那樣來善用自己的一些文物建築，那是最有身份的去處啊。我勸說，在日後高樓林立節奏緊張的金融街裏，白領們會多麽高興到一所古典庭院裏休息一下。可是我的話沒有用處。

北京沒有一座宅子能驚動那麽多的人，得到那麽高的讚賞。國家文物局局長走進這座宅子以後興奮地表示：“太好了，這是四合院中的上上品。”曆史學家梁從誡接受電視采訪時曾感歎道：“我從來沒見過這麽好的四合院！”

然而，孟端45號院又是死得那麽淒涼和淒慘。它是在半夜裏被偷襲和暗殺的。在今年11月30日晚上，開發商派大批民工包圍了這座文物建築。淩晨聞訊趕來目睹了現場的一位年輕記者，向我描述了當時的經過：每個房頂都爬上了幾個民工，把一片片的瓦掀起來再沿著鋼管摜到地上。他說話時聲音都像哭了，他說：看著那麽完好的大宅子被拆掉真是難受至極。他告訴我他還沒來得及拍幾張照片，就被粗暴地推走了，還受到了人身威脅。

從那一夜開始，直到現在已整整14天，果郡王府美麗的身體便被一刀一刀地割下了，我時時都聽得到它的呻吟，我為不能去營救它而感到內疚和絕望。

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有多麽好，我真希望桌子上的日曆還停留在11月的最後一頁，我想象著自己把45號院的大門推開，領著國內外的遊客走進來，他們的眼睛裏會流露出驚喜和仰慕，我則會感到驕傲，雖然已經是所剩不多的驕傲。

但45 號院已經是一具被肢解的屍體，有的部位被假惺惺地編上了號，有的部位則已被鐵鎬砸得粉碎，再過些天，據說這裏會被鋪上水泥，變成金融街街區裏的一條馬路，或稱為“二環輔路”。其實隻要把路往東邊或西邊偏移一些，便能把45號院保下來，但如此就要影響到兩邊大廈的體積即容積率，說到底，把果郡王府拆除無非是為了給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騰出地皮。

在45號院遭到拆毀的前夕，我已發現了不祥的預兆，就是在它周圍匆忙立起來的護攔板。我急了，但手中沒有任何武器可以用來保護它，除了一個軟弱無力的電話筒，我對著它整整呼叫了一天，向所有我認為可以寄最後一點希望的人。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我又把希望押在了下一個日出之後，沒想到這個大宅卻遭遇了提前動手，在整座城市都在沉睡的時候。

孟端45號院今天已經是一地瓦礫，隻剩下一棵棵的大樹，在可憐地等待著它們酸楚的命運。再入春時，我知道我在這裏再也聽不到嘰嘰喳喳吵成一片的鳥叫聲了，每當泛綠時成群結隊飛進院子裏的布穀鳥、喜鵲、烏鴉和麻雀，是再也不會飛來了。

我感到非常的悲哀，不知道為什麽就留不住它最後的這一點美好。我不知道今天的成年人如何麵對孩子們的眼睛。從北京到全國，就這麽無情地拆呀拆呀，我們還能給孩子們留下什麽曆史文化遺產呢？

■吳曉鈴的北京：追憶舊京惟一的私家圖書館

在中學讀書時，常到同學穆家麒的家裏去玩。他家坐落在東觀音寺（今建國門大街迤東路北，即國際飯店所在地舊址），有亭台池苑之勝，嬉戲庭間，為少年時一樂。家麒是吉林鑲白旗滿族索綽絡氏第十五代裔，今為著名美術家，專擅鑲嵌壁畫藝術，各公園多有其作品，現任天津美術學院教授。東單牌樓以東展寬馬路以後，他家便裸露在建國門大街上，行人可見其西側的宗祠祖先堂，堂柱石柱鐫有清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夏五端陽廿一日、主人麟魁撰句並書的楹聯“暖見愾聞，於時來享；仰事俯育，此誌乃酬。”堂前南端豎有雕花石欄的滿族祭天杆一具，現在這些有關民俗的文物都未能保護下來，可惜了。

這總使我想起來老舍先生在世時對北京城市建設發表的讜論：“在兩座高層建築之間夾著個廣和樓、六必居，豈不別具風趣！”其意蓋言在參差之美中既保存了舊京名跡，也表現了今昔對比的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意至善也。

還是回過頭來再說索綽絡氏故居吧。宗祠的東邊是家塾，家塾的東邊有一座五樓五底的藏書樓，叫做“共讀樓”。這是家麒的高祖（鼎臣）國英創建的，（鼎臣）國英的弟兄行諱文靜公的寶璽在居最後一任軍機大臣時，曾扈駕幼主光緒帝載湉和太後老佛爺慈禧“西望長安——不見佳”去。共讀樓由家麒叔祖文索主管，直到抗日戰爭後將全部房產售予蔣經國，才結束了索綽絡族舊居的曆史，共讀樓藏書也逐漸散出，聽說有流入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者。三十年代間，我從琉璃廠舊書店買到一部《共讀樓書目》，見其庋藏之富，真令人舌翹難下；如：殿版內聚珍本《二十四史》和《古今圖書集成》便有好幾部。尤其使人欽佩的是，這所私家圖書館除了供給索綽絡氏在方巾巷內自辦的“崇正義塾”師生閱讀以外，主要是向北京各界人士公開，成為近代惟一的私設而實際是公共圖書館性質。

經過十年浩劫，共讀樓得以巋然不動者，是由於東城區某房管所的接管，後來在計劃建築國際飯店期間又歸施工隊作為指揮部，而大廈像個白無常似地遙遙與南麵的首都大門北京火車站對峙時，共讀樓也就片瓦無存地沒於野草叢生之地。我的那部《共讀樓書目》呢，也由於送給鄭西諦（振鐸）師，由師母高蘊華（君箴）夫人捐獻給北京圖書館。談到北京圖書館，順便在這裏說幾句淡話：館方基於保護書籍的好心，閱覽製度未免失之繁瑣嚴格，致使讀者嘖有煩言，甚或有謔之為“北京第十四陵”者。

(本文的題材取自北京晨報、北京科技報、大河報、京華時報、新京報和南方周末)